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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的世界：1200-1850年间的全球棉纺织品史》（The Spinning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1200-1850）是帕佐尔德纺织史研究（PASOLD STUDIES IN TEXTILE HISTORY）系列丛书第16辑。该书汇集了3大洲9个国家的20名学者的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世界主要地区的棉纺织品历史的论文，从而构成一幅时间跨度长达650年的世界纺织史的全景画卷。在本书中文版（刘北成、张天虹、王春华译）即将问世之际，作为译者之一，笔者试对这部书的内容稍作评介，希望能引起学界相关研究者的兴趣。 这本书的内容极其丰富，本文不能一一介绍，而是仅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评价：第一，棉纺织品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在其他地区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相似之处；第二，中国在世界棉纺织史（1200-1850）中的地位与作用。该书直接论及中国的部分只有宋汉理的第二章和李伯重的第十九章。然而书中的其他章节在论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棉纺织业的诸多情况之时，大都对中国有所谈及；加之，本书在资料和方法论的使用方面带有全球史的视角，从而启发我们从全球棉纺织发展史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估长达650年（1200-1850）的中国棉纺织史。 一 这部论文集的各篇论文，都是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写作而成。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都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问题，18、19世纪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不同经济体，为何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即大分流问题。[①]工业革命是东西方殊途发展的分水岭，而谈到工业革命，自然就会首先涉及到棉纺织业。正如普拉桑纳？帕塔萨拉提（Prasannan Parthasarathi）和乔治？里耶罗（Giorgio Riello）在本书导言中所说，“棉纺织业的早期史是真正全球范围的。从1200年到1800年，棉织品的制造和消费在世界范围稳步扩大；从日本、中国到欧洲、北美，棉织品取代了苎麻、大麻、亚麻、羊毛等等与之竞争的纺织品。与此同时，棉织品成为全球贸易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商品……在1500年以后，它已经成为世界贸易中最重要的工业品。”探索棉纺织业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历史，可以揭示它与19和20世纪棉纺织业史之间的重要联系。拓展棉纺织业史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显然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颠覆欧洲中心论奠定基础，从更广阔的背景中探讨棉纺织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如何影响了世界广大地区，从而成为一种全球商品。 棉纺织品本身的一些特征也促成其作为连接全球的纽带。与毛纺品和麻织品相比，棉织品更容易印染，因此，只要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棉纺织品的花色很多。例如，在欧洲，多数纺织品是用一种颜色印染。比较受欢迎的毛料，甚至更高品质的丝绒也是如此。丝绒所具有的吸引人的图案、复杂的层次和颜色以及花纹，完全是复杂编织技艺的结果。而棉纺织品则往往花色众多。例如19世纪之前风靡全球的印度棉纺品，其装饰工艺大体上可以分成染、绘、印三大类。印度西部和古吉拉特，印染技术就包括直接印染、漂印、“媒染”、“防印”等。棉纺织品比丝绸更加多样化，印度棉纺织品中有极其轻薄的平纹细布，也有厚重的条格棉布。（导言）而明清时期中国的棉布种类也非常多，例如三纱木棉布、番布、兼丝布、药斑布以及各种粗布等；此外，棉纺织品因为质量档次不同，存在广泛的价格域和市场细分的空间，这都使得棉纺织品容易能够对各种需求做出调整，因此也容易有更加广泛的受众，从而更加容易成为全球的商品。 二 王国斌（R. Bin Wong）指出：“只有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才可能为比较确立标准。仅只是差异，并不能创立可比性。”[②]同样，要考察棉纺织品给中国的影响，也应当把中国棉纺织业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代的棉纺织业进行比较。而《纺织的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助于我们从比较史观的角度去全面评价1200-1850年间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和特色。 本书的不少章节都强调，在棉纺织品的全球流动中，消费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影响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尚（fashion）和嗜好（taste）。很多棉纺织业中心的出现与成功都与生产者针对消费者时尚和嗜好而进行的调整和适应密切相关。而在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尤其是欧洲）时尚和嗜好的形成，又恰恰是受到生产者制造的产品带来的变化。棉纺织品消费中的时尚和嗜好成为“纺织世界”中互动的真正媒介。 贝弗利？勒米尔（Beverly Lemire）指出，“从古罗马到明代中国，凡是具有经济活力和大都市商业中心的社会都会流行各种时尚。这种现象长久不衰，且不断花样翻新，直到最近依然如此。”（第十章） 本书的研究成果基本表明，在19世纪以前，印度次大陆是世界棉花纺织业的显赫中心。印度棉纺织业的成功，在于其棉纺品被世界各地所广泛接受，而且还被不同社会和民族赋予不同的意义。印度棉纺织品生产者根据获得的信息，不断调整和适应不同地方的时尚和嗜好。贝弗利？勒米尔指出，“有证据表明，印度棉纺品的生产者们对广大的消费者市场有求必应，对造成市场需求的那些文化细节十分敏感”。（第十章）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棉纺织消费市场的时尚变化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印度的生产者。佩德罗·马查多（Pedro Machado）指出，约从1700年前后，中东非和东南非的市场上的纺织品都来自印度古吉拉特的一个名为“金布瑟尔”的地方。金布瑟尔的成功在于，整个18世纪（甚至更早），印度生产者极力使自己的棉纺织品符合非洲人精细的审美要求，而这种调整对维持印度纺织生产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第八章）。在另一个方面，印度棉纺织品向全球扩张的同时，也在引领和塑造着其他地区的时尚。例如，16至17世纪的欧洲，印度棉纺织品不仅仅积极向欧洲式样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欧洲消费的时尚之中，例如17世纪的一件实物上，欧洲画工采用了最新的亚洲花卉图案，在蜿蜒的花草里还有珍禽异鸟。（第十章）根据藤田加代子研究，在日本，印度进口纺织品对日本的纺织品消费时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纺织品中的条纹对日本纺织品的图案设计有重大影响。此前，日本纺织品中的横向条纹要多于竖向条纹。但从17世纪开始，日本农民和手工业者开始生产多种带有条纹和方格图案的棉纺织品和丝纺织品，至19世纪中叶，以带有竖窄幅的自制纺织品做成的和服在该城时尚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宋汉理在第二章中也指出，“到晚明，棉纺织品的消费也被人们不断变化的嗜好所支配”。而且，在同时代的中国，时尚还能决定棉制衣服的颜色和图案，从而影响着棉纺织品的生产。但是，就本书以及相关的论著，还没有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的时尚与印度纺织品有什么直接的联系。[③] 贝弗利？勒米尔所指出的，时尚作为一种动力，“引导着按年龄、社会等级、宗教、族裔以及其他文化特征界定的社会群体的物质实践。”（第十章）的确，棉纺品这类商品以其特点树立了时尚得以表现和发展的样板。而且，棉纺品价格区域宽广，贫富皆宜，但毕竟不同的社会群体因消费能力的不同而消费不同类型的棉布。“正是自我界定的需要、等级的展示以及仪式性的礼尚往来，影响了棉纺品的流动。”从另一个角度，棉纺织品消费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往往又是社会等级的指示器。1200-1800年的全球纺织史表明，各个社会的棉纺织品的消费具有社会标示的意义。 在中国，宋汉理以明代为例指出，超薄白布和丝绵交织品等高级织物都是供皇室和贵族之用。高质量的棉布有“三梭布”（又名“飞花布”、“尤墩布”、“眉织布”）。而农民所穿用的是耐磨的“标布”和“中机”[④]。与此同时，平民被严禁穿着五种官服颜色：黄色、红色、蓝色、白色和黑色，穿着这些颜色的人只限于精英阶层。显然，通过服饰和穿戴，社会等级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第二章）这种服饰文化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佩德罗·马查多指出，在15世纪的东非斯瓦希里社会，布帛以及穿戴和展示的方式能够确定一个人在东非沿海社会中的位置。布帛成为素丹及其宫廷的王权标志的一部分。而据罗伯特·杜普莱西斯（Robert S. DuPlessis）的对牙买加清单的研究，17世纪晚期，美洲缺少棉布，棉纺品是按照法定的社会阶层而不平等地分布，而且只有自由民才能拥有，奴隶穿戴较少。（第十一章） 棉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在决定一个人的地位或声称自己的地位时往往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在另一方面，几乎在世界各地，棉纺织品的受众却又不断在下移，这反映了棉纺织品生产率提高，以及棉纺织品全球流动性的增强。在这个过程中，棉纺织品本身品种繁多，价格区域广，存在着更加广阔的市场细分空间。因此其受众不断下移。在中国，到了明代，关于棉花和棉布，有“葛难御寒丝偏贵，恰与贫民最有缘” [⑤]、“人无贫富皆赖之”[⑥]等说法。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60年代，牙买加的棉纺品迅速增加，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指出，虽然亚麻仍然是奴隶的主要面料，但他们已经开始穿用棉纺织品，所以“棉纺品的身份等级联系可能也开始模糊了”。（第十一章）而藤田加代子也发现，棉纺织品给日本的影响，主要在于“给非精英阶级的物质文化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第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