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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下午，财政部张劲夫谈加快积累建设资金问题。华国锋提出要搞好综合平衡；引进要防止盲目扩大规模；对地方和企业实行小额外汇贷款；基建要总结28年正反经验，搞出规定；要加强物资管理。李先念提出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四大平衡问题；引进本身也要搞好；追加基建投资要刹车；“五小”工业要支持。他说：“搞现代化的工业，不是孤立的。对这样超过过去二十八年总和的大规模建设，就得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计委要研究一下基本建设。现在规模，够大了，基建追加投资一律刹车。必须搞的工程投资要在本部内调剂解决。已经批准的工程要看有没有材料设备，如果没有，也要撤回。不管谁批的，计委有这个权。要计委、经委、建委、财政部综合机关团结起来，一致对外。”[3]（p.1064） 7月28日，胡乔木就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做了发言。华国锋说：要减轻农民负担；要重视2000多万职工与农民争口粮；要提高支农产品质量；要考虑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李先念说：要解决农民不合理负担；要解决职工与农民争口粮、待业问题；要改变农村干部粗暴作风；要提高支农产品质量；要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 7月31日，地质总局孙大光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资源保证和加速地质工作现代化问题。 7月31日和8月2日，轻工业部梁灵光谈加快轻工业发展的问题。李先念讲了两点意见：要重视轻工业；手工业不能丢。 8月2日下午，物资总局李开信谈物资工作。李先念说：劳动工资、物价、物资是经济工作中老大难问题；要加强物资管理；企业要清产核资。 8月3日，姚依林谈农产品价格问题，论证了粮价调整的必要性。王震说：会开得很好；国内外调研；军工成绩大，遭到的破坏也大，潜力也大；全党出现了团结一致的新局面。强调：军队要整顿；大进大出，关心农民；开荒；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李先念说：会开得好，解放思想；农产品提价很有必要，落实要慎重强调：调整农业政策；扩大引进，搞好平衡；搞好团结。他特别强调：“只要我们的党是团结的，我们的形势就好。国内稳定团结，就可以借到钱。只要国内能平衡得了，可以甩开手借。但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领，一下子引进那么多新技术，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金’。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至于国民经济的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平衡得好，但要做到八九不离十。我怀疑能否借到五百亿美元？借了五百亿外债，还不起，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就要变。五百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部用，我想先借二百亿美元，用点还点，还点用点，滚着用，所有部都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不能都照你们提的盘子办。”[3]（p.1064）华国锋讲了几点：会开得好；赞成调整农产品价格；形势大好，巩固团结，“不要左一下，右一下”；全局性的问题要慎重，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央地方要互相通气；社队企业要发展；军工企业要调整。 9月9日下午，李先念作总结讲话。10日上午和11日上午，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总结讲话。 从以上经过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是时间比较长。会议先后延续了2个月零5天，实际进行23天，其中7月18天，8月2天，9月3天。 二是会议形式灵活、气氛宽松。会议基本上是每次进行半天，参加会议的人员与平时上下班一样，不住会。但也不像有些书中介绍的那样“星期天照常休息”，23天会议中，有4天都是在星期天进行的。出席会议的人数不完全固定，有时40多人，有时50～60人。出席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国务院各重要部门负责人。会议进行的程序是先学习讨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听取出国人员汇报时的重要指示，然后进行专题讨论。专题讨论基本上是先由各部门谈本部门的情况，然后大家就所介绍的情况展开讨论。会上可以自由发言，可以提问、插话。 三是会议主要是务虚，未作决定。会议没有作出决议，但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有两个文件，一个是李先念的总结报告，一个是胡乔木的发言。会议的整个调子是要在不放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扩大开放，要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组织国民经济新的跃进。 四是会议被高度重视。会议是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倡议召开的，华国锋除一两次未参加外，均出席了会议，并经常即席发言。在23次会议中，他至少在13次会上作了发言。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具体负责会议的日常工作，几个副总理也经常参加。如会议正式开始时，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耿飚、谷牧、王震、陈慕华等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共47人出席了会议，李先念主持会议并讲话，谷牧传达了中央对开放的原则意见。 五是会议目的明确，重点突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总结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的成功经验，讨论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会议重点讨论了引进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会议开幕时，李先念讲话的中心就是如何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讲了修改十年计划，特别讲了引进规模问题，点明了会议的目的和重点。外贸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一机部、建材总局、三机部、五机部、冶金工业部、财政部、地质总局、轻工部的负责人，都就引进及其相关问题，先后介绍了情况，发表了意见。 三、国务院务虚对改革开放的酝酿 国务院务虚会以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为主题，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围绕这个主题，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地涉及了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对不重视经济管理、以政治干预经济等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和检讨；大胆地提出了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意见，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发挥经济手段和组织的作用，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贯彻上述原则的具体措施。 在13次讲话和插话中，华国锋就会议的主题多次发表了意见，主要讲了引进技术、外贸出口、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劳动工资等经济工作方面的一系列方针，强调经济工作要谨慎，要扎扎实实，一方面要大胆放手工作，一方面要兢兢业业；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摸着石头过河，提出“以粮为纲”也要因地制宜，粮区以粮为纲，牧区以牧为纲，林区以林为纲。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四个一点”，对会议影响很大。 这次会议虽未形成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和7月28日胡乔木在会上的长篇发言特别值得注意。 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会议作的总结报告，共分六个部分：抓紧大好时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加强综合平衡，在统一的计划下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有关农业的几个问题；有关工业的几个问题；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改进领导作风。这个报告，较系统地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举措，实际上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 报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3]（p.1066） 报告涉及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报告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对以往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领导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指出：“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利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4]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 报告强调了实事求是和遵循客观规律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报告说：“要高速度地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就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搞好综合平衡。”[5]报告还指出：“我们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有计划按比例地、持久地、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还不多，搞四个现代化的经验更少。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尽量避免盲目性，尽量少走弯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轻易改变和取消。”④ 报告还强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必须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决不能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报告还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 9月底，这个报告被中共中央转发。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又将这个报告列为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 胡乔木的发言事后又经过多次修改，于10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发表。这个发言，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当时社会上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讲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反对长官意志决定问题；提出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提出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胡乔木的发言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有关思想的综合与发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华国锋、李先念等在务虚会召开前就曾强调过。1978年6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要把提高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还说：“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财贸战线，同样存在于农业、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战线。这是目前整个经济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着重解决的迫切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6]同年7月7日，华国锋在讲话中也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不利用价值规律，违背这个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就不能以最少的消耗取得充分的效果，就必然产生严重的浪费和亏损，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我们必须在全党，在全体经济工作人员中，在财贸工作人员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增加企业利润、厉行财政监督的教育，这样就能大大地促进生产，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有些同志对研究、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二者是统一的。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1] 胡乔木以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学识，将别人的思想火花系统化、理论化，使这些显示出旺盛生命力的思想，成为了党的宝贵财富。 四、国务院务虚会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会议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 国务院务虚会讨论的主题和有关改革开放的一些主要观点，被后来几次重要会议进一步讨论和明确。在国务院务虚会还未结束的9月6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议一直开到11月3日结束。这次会议侧重于改革问题，也是对务虚会基本精神的贯彻落实。全国计划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在安排1979年、1980年计划时，确定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7] 会议特别提出，“必须多方面的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的大经济的需要。要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按经济规律办事，改变那些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不讲经济责任的老框框、老办法。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些变革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站在斗争的前列，依靠广大群众，大胆而又细致地去领导这些变革。”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还讨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并分别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的经济管理工作，用经济办法少，用行政办法多，既存在着分散和无政府现象，也存在着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大的改革。改革的原则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统一计划下，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因地制宜，适当照顾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利于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大家对计划、工业、基本建设、物资、财政、劳动工资、商业、物价、外贸等九个方面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具体意见，如对计划管理体制，大家一致主张“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实行中央和省市区两级管理。中央一级的任务是，研究和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制定统一计划。省市一级的任务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一级的计划。”如对工业管理体制，大家认为，“企业不论由哪一级管，都要改变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的现状，打破行业地区界限，组织各种类型的公司，按照经济办法进行管理。”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