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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上)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张邦炜 参加讨论

一、“往前多走了一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宋王朝真可谓时来运转:30年前,备受贬损:“守内虚外,积贫积弱”;30年后,博得赞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宋朝顶峰论,据说出自史界泰斗。的确,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邓广铭讲过:“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强调“历史不能割断”,既重视隋唐两代的“传承”,又在时间上严格予以限制,“截至明清之际”。[②]至于陈氏的论断,只怕应当正确理会,不能无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
    宋朝顶峰论的代表作,当推萧建生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此书号称“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某些媒体在高度评价之余,也曾指出:“作者对每个时代史料的把握真切与否,有待历史学家去评说。其中有些分析和解释,似乎有些牵强。”[3]。萧先生断言“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峰”,并情不自禁地将宋代艳称为“大宋朝”。此书涉及面广,笔者所知有限,难以全面评论。仅就宋朝而言,其论述不乏合理的内核,但渲染过分之处似乎较多。诸如:“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 “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残酷的礼教在宋朝是不存在的”;宋代是“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愚民政策,没有文字狱,没有特务横行,人民无忧无虑,具有安全感,所以充满了宁静、祥和、自然而又健康的气氛”,“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人民过上了300年自由、富裕、文明而有尊严的生活”。在作者笔下,宋代是“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不仅宋朝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文化和医疗普及率也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确实活得很有尊严,思想独立自由,人格高贵”;“农民比以往的朝代生活得开心和幸福,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生活在大宋王朝的人民真正是幸运的、幸福的”。甚至认为:“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作者将“大宋文明的成功”归功于宋朝统治者及其推行的政策。他说:“为了达到和平发展的目的,宋朝的统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经济、文化、教育之上,关注民生。”宋朝“实行和平发展和自由开放的政策,保护人权,具备了现代文明的许多特征”;“宋朝非常尊重人的自由,对人的活动不加干涉”;“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力,实行包容和鼓励各种思想自由发表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没有思想的禁区”;“官方鼓励的言论自由,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思想的空前开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实行了300年自由、开放的政策,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从而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使中国人敢想敢说,敢于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赞扬宋朝官员“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作者高度评价宋朝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权完全向人民开放”;“出现了党派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政治格局” ,“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君主专制现象的发生”;“改变了中国社会一言堂的专制传统,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在作者看来,宋朝 “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是留给现在中国人的宝贵遗产”。作者还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宋朝是最适宜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以表达对宋朝的“敬意”[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结论性判断颇具颠覆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于宋代并无固执的偏见,相反倒是较为顽固的宋朝“积贫积弱”论的反对者。“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谓宋史亦壮篇。”30年前,当宋朝“积贫积弱”论盛行于世时,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免失之偏颇。平心而论,北宋弱而不贫。”[5]后来又在《瞻前顾后看宋代》一文写道:“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又一座新高峰。”不用顶峰而用“高峰”,以免引起误解。通史贵在一个“通”字,历朝历代均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为了避免陷入“扬宋抑唐”的泥潭,强调:宋代“足以同汉朝、唐朝前后相辉映,相互争妍丽。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均大可不必。” [6]“一种倾向掩盖另一倾向。”当时笔者就担心学界是否会在摆脱低估宋代的偏见之后,又走向高估宋代的极端。然而如今高估宋代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扭转的主要倾向。浏览网络,“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完美无缺的朝代”,“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没有文字狱的时代”,过甚之词不胜其举。当年王国维之次子王仲闻以“宋朝人”自诩[7],可谓寥若晨星;如今“希望回到宋朝,生活在宋朝”者[8],不计其数。既有“梦里回到宋朝”的文章刊布[9],又有《梦回宋朝》的著作印行[10]。《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皇帝》、《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一类的网络小说,俯拾即是。甚至认为回到宋朝做“剩男”、当寡妇也很幸福[11]。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回到宋朝”是各自的权利,他人不得干预。只是愚意以为,上述种种说法大抵出自对有宋一代历史的误读。人们难免会问: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赵宋王朝果真那么完美吗?
    提笔写此文,内心很犹豫。总算动笔了,主要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时下宋朝炒得太热,说得太玄乎,只怕应当泼点冷水降降温。物极必反,否则不要30年,宋朝“积贫积弱”论恐怕又将再度盛行于世。第二,某些片面的说法与笔者仿佛不无干系,如《宋代“剩男”的幸福生活:富绅争相“榜下捉婿”》、《宋朝之寡妇好嫁》一类的提法,有可能是笔者《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12]等文的引申,笔者似乎有必要出面加以说明和澄清。对于《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作者勇于探索、勤于钻研的精神,笔者由衷地敬佩。对书中某些较为具体的枝节问题提出学术性质疑,恰恰是尊重作者说话的权利,并且不敢自以为是,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二、没有“量”,怎么“计”?足以为宋代顶峰论张目的数据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13];北宋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14]。可是,这些数据均查无实据。英国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将宋代的人均GDP估算为450-600美元[15]。我国已故知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彭泽益对此均不表认同。吴氏说:“在18 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 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 (美俚语瞎猜)。”[16]“他高估宋代的经济成就,低估明代的经济发展。”[17]彭氏“对麦迪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认为:“因为对中国经济史上的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呢?”[1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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