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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阅阴阳五行归类表中诸多繁杂事物时，我发现独有一物与众不同。请先看下表： 五行 五方 五季 五气 五化 五色 五味 五臭 五脏 五官 五志 五音 五时 五运 木 东 春 风 生 青 酸 臊 肝 目 怒 角 平旦 丁壬 火 南 夏 暑 长 赤 苦 焦 心 舌 喜 徵 日中 戊癸 土 中 长夏 湿 化 黄 甘 香 脾 口 思 宫 日眣 甲己 金 西 秋 燥 收 白 辛 腥 肺 鼻 悲 商 下晡 乙庚 水 北 冬 寒 藏 黑 咸 腐 肾 耳 恐 羽 夜半 丙辛 细究可见：除了“五季”中的“长夏”，此十四类归纳于“五行”概念（也含“五行”本身）的对应事物，各自具有特征，完全不含同性，例如“火”与“土”，“南”与“中”，“苦”与“甘”，以及“喜”与“思”等等；唯“长夏”之于五季之“夏”，概念相似，因均含“夏”意；但又不同，因“长夏”多一“长”字。不过，“长夏”与“夏”之别，绝不如“火”“土”等性质之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却似是而非，貌离神合，耐人寻味也。 古人为何独创“长夏”一词而形成“五季”，以区别古往今来通行已久之春夏秋冬“四季”？又为何不取“春夏冬”，却独择“夏”季一分为二而得“长夏”这一时间概念？对此之好奇疑问，令我遍览典籍，试图寻得答案。又发现对“长夏”之专题研讨，撰述似乎不多。故不揣浅陋，试作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长夏”之出典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一般公认是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其包括《素问》及《灵枢》各九卷。书名冠以“黄帝”，系后人伪托。东汉班固等撰《汉书·艺文志》最早著录，曰：“《黄帝内经》十八卷。”此书以医理阐述阴阳五行学说、辨证论治规律、病机病症，兼及针灸、方药、养生等，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被历代医学家称为“医家之宗”。 按序读来，《素问》之《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首先提及古时一年之季候，出现了“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冬三月”的“四时”说法，又概而论之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至此，《素问》明确提出“春夏秋冬”这“四时”，并无它说。接着，在《金匮真言论篇第四》里，出现论述如下： “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 歧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 据我所见，这是《黄帝内经》首次提及“长夏”这一新词之记载。但书中并未对此新词之时间概念及医学含义做出任何界定或解释，就提出明确论断：“春胜长夏，长夏胜冬。”那么，对照前述“四时”说法，既然“夏三月”属四时“一时”，何故此地又冒出“长夏”一时，难道“四时”又突然变作“五时”？若有“五时”，为何独独选取“长夏”，而非“长春”，“长秋”，“长冬”呢？还有，为何“春胜长夏”，“长夏胜冬”？书中亦未解释，紧接着就衍生出“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等结论。我读至此，疑窦丛生。 “长夏”究竟何意？《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又有两处提到“长夏”，即“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对此，一般解释是：“……夏天多发生胸胁方面的疾患，长夏季多发生洞泄等里寒症…、、”，“……（若冬天不进行按蹻等扰动阳气的活动），来年夏天就不会发生胸胁的疾患，长夏季节就不会发生洞泄一类的里寒病……”。请注意，此篇突然又首次提出“仲夏”一词，也未对其时间界定做过任何解释，就将其作为“夏”之同义词。我又有疑：“仲夏”与“夏”显然意异，为何混为一谈？若以“仲夏”为新的季候概念，连同“长夏”，那岂不就有了“六季”？ “仲夏”，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辞海》的解释是夏季之中（阴历五月）。旧时兄弟排行常以伯、仲、叔、季为序，仲，是老二。若按《黄帝内经》所提及的“仲夏”恰恰就在“长夏”之前，那么从逻辑顺序看来，阴历五月（仲夏）之后的“长夏”应是阴历六月左右。不过这里又有问题：按照阴阳五行里的“五季”顺序，“春”之后为“夏”，那么此“夏”究竟是否“仲夏”？顾名思义，“仲夏”为夏之中间，其后当为夏末；既是夏末，何来“长夏”？难道夏季时间跨度比其他三季要漫长？果如此，一年不管被分成四季或五季，其时间总长度应是固定的。倘若有了“长夏”，岂不意味必有“短秋”或“短春”或“短冬”？ 《黄帝内经》对“长夏”之诠释《黄帝内经》全书所论述的内容，早已不限于人体生理学及医学，也糅合了自战国至秦汉时期“五行”学说所涵盖的自然、天文、人文及政治等领域。此书所依托的“五行”学说的核心思想主要有二：一是万事万物依类的相配与对应；二是“木、火、土、金、水”五行循环的相生相克关系。 我以为，当远古祖先筚路蓝缕、艰难农耕于中华大地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空间位置及时间顺序，便是首先遭遇也最早急需留心研究的知识。所以，在认定“五行”即五种物质之运行（相生相克关系）构成宇宙万物之理论基础上，相对应的方位观念（空间）及时间概念（季节）就首先形成。因此，在一般所知的阴阳五行归类表里，紧随“五行”的是“五方”（东南中西北）及“五季”（春夏长夏秋冬），便不足为奇。 既将世间万事万物一概分为五类而一一配对，似乎难免挂一漏万、牵强附会。即以“五季”为例，季节明明是四季，为何偏要一分为五？何况《金匮真言篇第四》里的“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以受乎？”也明确提出“四时”概念，所谓“四时”自然即“四季”之代词，那么《黄帝内经》又提到“五季”（因有“长夏”一说）概念，岂不自相矛盾？ 然而，当我们发现书中“五季”之“长夏”，是紧随对应“五方”之“中”、从而又与诸多其它五种事物之第三种相配，就会觉得此书极力试图自圆其说，自成一家。《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曰：“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如此，“长夏”与“中”，“湿”，“土”，“甘”，“脾”，“肉”，“肺”，“口”，“黄”，“宫”，“歌”，“哕”，“思”等至少13种事物即现象（“哕”）蛛网似地相配相对。不过，对《黄帝内经》对“长夏”之如此繁杂的配对解释，我又有疑惑： 其一，“五脏”里的“脾”与“肺”分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脏器，怎么在书中变成“脾生肉，肉生肺”，岂不等于是在说“脾生肺”吗？ 其二，“甘生脾，脾生肉”之“肉”应是固体的，而之前书中提到：“‘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之“血”， 想来应是液体的；那么，液体（血）如何生成固体的脾？ 其三，既然“甘生脾，脾生肉”，又为何“甘伤肉”？难道由“甘”生出的“脾”及“肉”反而会与“肉”自相伤害？ 另外，从各季节的时间长度来说，《黄帝内经》对“长夏”之时令界定，似乎语焉不详，或付之阙如。这也对读者理解“五季”造成一定困难。 十干五季与“长夏”由来对物换星移及四季变迁，我们祖先认识极早，《尚书·尧典》对春夏秋冬四季以及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就有详细论述。尧在历史上属于原始社会时期，可见我国古人认识四季递嬗之早。降至战国秦汉之间，遂有二十四节气之名目。对此记载完全而又较早者，当以西汉淮南王刘安等著《淮南子·天文》篇为最。由于二十四节气之分定，从立春到立夏为春季，自立夏到立秋为夏季，从立秋到立冬为秋季，自立冬到立春为冬季。每季共有六节气，每月则有二节气；这样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安排，在立法上应是最好的。所以，气象学泰斗英国人肖伯纳（Napier Shaw）曾经提倡过欧美采用中国这种四季二十四节气的历法。 问题是，既然每季六节气，四季（一年）二十四节气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界定，为何在《黄帝内经》里又出现“五季”之说？而且，《素问·宝命全形论》讲得很清楚：“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里的“四时”即春夏秋冬四时变化的规律，以及掌握好适应四时变化的法则。总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乃保持人体健康的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