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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深入到“人心”的层面，还使斗争的时限变得无法预期，范围也难以约束。我们已经论及思想可以传承、延续、影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可以不断产生，加之革命是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无产阶级政权处于强大的敌人--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毛泽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讲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我们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64]这也是上引列宁教导的第四点。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地球上埋葬资本主义，并且让它彻底“绝种”，阶级斗争之功才可以说告成。胡乔木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时说：林彪、“四人帮”一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前面加上了‘始终’两个字。这样，就把原来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正确的命题篡改成为一个错误的命题，篡改成为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命题。”[65]但是，即便用毛泽东所谓“几百年”来代替“始终”一词，对于现世的人们来说，也等于是遥不可及，所以胡乔木的辨析仅存某种理论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鉴于阶级斗争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归纳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66]直到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仍然认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67]。用“一定范围”来限制阶级斗争，显得缺乏有力的根据。谁都知道，人心（思想）及其变化是难以范围的；而用和谐社会建设来化解矛盾，用民主与法制来规范斗争，则不失为正确之路。 三、 1958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跃进”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后的执政党将其阶级斗争的纲领、路线与作为日常工作中心的经济建设再次高度重叠。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不可能有另一种方法呢？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68]胡乔木回忆，中共党内多数人“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69]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大跃进”的失败已成为事实，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中，那些曾经追求真理不怕砍头的与会者们却都说违心之言，“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70]因为毛泽东把当时对于经济建设的不同意见定性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会起来。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71]在如此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党内高层无人敢就事论事地替彭德怀辩护，便完全可以理解，而违心地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诚的一种表现。[72] 除了象“大跃进”那样，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经济建设之外，只有在阶级斗争波浪相对缓和的形势下去寻找经济建设的空间了。1962年3月，总理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说：“当前认为阶级斗争将不断尖锐化，或者认为它在短期内可以结束的观点都是不对的。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是进步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应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73]周恩来的话倾向很明显，但犯原则错误的风险较小，因为这只涉及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问题。两年之后，同是对1962年的形势判断，周的调子发生了大的变化，他在三届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又出现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有力地反击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煞下了那时的歪风邪气。”[74] 有种观点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因为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确实完整的归纳成了“一条路线”，并且被全会所接受，毛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75] 然而毛泽东后来说，八届十中全会只是“重提阶级斗争问题”。[76]所谓“重提”亦即再次强调之意。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毛泽东更明确地讲道：“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77]这个意思很明白：党的路线是自建国以来就确定，并且一直在实践着的。 我们看到，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根据，仍然是列宁的话。在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专门讲阶级问题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78]对此，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刘少奇，都不可能提出异议。不过其时毛泽东还没有把阶级斗争放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他一边“重提阶级斗争”，一边又说：“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79]当时国内的情况是，“大跃进”失败造成的饥馑，使上千万民众“非正常死亡”；工农业生产秩序陷入混乱。其善后、自救和调整、恢复经济的工作十分繁重，属当务之急。毛泽东自然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转移工作中心，全党全民不会答应。所以，他只是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没有要求把当前工作中心与阶级斗争完全重叠。刘少奇在全会上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见，同时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80]可以说，八届十中全会与八大之间，拉开的距离并不大，阶级斗争是纲、是路线虽被再次强调，也无人能够否定，但它与日常工作中心还是允许有一定的区分，或曰层次的不同。 接下来在中共高层发生的、最终导致“文革”的“毛（泽东）刘（少奇）分歧”，还是围绕阶级斗争问题。如陈伯达所回忆：“少奇同志是承认阶级斗争的，他与毛主席的差别在于，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基层，在下面；而毛主席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在当权派。”[81] 1963年2月1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2]毛泽东在会上也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83]于是国内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84]）由此发端。刘少奇主持领导下的阶级斗争，矛头所向仍然是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在农村，“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都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土地改革时候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必须清查出来，他们所有的过多的房屋和家具，应当没收。”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进行处理。”地、富子女，由于他们“多数人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一律不能担任本地区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同时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对犯错误干部“洗手洗澡”、处理退赔。[85]在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1963年7月），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据此教育部出台《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从1963年暑期起，在学校开展揭发、清理反动学生，将他们送劳动教养。[86]直至“文革”初期，刘少奇仍批示地方：“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87] 1964年底，中共中央讨论制定指导“社教”运动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薄一波回忆：“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从运动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他在我报送的陈正人同志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主席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但是，少奇同志仍然坚持：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88]刘源记载，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的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89] “毛刘分歧”发展到毛泽东感觉自己在党内的发言权被剥夺，遂生“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之念。[90]1966年6月，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最后下定时，他在给妻子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91]“以阶级斗争为纲”--“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其后来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架构。人们还记得，1945年他曾以“民主新路”走出中国历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高论，令黄炎培佩服至极。[92]二十一年后，这位杰出的革命家还是回到了他驾轻就熟的革命造反与治乱循环的历史路径之中，这既是一种遗憾更值得思考。也是1966年6月，在与党外民主人士的座谈中，刘少奇的讲话与毛泽东保持了一致，他说：“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下，国内的、国际的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然在党内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在找，苏联也在找，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找。党内一些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改造好的，钻到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是不由自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陆就可以不要台湾？中国革命胜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动派要搞你，非斗不可。”[93]刘的表态可惜已经晚了。这时的周恩来则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又让大家重温列宁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都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列宁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经常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94]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举杯祝酒道：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95]几天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的元旦社论，把毛的话传布全国：“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不同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那时毛泽东虽强调阶级斗争，还表示不妨碍调整经济的工作，这一回，则是阶级斗争与日常的中心工作再次高度重叠，阶级斗争就是工作！于是乎，学生“停课闹革命”，工人“停产闹革命”，整个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这便是后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毛（泽东）邓（小平）分歧”的由来和背景。当然，按照全党早已同意的“阶级斗争时起时伏，有时甚至很激烈”的观点，毛泽东认为需要进入一个“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非常时期，谁也没有理由阻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