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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量”，怎么“计”？前辈经济史家说得很中肯。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以例证为依据对研究对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显而易见。以数量为依据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对象由模糊变清晰，由抽象变具体，其优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的数据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换算、推算、估算的过程中又容易出错。笔者在采用数据时，就闹过笑话。为证明北宋“弱而不贫”，宣称：“北宋疆土虽然狭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顷左右。”[19]《宋史·食货志》载，北宋治平年间的天下垦田为“四百四十万余顷”，同时又说 “赋税所不加者十居其七”[20]。于是，笔者便相信加上隐漏的垦田，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460多万顷。按一宋亩等于0.9市亩换算，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3.14亿亩有余。须知，北宋并非大一统王朝，其管辖区的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里[21]，不到当代我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眼下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不过略多于18亿亩，宋代竟高达13.14亿亩，这一推算显然有悖常理。葛金芳先生认为：北宋最高耕地总面积“可能接近800万顷”，南宋时期“当在600万顷上下浮动”[22]。相比之下，这个估算要合理些。“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句老话，然而古人的言论并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995）九月，参知政事张洎称：当今“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23]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夸张的片言只语，竟被解释为：“宋朝的京城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并进而引申为：“宋朝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两宋财富也许已经超过了秦、汉、晋、隋、唐、元、明、清这八朝的总和”[24]。这只怕也是个笑话。依据宋代史籍关于财赋收入的记载来估算宋代的财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宋人的统计采用不同名数相加的办法，往往以贯石两匹或贯石两斤等为单位。这种统计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学。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时以数据说明问题，所用数据均有来源，只是个别数据仍有斟酌的余地。如作者说：“宋朝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而在两浙、江东、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发达地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为6930斤。”“再拿当代农业生产率来比较，1980年我国粮食总产为6363亿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为3421斤，依然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可见宋代农业之发达。”然而这组数据出自推算，且有疑点。估算者在宣称“这的确是个令人惊异的成就”之后，又缺乏自信地说：“估测不会离谱太远。”[25]这类有些“离谱”的数据，最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说：“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台湾经济史家赵冈有个估算：“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1820年，又降到了总人口的7％。”麦迪森对此已提出异议，认为其证据“非常单薄”，依据“缺乏严肃可信性”[26]。再如作者说：北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料。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饭取暖。中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城市全部用煤的水平。”其主要依据无非是宋人庄绰《鸡肋编》里的一条记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27]50多年前，日本知名史家宫崎市定正是根据这条记载和其它史料，证明宋代“煤之普遍使用”[28]。我国已故史家严耕望指出：“这项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但仔细看来，不无问题。”严氏列举出八条反证，证明庄绰的记述“过分夸张”，“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炭参半。”并告诫后学：“不要忽视反面证据。”[29]庄绰这条记载又称：“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30]此言或许同样“过分夸张”，但南宋临安的煤炭供应情况较北宋汴京差别较大，应当是事实。关于北宋开封一地的煤炭使用状况，严氏的总体估计偏低，王曾瑜先生作了相当详尽的动态考察。其结论是：“自北宋开国至宋英宗时的百馀年间，开封的燃料大体上使用柴和木炭。然而自宋神宗以后的近六十年间，开封燃料构成确实有很大变化，石炭的使用渐趋突出，最后占据开封燃料的主体，甚至可以供应外地。”王氏同时又指出：“南方煤炭资源不足”，“在宋人记载中已反映得相当清楚。”[31]在宋代的四川等广大南方地区，包括其主要城市在内，居民只怕远远未做到“基本用煤作燃料”。 三、“民间苦赋重”，“王税何由备？”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宋代是广大民众的苦难时代。清人赵翼的论断常常被引用：“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32]赵氏之说未必很准确。《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认定：宋朝是“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其主要依据是唐诗和宋诗：“只要看看唐朝和宋朝诗人描写农民的诗歌就知道了”，唐诗“描写的却是农民的苦难史。而宋朝的诗歌里，记录的却是农民的欢歌笑语声”。 不必查阅卷帙浩繁的《全宋诗》，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宋代农民欢乐说的大量反证。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刘攽《江南田家》云：“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南宋徐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戴复古《庚子荐饥》云：“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至于梅尧臣的《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张舜民的《打麦》以及范成大的前后《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农民苦难生活的名篇。足见，宋朝人并没有感受到生活在大宋王朝的幸运和幸福，而是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笔者无意因此认为宋代农民的生活比唐代更苦，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宋代农民的生活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程度毕竟有限，不宜渲染过分。北宋张咏《愍农》诗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33]诗句难免夸张，但宋代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是事实。 南宋利登《野农谣》云：“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34]刘攽说得更直白：“官家不爱农。”这些话笼统了些，对宋代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应作具体分析。客观些说，宋朝统治者不可能一味 “杀鸡取卵”，确实采取了若干“养鸡生蛋”的惠农措施，以便培育税源，稳定社会，巩固政权。但《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认识与刘攽截然相反，只怕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作者断言：“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梅尧臣《田家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35]宋诗中这类抨击官府压榨、盘剥农民的篇章为数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36]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37]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38]百姓哀叹：“王税何由备？”[39]宋代佃农、自耕农分别负担哪些租税以及负担如何沉重，学界论述不少，这里不必重复。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40]宋代农民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四、“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宋史·食货志·振恤》曰：“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41]南宋遗民周密《武林旧事》云：“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并发出了怀旧的感叹：“民生何其幸欤！”[42]或许正是依据有关史料，《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官府“保护”、“帮助”人民。此说又被引申为：“如果你是一个宋朝人，从你被怀在母亲肚子里开始，到你出生，到你受教育，到生老病死，你都会得到宋朝国家福利政策照顾。”并赞叹：“伟大的宋朝福利，可以与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断定：“宋朝街上没有乞丐，因为乞丐都被政府收养了。”[43] 宋代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实不少，除上述居养院等机构之外，还有为资助贫穷人家生儿育女而设立的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为平民提供低价药品而设立的和剂局、惠民局，为收治患病囚犯而设立的病囚院，等等。当时，生、老、病、死等社会民生问题相当严峻，宋朝为缓解这些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无疑应当受到历史的肯定[44]。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毕竟较低，官府的财力有限，加之吏治腐败，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实施时间短。如负责安葬贫不能葬的死者的义冢，元丰年间（1078-1085）在开封府界始具规模，但更名为漏泽园并推广到全国是在崇宁三年（1104），23年后北宋即亡国。负责收养遗弃婴儿的慈幼局设立于庆元元年间（1195），宋理宗时“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45]，数十年后南宋便覆灭。所有这些机构均旋兴旋废，并非始终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