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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介去逝后，其次子唐义问任转运判官，有一次竟与任太尉的文彦博相遇西京（洛阳）。宋人日记《邵氏见闻录》记曰： 元丰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受印，先就第坐，见监司府官。唐介参政之子义问为转运判官，退谓其客尹焕曰：“先君为台官，尝言潞公。今岂挟为恨也，某当避之。”焕曰：“潞公所为必有理，姑听之。”明日，公受府事，以次见监司府官如常仪。或以问公，公曰：“吾未视府事，三日见庶僚也。”既受印，河南知府见监司矣。义问闻之，复谓焕曰：“微君殆有失于潞公也。”一日，潞公谓义问曰：“仁宗朝，先参政为台谏，以言某谪官，某亦罢相判许州。未几某复召还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当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参政通判潭州。寻至大用，与某同执政，相知为深。”义问闻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门下。后潞公为平章重事，荐义问以集贤殿修撰，帅荆南。潞公德度绝人如此。 于戏，笔者所叹者非文彦博之先前犯错，而叹其知错必纠，且以君子风范待政敌父子，谓其为北宋大政治家，名不虚也！ 第二类先君子后小人型，即吴奎和包拯。吴、包两人与唐介同为台谏言官，（在《宋史·列传》中，三人本传竟也同在一章），且联名奏阻张尧佐职夺四使，为国同忧，不能不谓君子。然当事涉当朝宰相时，形势骤变，吴、包两人临阵退却，当了逃兵，任由唐介与皇上廷诤。 宋人《东轩笔录》云： 唐子方始弹张尧佐，与谏官皆上疏。及弹文公，则吴奎畏缩不前，当时谓拽动阵脚。及唐争论于上前，遂及奎之背约，执政又黜奎。 这就是小人的下场！吴奎因与文彦博是表里亲戚而中途背盟，不料反亦被执政同僚罢黜，当场撤职远贬了。 笔者读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篇》，发现有宋一代上疏奏折最多者莫如司马光和包拯，当然，两人文笔不在一档次，所奏内容也有别。司马光文笔潇洒自如，内容也多为对当朝天子的劝谕或为国事出谋画策；包拯文笔笨拙滞呆--曾遭欧阳修就批评，要他好生学习写作--内容多为弹劾官僚。奏阻张尧佐揽职一事，也是先由包拯发起的。其奏词洋洋洒洒，非把张尧佐拉下马不可，这里因篇幅关系不录。可是当百官廷争张尧佐事件，尤其事涉宰相文彦博时，包拯噤声了。更难以相象的是，包拯竟然反戈一击，对同壕战友落井下石。唐介因廷诤融怒皇上，被当廷削职，贬窜岭外。事后，包拯乘机在皇上跟前奏了一本。《纪事本末》道： 辛丑，起居舍人、知谏院吴奎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弹大臣，并以中奎，诬惑天听。上曰：“介昨言奎、拯皆阴结文彦博，今观此奏则非诬也。” 因阴结当朝宰相而放弃原则，包拯所作所为，连皇帝老子都看不过意而感叹，自然不予理会。呜呼，不读史，谁能知道当今世界被奉为公平、正义化身的铁面无私的包公包大人，会有卑劣的小人伎俩？ 第三类纯君子型，指蔡襄、王举正、梅尧臣、李师中。蔡襄与王举正当时并非与唐介、包拯联名奏劾张尧佐成员，当唐介因揭文彦博被仁宗帝贬谪而孤立无援时，时任同修起居注的蔡襄，不顾皇帝盛怒，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于百官中仗义执言，请求皇帝宽宥唐介。对此，《宋史·蔡襄传》也有记载： 唐介击宰相，触盛怒，襄趋进曰：“介诚狂愚，然出于进忠，必望全贷。”既贬春州，又上疏以为必死之谪，得改英州。 看来，蔡襄不仅当廷为唐介辩护，第二天仍苦求皇上勿放逐唐介太辟之处。王举正时为中丞，当唐介等欲奏张尧佐事时，仁宗已有退朝之意，王却仍留百官听取介等奏议，此已担风险，介被贬第二天，又上疏求改贬春州为英州。正因蔡、王二君之奏，致仁宗初衷稍改，贬唐介到条件较好的英州去了。大诗人梅尧臣因唐介事有何表现，除上引资料略提外，详情失考。李师中（承之）时任待制，也以正直名世，闻唐介因击宰相而遭贬谪，甚为不平，遂于唐介出京时，赠诗一首，以表达对唐介的崇敬和对吴奎、包拯等的卑视。其诗见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 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 四是纯小人型，指梁适。梁适时任枢密副使，唐介等廷争时，也是在场之人。本来事不关己，默守一旁也就罢了，然而他却站出来轰唐介下殿，既越权（还有枢密使在呢）又粗暴，纯小人之举也。后梁也曾官至宰执，但因为官不正，同样被弹劾下台，此是另话。 笔者至此，也不能不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之说，读唐介被贬故事，观其中人物表现，至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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