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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等级和具有不同消费能力的人，具有不同的消费时尚。而消费时尚本身也是经常变化的。例如，1790年代中期，葡萄牙人发现，古吉拉特布帛畅销之处，有些畅销品种的市场崩溃了（第八章）。所以时尚作为一种知识，一种重要信息，需要经常更新。而掌控和传递这些信息，几乎总是离不开商人。而棉布的运销也要靠商人们来运作。 因此，本书的很多章节都谈到商人在棉纺织品的全球和地区流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无论是非洲、欧洲还是印度洋地区，都存在着广阔而密集的商业网络，这些网络是棉纺织品得以行销各地基础。欧洲各地的商贩网络起源于中世纪（第十章），而高度灵活的古吉拉特商人网络在整个印度洋地区十分活跃。李伯重指出，布号通过总号-分号制控制着松江大部分棉纺织品生产，纺纱者从供应商（花行）那里购买原棉，将成品纱卖给中介者（纱店），纱店再将其售给织布者。这种制度实际上将棉纺织业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商业化的经济活动（。到18世纪晚期，布号商人能够大规模和长距离地进行贸易从而实际控制着棉纺织业。宋汉理也涉及了中国商人在棉纺织业中的作用。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及其他中国地区，牙人和客商（行商）构成了全国棉纺织品的商业网络：棉布牙人经营邸店，收集棉纺织品。客商从牙人那里购买棉布，将其行销全国。 在这幅全球纺织史的全景画卷中观察中国的棉纺织业，我们会发现中外棉纺织品在传播的过程中，有很多相似之处。限于篇幅，中外棉纺织业的相似之处，不能一一尽列。这里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棉纺织品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哪些特征是由棉纺织品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哪些特点是棉纺织品“中国化”（或本土化）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上述这些中外棉纺织品在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相似之处，无疑会引发我们更加细致和深入的思考。 三 相似可能来自于联系。本书的不少章节都探讨了全球棉纺织业在近650年间的各种联系。通观全书，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在19世纪以前，印度次大陆是世界棉花纺织业的显赫中心，因此，印度次大陆对于这些联系至关重要。但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警告说 “历史上的相似并不总是意味着联系”，普拉桑纳？帕塔萨拉提和 乔治？里耶罗引用他的话，指出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和印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导论）。的确，中国在这幅纺织史的全景画卷中应有自己的角色。尽管这部著作的“印度化”色彩十分浓厚，但“纺织的世界”中，我们仍能找到有关中国在世界上活动的斑斑足迹。 本书大部分作者认为，在全球棉纺织业联系的方式中，最重要的联系方式是贸易。在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棉纺织品比起丝绸和茶叶，只具有次要位置。但是，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正是由于中国国内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国内的棉花已经满足不了需求，加之运费降低，中国从棉纺织中心的印度进口棉花。宋汉理在收入本书的章节中指出了这一点。中国没有出口大量的棉纺织品，可能主要是由于国内的消费量比较大。这似乎与奥斯曼帝国相类，因为在那里，棉纺织品也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第四章）。 但是中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有所增加。其产品对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影响，其中尤以“南京棉布（Nankeen）”的出口而闻名。宋汉理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说明，这种布如此得名，是因为外国人认为它出产于南京城周围。棉纺织品第一次以大额数量出口到欧美市场。[⑦] 关于18世纪最后三十年至19世纪三十年代南京棉布的出口，方显廷[⑧]、严中平[⑨]、全汉升[⑩]等人都在其论著中早有所涉及。但是为何南京棉布在此时出口量大增？他们给出的解释比较接近，认为是由于南京棉布质地好，洗后不褪色。[?]但本书对解释1770年后南京棉布出口的激增，提供了更多线索。约翰·斯泰尔斯（John Styles）在研究英国早期棉纺织品的历史时指出，在英国的老贝利诉讼记录中，1770年之后南京棉布迅速增多，远远超过其它全棉织品。人们特别喜欢用它来制作马裤，因为它的淡黄色使它看上去酷似当时超级时尚的鹿皮紧身马裤，但却比后者要便宜并且更容易清洗。（第十五章） 这样，广州和福建的商人将南京棉布从江南运至广州，所以与外商进行贸易所获得的利润为广州和福建商人而不是江南人民所赚取。尽管如此，这种需求还是更加促进了江南棉布生产的繁荣。这种出口的峰值出现在1819年，约336万匹布远销海外。[?] 中国在全球棉纺织业发展史中的地位不仅仅体现于对棉花的输入和土布输出方面。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其他地区的棉纺织业发展中，中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许多重要的中介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关于近代早期的东西方商业贸易的历史著述，比较强调贸易公司（主要是东印度公司）建立后东西方贸易的迅速扩大，实际上是西方中心论在商业史、贸易史研究中的继续。而本书的一些学者，对这一认识进行了修正。贝弗利？勒米尔指出，这些贸易公司启动之前，就棉纺织品贸易来说，亚洲商人依然是印度洋棉布贸易中的主要操盘手。亚洲商人中自然少不了中国商人的足迹。据威廉 杰维斯 克拉伦斯-史密斯（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研究，从17世纪晚期开始的东南亚棉纺织品生产高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商人。在爪哇、东马来亚、泰国北部以及菲律宾，中国商人通过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控制了这些地区的棉纺织品生产。可以说，正是在华裔商人的带动下，印度棉纺织品并没有削弱东南亚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更加刺激了当地纺织业的发展。（第六章） 在这650年中，印度棉纺织品对世界的影响巨大。但是，在印度棉纺织品的全球流动中，也有中国的贡献包含在其中。在棉纺织品的生产与消费方面，藤田加代子称1550-1850年间的日本已经“印度化”了（indianization）。（第九章）但是从她的论述中，我们仍然能看到日本在这个所谓“印度化”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中国在其中发挥作用。 正如藤田自己所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印度棉纺织品输入日本虽然是对以朝贡贸易体制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体系的背离。但是，“约从1526年石见银矿开采以来，东中国海上的海外贸易大宗就是中国的丝绸和日本的白银”；“直到17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东印度公司经营的上述贸易开始之时，日本的纺织品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独立于印度洋贸易世界”。可见，日本输入印度棉纺织品，仍然无法摆脱丝银贸易的影响。虽然德川日本发布了白银禁令和采取锁国政策，但是在对日贸易中，中国仍占优势。1715年，每年可以造访日本的中国商船被限制为30艘，荷兰船则被设定为每年两艘。甚至荷兰东印度公司也经常购买中国货弥补一种重要颜料苏木在供给上的亏空。 日本人在试图仿制印度的有色棉纺织品过程中，仍然要在纺织和染色技术的传承依赖于从中国进口的手册。当时日本流行的纺织品，其中一种称为更纱（颜色相间的条纹布）。18世纪下半叶，日本人在长崎进行仿制，称为长崎更纱，其原料是中国棉布（来自江苏的半成品，日语中称为“素木棉”）。而18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棉纺织品的出口中，以土布为主要（或甚至是唯一的）出口货。[?]但是，藤田的上述研究表明，这些出口的土布中并非都是成品，而是有不少半成品。中国的江南的染色技术很先进，但日本消费者的嗜好变化无常，所以最后的加工制程需要在日本完成。此外，对长崎更纱进行染色的颜料苏木，也是由荷兰和中国商船运送的货物。在其印制的图案中，虽然有明显的印度感提示，但是图案的中央却是两条相对的龙，由此揭示出其受到了中国艺术传统的影响。（第九章） 以上这些都表明，日本棉纺织品生产和消费中，从来就不乏中国因子。 结 语 这部书除了内容广泛而丰富之外，在资料的使用和发掘方面，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书中各位作者虽然使用的是二手资料居多，但大多是从全球史的角度对史料重新阐释。在另一个方面，书中了大量运用图像史料，使得本书带有一定的立体感。同时，有多位作者采取了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试图从语言的演变和词源的角度找寻棉纺织品发展史的蛛丝马迹，给笔者以很大启发。全球史所要求的语言学和历史学能力远非任何一个学者所能企及。本书就是20位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他们超越独自撰写专著的方式，就共同的学术问题展开合作，汇集了大量的证据，从而依据厚重的史料撰写出一部扎实的纺织业的全球史，这也使我们看到，不同学科和研究不同国家、地域的学者通力合作才是全球史研究的出路。 以上对这部书的介绍只是该书内容的冰山一角。更多的内容，只能由读者们读过这部书之后，自己去发掘和思考。 -------------------------------------------------------------------------------- 凡引号中未出注释的，均出自待刊译文，不再单独注释。另：为体现学术公平及行文简练，以下略去了“先生”等对前辈学者的敬称。 [①]三部论著均有中文版问世。分别参见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门得红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②]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导论》，李伯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1页。 [③]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严中平著 , 《中国棉纺织史稿 1289-1937 从棉纺织工业史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科学出版社，1955年；徐新吾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 , 《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