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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时，“四人帮”却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总理，下各种禁令，不准人民进行悼念活动，还强制大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广大人民目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愤然而起，口诛笔伐。一位工人的诗写出了当时群众的情绪：“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表达了人民群众誓与“四人帮”血战到底的决心。 １９７６年清明前后，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以悼念周总理为主题，以诗歌为武器，以申讨“四人帮”为目标的群众运动，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也是一次广泛的群众诗歌运动。对周总理的悼念，就是对“四人帮”的宣战。其中被“四人帮”称之为“反革命逆流的南京事件”可以说是“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前奏。一首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江青、张春桥的丑恶嘴脸和反动伎俩。亿万群众的正义呼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慨和刚强意志。 这一群众革命运动，在天安门形成高潮。多达数百万人次的群众自发地成群结队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献花圈、花篮，张贴标语、传单，发表演说，朗诵诗词、誓言。久蓄在人民心中的爱和恨，象火山熔岩一样迸发出来。真是：“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诗歌是这次斗争的最主要的最有力的武器。它被写在花圈上、贴在纪念碑的护壁与栏杆上、贴在广场灯柱上、挂在松柏枝叶间，有的在广场上朗诵歌唱。清华学生写的《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几千人聚集广场中央反复齐声朗诵。还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心魄的场面。“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11]当时，人们都争抄天安门诗歌，并以手抄的方式传播，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天安门广场的活动不仅仅代表了首都人民的意志，也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不仅是首都各阶层的群众，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甚至还有外国友人。 “四人帮”一伙十分仇恨和恐惧。他们首先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电话通知，诬蔑南京群众的悼念活动是“分裂中央”。４月２日，向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这个“电话通知”，说什么：“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要求人们不要去天安门广场。 这个“电话通知”激起了广大北京市民的极大反感，有更多的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针对“通知”的歪理，群众写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年年祭奠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莫道《文汇》鬼火亮，自有人民写春秋。寄言魑魅慢猖狂，勿学林贼把命休。” 1976年４月４日，是中华民族祭奠先烈、先辈、亲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12]，恰逢星期天，连续十几天来的悼念和抗争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真是：“八亿天兵冲霄汉，红心化剑捣鬼穴。神州清明大反击，纪念碑前洒热血。”一大清早，北京人民争先恐后奔向天安门广场。“清明时节雨纷纷，满腔哀思满腔愤。重重禁令下与谁，人海花海广无垠。”天安门前，纪念碑下花山诗海。一首首诗篇、一幅幅挽联，是一片片心意，一把把匕首。“总理回眸应笑慰，斩妖自有后来人。”“一朵白花一颗心，八亿人民八亿碑。”这些人民群众发自肺腑创作的、燃烧着血与火的千万首诗篇，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戳穿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童怀周在《天安门诗文集》的前言中写道：“在天安门事件这场大搏斗中‘四人帮’是全副武装，文武俱备。既有他们控制的专政手段――大棒和监狱，又有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报纸和电台；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赤手空拳。他们有的只是口和笔。‘变幻之际悼总理，全民作诗为武器’。亿万人民群众就是以诗文为武器，和‘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革命的诗文是号角，是战鼓，是匕首，是投枪，是风暴，是烈火。威力无穷，所向披靡。”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二、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特点和意义 “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部悲壮的政治史诗。是亿万人民群众自觉地、勇敢地、机智地同“四人帮”斗争的记录。象天安门诗歌这样，直接成为人民与敌人作战的武器，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显示了鲜明的特点。 首先，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战斗性。在“四人帮”控制宣传舆论工具，党报、党刊不能反映人民意志的情况下，人民用民族传统的诗词进行了一场特殊形式的战斗。诗词成了群众表达和交流内心情感、意志和愿望的最好手段。对周总理崇敬、热爱，对“四人帮”的声讨、鞭挞是天安门诗歌的主旋律。向来有诗国之称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动人心魄、这样气壮山河的伟大的诗歌运动。 第二，突出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一首诗写道：“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春夏秋冬四季时，天地长相忆。 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13]还有一首题为《要和不要》的小诗，率直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14]天安门诗歌运动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这些诗篇是时代的诗篇，人民的诗篇，是民主的纲领，现代化的宣言。 第三、天安门诗歌不仅有强烈的思想性，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性。同是揭露“四人帮”的，有的直截了当；有的运用谐音和中国传统的镶嵌句式；还有用“儿歌”形式的；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能力。 第四、天安门诗歌运动，真正体现了群众性、业余性和自发性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性质。参加诗歌创作的群众非常广泛，诗歌创作数量之多是空前的。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大量诗歌被搜集保存下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天安门运动的诗集有：《天安门诗抄》、《天安门诗文集》、《天安门诗文集续编》、《天安门诗抄一百首》、《天安门革命诗文选》、《革命诗抄》、《丙辰清明诗抄》、《四五诗选》、《二七广场诗选》、《五一广场诗抄》和《燃烧的泪》等。每本诗集，都是从数以千计的诗歌中挑选出来的。 “天安门诗歌”运动不仅载入我国人民的革命史册，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两次群众诗歌运动的启示 一、真切地印证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也是文化的创造主体。这两次群众诗歌运动，都体现出作为历史的主人，已经成为主动地参与和创造文化的主体。天安门诗歌运动更说明：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当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有被阴谋家、野心家篡夺的时候，他们能够敏锐地觉察，自觉地行动，不怕流血牺牲，凝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把党和国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对“大跃进民歌运动”，一般认为它最终失败了，原因是：它是在中央领导直接指挥下，自上而下、用搞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如果没有行政干预，就不会出现大部分作品内容浮夸，不真实，以至失去民歌反映人民心声的本质。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其一，从民歌的特点看，民歌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在“大跃进”的年代、在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精神状态下，必然会出现与生产大跃进形势和规模相适应的诗歌创作，而浪漫主义成为它主要的艺术手法十分自然。当时刮得很厉害的共产风、浮夸风在民歌中必然会有所反映；其二、群众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主流文化模式，包括群众文化工作（含方针、政策、管理）、群众文化事业（含机构、设施）、群众文化活动和群众文化队伍等在内的一套体系。党和政府的引导、支持和组织管理，是群众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大跃进民歌运动”情况比较复杂。应该看到，“大跃进民歌运动”所以能普及到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群众，创作出惊人数量的诗歌，没有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是做不到的。 天安门诗歌运动，则是在极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运动中反映出人民群众信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期待党能够战胜“四人帮”一伙，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当时的党中央没有、也不可能领导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同时应该看到，参与这场抗议运动的广大群众，都曾受到党的长期教育，包括“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教育，都怀着一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 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许多党员，在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广大干部群众始终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来开展运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诗歌运动，也是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的。 二、群众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 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文化艺术发展繁荣的重要契机。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文字、第一曲歌、第一首诗、第一个舞蹈都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亦为后来的专业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新时期以来，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提倡、支持下，群众文化开展得红红火火，形式丰富多彩。群众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突现出来。应该确立人民群众是文化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把握文化发展的时代趋势，深入研究总结新时期群众文化的内涵、特征、形式等，要及时发现群众文化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总结新经验，推动新发展，积极运用群众文化运动的活水源头，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注释： [①]参见吴秀明主编：《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③] 1938年4月在延安给“鲁艺”师生们的讲话。 [④]《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⑤]以上参考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448页。 [⑥]见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号。 [⑦]徐迟：《一九五八年诗选》，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⑧]梁泽楚编著：《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4月，74－76页。 [⑨]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 [⑩]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1]《悲愤悼总理，怒吼斩妖魔》，《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３５４页。 [12]通常清明节都在阳历4月5日。丙辰年特殊，清明节是4月4日。 [13]《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１１４页。 [14]《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３３９页。 (责任编辑：李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