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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国民经济因十年动乱而显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然而，由于多年来注重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受广大群众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急迫心情的影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并把“跃进”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上。对此，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8]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之外，还有一篇主张经济建设上既要积极又要稳重的发言。针对提交会议讨论的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草案，他提出要用外汇先进口粮食，说现在有中美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减少国家粮食征购，可以让农民喘口气，多生产棉花、肉类、食用油、食糖，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解决城市居民吃穿用等消费品不足的问题。他还提出，从国外引进工业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对生产和基本建设作计划，“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否则，“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3]（p.23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审阅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上批示，“宁可降低指标”、“减建某些项目”也不要留物资缺口，[5]（p.233）并把新华社一份反映计划委员会安排计划还在留物资缺口的材料，批给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看。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1]（p.466） 对于陈云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力支持。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构，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王震、余秋里、谷牧、薄一波等10人为委员。信中还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和国内投资能力。[3]（pp.248～249）向中央写这封信，乃至由陈云出任拟议中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有的就是邓小平的建议。[8]（p.1556） 一周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1979年的计划进行修改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问题。会上，陈云作了系统发言，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外资和外国技术不仅需要，而且要充分利用，但要“把期限延长一点”。[3]（pp.250～255）对于调整，当时领导层中认识不完全一致。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指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还说：“陈云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8]（p.1561）会议最终决定，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 由于领导层中的不同认识没有做到迅速统一，调整方针在贯彻中遇到很大阻力。尤其1980年初提出制订十年规划后，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有所抬头，使许多该退的项目没有退下来，全年积累率仍高达30％多，财政赤字继续突破100亿元，商品供需差额和货币投放增幅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给了陈云更大的支持。他在同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务院的汇报会上，请陈云“讲几句收场”。陈云说：有人认为搞调整是“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随后，邓小平讲话，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说“想问题的方法，要着眼于退得够不够”；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保持不了5％，4％也行。他还请陈云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就国家经济政策“作一篇发言”。会议根据邓小平、陈云的讲话精神，将1981年经济计划又作了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定增长6955亿元，降为增长68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一年降低40％。[8]（pp.1599～1601） 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问题。陈云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他指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后，“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3]（pp.277～282） 在那次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发言。他一开始就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讲话中，他还对陈云的几个政治方面的观点表示了支持的意见。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他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4]（pp.354～365）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陈云倡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得以继续向前推进。1981年底，在农轻重的比例上，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以及在物价的稳定上，都基本实现了调整的预定目标，从而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陈云重新回到中央决策岗位后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表示应由年富力强的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以便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以后，他又在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正式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5]（p.253）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央于1980年初成立了由一些相对年轻的领导同志组成的书记处，并作出了关于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1980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特别强调了他对陈云关于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年轻干部意见的支持。他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4]（p.326） 由于一些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要他们很快退下来，思想不通，致使提拔年轻干部的工作进展缓慢，收效不大。陈云感到问题紧迫，所以在1981年4月又写了一篇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分送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并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青年干部问题。文中写道：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任其拖下去，其结果不得不在老干部短时间内陆续病倒病死的情况下，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另一种是从现在起，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使他们成为各级党政工作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他指出，后一种是最有利的办法。他还建议，各级都要设立一些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研究室、副秘书长、部长助理等，给中青年干部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中组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对退居二三线的老干部要在看文件、听报告、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政治和物质待遇上给予照顾和优待。邓小平同意这些意见，同时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3]（p.298）于是，陈云又召集党和军队干部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并主持起草了座谈会纪要。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陈云的上述文稿和座谈会纪要；会后，又留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开了三天会，专门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职休养与退休工作的问题。会上，邓小平在陈云讲话后发表了即席讲话，指出：“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现在六十五岁的人，过五年就七十岁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在那次讲话中，邓小平还讲：“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4]（pp.384，385，388）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陈云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后，又特别讲了一下干部年轻化问题，提出目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二梯队的干部，年龄也是60岁以上了，与中央常委中第一梯队的年龄相差不大，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上下、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跟随“四人帮”的“三种人”就翻不了天。他指出：“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3]（p.325）对这个意见，邓小平再次给予了呼应。他说：“陈云同志的讲话，不但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8]（p.1715）在邓陈的合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比较好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新老交替制度化的问题，使党保持了生机与活力，使国家的各项事业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鉴于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陈云在大力推动干部年轻化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提拔的年轻干部必须德才兼备，“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3]（p.301）对这一点，邓小平也表示非常赞成。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4]（p.400） 邓小平对陈云主张的支持，还表现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问题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时被选为新设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负责全党的党风党纪和案件审理工作。就在中纪委用力纠正党内各种不正之风时，一些地方，特别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又借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之机，刮起了走私贩私之风。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仅采取姑息态度，而且还参与进去，成为走私活动的保护伞。1982年初，陈云把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方走私活动猖獗的简报批给几位中央常委看，并在批示中写道：“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常委们看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在“并且登报”四字前面还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5]（p.287）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迅速开会，就此发出紧急通知；又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部署落实邓陈指示的工作。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邓小平在讨论这一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强调：“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8]（p.1723）到1983年4月，全国立案审查的有19万多件，涉及党员7万多人，开除党籍8500多人，追缴赃款赃物合计4亿多元，有力遏制了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严重犯罪的歪风。在邓陈合力推动下，改革开放初期这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达到了预期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