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方今制禄，大抵皆薄”宋代素有“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之称。《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将宋代称为“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不无一定道理。书中从朝廷的待遇和士大夫的人格两大方面予以论证，内容大抵属实，且不乏中肯之论，其中也难免有概括不尽周延及渲染失真之处。 在作者看来，宋代士大夫在经济上待遇丰厚。关于宋代的俸禄，从前有两种极端的说法。北宋杨亿认为比前代减少：“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75]范仲淹认为不如唐代：“唐外官月俸尤更丰足，簿尉俸钱尚二十贯。今窘于财用，未暇增复。”[76]王安石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77]清人赵翼的看法与杨亿等人正好相反，他说：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并在其《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赏之厚》、《宋恩荫之滥》等条目中加以阐述。可能正是依据赵翼等人的论断，《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指出： 宋代官员“待遇之丰厚，实为历代罕见。”至于“宋朝公务员富得流油”[78]一类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 对于宋代的俸禄，何忠礼、张全明先生有专门研究。何氏认为：“宋代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的俸禄确实非常优厚而外，占官员总数绝大部分的低级官员的俸禄不高，往往不足以养廉。至于州县胥吏，则基本上无廪给可言。”[79]张氏指出：“宰相、枢密使等高官享有极其优厚的俸禄， 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 对于衡量、评价全体官员的俸禄水平，没有普遍意义。”[80]在宋代的宰相中，确有因其俸禄优厚而生活富裕乃至豪侈者。寇准即是一例，他“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81]，且心存及时行乐之想，竟声称：“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82]又如赵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状。一日拜相，骤为骄侈，以临安相府为不足居，别起大堂，奇花嘉木，环植周围。堂之四隅，各设大炉，为异香数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于座上，谓之香云。”[83]又有因多种原因清贫甚至穷困者，如吕端贵为宰相，“不蓄赀产，（其子吕）藩兄弟贫乏，又迫于婚嫁，因质其居第。”[84]毕士安“四方无园田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85]中下级官吏又等而下之。北宋前期，“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有位职居此阶者题诗驿壁，大发其牢骚：“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有位书生投书县尉借米，县尉以诗作答：“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86]南宋时，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官吏写下打油诗：“平江（治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87]至于俸禄之外的灰色、黑色收入，各个机构之间差距很大，尚书省六部二十四曹就很明显。南宋初年，顺口溜说：“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虀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身生饿鬼。”当时“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88]广义的士大夫还应当包括未能入仕为官的读书人。他们“平生苦学，望一青衫而不可得。”其数量若干倍于官吏，其经济状况通常更差。有位士人感叹道：“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尘埃。直到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89]梁庚尧先生《南宋的贫士与贫宦》一文[90]列举了大量士大夫贫困的史实并分析其成因，值得参考。总之，宋代士大夫并非人人富有，而是贫富不一。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宋朝“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不无一定史实依据。鉴于官吏薪俸较低，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91]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如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92]对此，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给予高度评价：“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责官廉，开宝之制可谓善矣！”[93]宋代也确实时有增俸之举，仅据《宋会要辑稿》职官57《俸禄杂录》的记载统计，地区性的增俸多达20次，局部性的增俸多达11次。全局性的增俸，主要有大中祥符年间、元丰年间、崇宁年间三次。到南宋中期，官员的俸禄据说“或七八倍”[94]于北宋初年。但是宋代物价多次上涨，官员所增俸禄往往被物价上涨抵销，加俸在某些时段不过是虚增而已。特别是南宋晚期物价飞涨，官员的名义俸禄最高，实际俸禄最低。当时人说：“谷高三倍价，人到十分穷”；[95]“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96]“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97]。有学者将北宋视为高薪不能养廉的典型[98]。就蔡京之流而论，确实如此，他们俸禄最高，最不廉洁。笔者认为，宋代的总体状况是：官未减反增，俸名增实虚，廉未养愈贪。总之，宋代高薪养廉的设想不无一定道理，但在实践中很不成功。 七、“西湖虽好莫吟诗”《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宋代士大夫不仅在经济上待遇丰厚，而且在政治上自由度大。当时，朝廷一般“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99]这在传统时代确实很难得，无疑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作者指出：“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或许增加一个“较”字，改为“较自由”、“较开放”，要确切些。[100]作者又说：宋代“没有特务”，“没有文字狱”，“没有思想禁区”。这“三个没有”则不是事实。 将宋代的皇城司称为明代锦衣卫的前身，或许言过其实。但说皇城司巡察亲事官、亲事卒、逻卒是特务，只怕一点也不错。皇城司的这些人员，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之。司马光说：“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101]朝廷有时担心“密行伺察”，激起民愤，也曾加以限制和约束。如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月给缗钱，每季代之。凡所察事，悉上本司，本司皆录奏。”宋真宗“虑其恐喝骚扰”，“于是令枢密院条约之，自今非奸盗及民俗异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闻。”[102]有时又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予以扩充。如“熙宁五年（1072）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103]早在宋仁宗末年，司马光就抨击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圄，横罹楚毒。”[104]熙宁年间，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又上奏宋神宗，极力反对：“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105]但并未产生任何作用。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弹劾道：“夫皇城司之有探逻也，本欲周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而（领皇城司石）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一旦入狱，“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于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顾以目者殆十年。”[106]宦官石得一虽然被贬职，但探逻依然如故。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107]绍兴末年，秘书郎王十朋当面直陈高宗：“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大概是内禅在即，高宗这次还算比较开明，“戢逻卒，罢诸军承受”[108]。所谓“戢”者，约束而已。可见，今人所谓特务，北宋、南宋不是没有，而是都有，只是其严重程度小于后来的明代而已。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109]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又如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谓“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在朝廷的压力下，司马伋言不由衷，公然说“《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110]。再如嘉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焘《续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书特许“存留”，但“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111]因文得祸者往往贬往远恶州军，并株连甚广。如绍兴二十年（1150），原参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讥谤朝廷”罪，远贬昌化军（治今海南儋州），“前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112]“其弟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长子孟传、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贬所。仲子孟坚以私史事，对狱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113]因文得祸者还有被处死或逼死的。如绍兴年间，“进义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114]原宰相赵鼎远贬吉阳军（治今海南三亚），他对其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于是“不食而死”[115]。 [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2]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为陈植锷博士论文《北宋文化史述论稿》所作序引），《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收入《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423页。 [3]熊景明：《读〈中国文明的反思〉》，《亚洲周刊》2010年第1期；凤凰卫视台2010年3月5日18时“开卷八分钟：《中国文明的反思》”，主持人吕宁思。 [4]萧建生：《中国文明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所引此书均出自其《古代中国文明的顶峰--宋朝文明的伟大与消亡》一章，第128-175页。此书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曾再版。 [5]张邦炜：《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15页。 [6]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第99-101页。又载《新华文摘》2007年第1期，第59-61页。 [7]沈玉成：《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沈玉成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4-401页。 [8]郭雪波：《希望回到宋朝》，《北京青年报》2007年6月23日。 [9]熊培云：《梦里回到宋朝》，《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10]何仁勇：《梦回宋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11]林一杕：《宋代“剩男”的幸福生活：富绅争相“榜下捉婿”》，《羊城晚报》2011年7月1日。此外，网络小说有题为《宋朝之寡妇好嫁》者。 [12]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90、149-191页。 [13]袁腾飞：《两宋风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4]望江海：《富甲天下的大宋王朝》，《商业文化》2008年第12期，第70页。 [15]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伍晓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16]吴承明：《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页。 [17]吴承明：《中国GDP的故事》，金明善编：《经济学家茶座》第10辑（2002年第4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此文承蒙陈鹤先生推荐。 [18]萧国亮：《对中国历史上GDP研究的一点看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6页。 [19]张邦炜：《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15页。 [20]《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66页。 [21]关于宋代管辖区的面积，可参看袁震：《宋代户口》附表三《宋代各路人口密度表》中的土地面积栏，《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第36页；宋岩：《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的疆域面积估算》，《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第149-150页。袁震先生在前引文的注释中特别指出：“此表所计算的面积数字只是个大概数。” [22]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至道元年九月丁未，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20页。 [24]见《铁血社区》网《铁血历史论坛 ·中国历史》（http://bbs.tiexue.net/post2_4495385_1）。 [25]《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第225、227页。 [26]《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第18页。 [27]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萧鲁扬点校，第77页。 [28]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东方学》第13辑。中文译文见《宫崎市定论文选》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第177-199页。 [29]严耕望：《治史三书·治史经验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0页。 [30]《鸡肋编》卷中，第77页。 [31]王曾瑜：《辽宋金的煤炭生产》，王曾瑜：《锱铢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94页。此文承蒙邱志诚先生提示，关于宋代煤炭的使用状况，我吸取了他的意见。 [3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南宋取民无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5、492页。 [33]张咏：《张乖崖集》卷2《愍农》，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页。 [34]利登：《骳稿·野农谣》，见陈起：《江湖小集》卷8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9页。 [36]李觏：《李直讲先生文集》卷36《感事》、《村行》，四部丛刊初编本。 [3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0《论兵》，中华书局1986年版，王星贤点校，第2708页。 [38]佚名：《宋史全文》卷25上乾道五年九月丙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之亮校点，第1714页。 [39]文同：《丹渊集》卷4《宿东山村舍》，四部丛刊初编本。 [4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四·历代田赋之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 [41]《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振恤》，第4340页。 [42]周密：《武林旧事》卷6《骄民》，西湖书社1981年版，第96页。 [43]见《铁血社区》网《铁血历史论坛 ·中国历史》（http://bbs.tiexue.net/post2_4700763）。 [44]可参看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第十章《生育与养老》、第十一章《丧葬（上）》、第十八章《医疗保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5]《宋史全文》卷35宝祐五年十一月壬戌，第234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