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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诞生：全球互动和比较，1780-1914年》（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1780-1914） 一书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阿兰？贝利（C. A. Bayly）所著。2004 年由布莱克威尔出版社首次发行。作者是剑桥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和圣凯瑟林学院的研究员，从事1700 年以来的印度史、英帝国史和全球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30 多年来，先后发表了《印度政治的地方根源 》、《印度社会和英帝国的形成》、《南亚民族的起源》等多部著作。《现代世界的诞生：全球互动和比较 ，1780-1914 年》一书是贝利教授的全球史研究成果。因其多年的历史研究实践和在历史写作领域的杰出贡献，贝利荣获2004 年英国沃尔夫森历史写作个人奖（Wolfson History Prize）。 笔者在涉猎全球史之初，就有幸读到了《现代世界的诞生》这本书。贝利援引材料之广和分析能力之强等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将对《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的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以期将这本内容丰富的全球史专著推介给国内广大的读者。 贝利教授的《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的正文分四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旧体制的终结”中，作者论述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文化统一趋势和社会经济文化模式的形成。作者认为其所谓的“早期全球化”（ archaic globalization），即欧洲和非欧洲的诸多网络的扩张是这个模式的起源。这个全球化范畴不仅包括西北欧及中国东南沿海和日本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s），[1]而且包括发生在从西伯利亚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区广阔大草原上的“大驯化”（the great domestication）。[2]正是西北欧对欧洲大陆资源的开发、殖民扩张和奴隶的使用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将欧洲推倒了发展的优势地位。欧洲人利用其他民族的勤劳革命，建立起包括有效战争机器、竞争力和活跃的公共生活等领域的民族国家。这就是所谓的“欧洲例外”。作者从联系和整体的角度将这些零碎和矛盾的发展现象纳入了早期全球化网络，从而缩短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距离。因此，作者认为只有当我们不再把中国与知识停滞联系起来，当我们承认日本在18世纪为适应世界发展而做出的努力时，世界历史才变得更加容易理解。[3]换句话，作者把中国人和日本人与欧洲和北美人一道看作是这个时期历史的主角。 在第二部分“起源中的现代世界”中，作者论述的是1815-1865年这个世界大变动时期。在这个时期，新式的政府、经济和思想形式还远没有巩固，时有发展，时有中断。因此，世界动荡不安。作者认为，这个时期的起义、工业化、民族主义和种族理论都是全球现象。例如，在作者看来，发生在中国、南亚、欧洲和北美的起义、革命和内战的起源和后果都是世界性的，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是个互动整体。又如，作者指出，工业化是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个缓慢和零散的过程，虽然它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和城市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它们同时又是相联的。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作者的观点是，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都是各本土文化的产物，而远非西方世界的恶意施与。[4]在本部分的结尾，作者将种族理论呼应前面的各地起义和革命，认为种族理论的加强是与19 世纪中期的危机的解决紧密相关的。 在第三部分“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和社会”中，作者论述1850-1870年间国家进一步整合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迅速发展经济和新式装备。现代国家的概念更加明确，表现在它们开始要求其国民的忠诚，并因此产生了民族敌对情绪。但作者提醒人们，不能夸大民族国家的实力。他批评米歇尔？福柯的“政府治理性”（governmentality）[5]和伯纳德？科恩的“新帝国主义”观，认为它们过分强调国家的权威。在这里，作者一方面承认：1914年的各国政府的确比1870 年时更强大，民族国家无疑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另一方面，他突出分析世界各地的混杂民族国家形式。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在这个部分提出了一个与民族国家对立的“宗教帝国”（empires of religion）的新概念。他认为，19世纪形成的这些全球性的宗教帝国从中央集权加强、官僚机构扩张、印刷媒体管理和建筑规模等任何方面，都不比民族国家逊色。所以，作者得出了现代世界决不世俗这样的结论。 在第四部分“变化、腐朽和危机”中，作者简短地论述19世纪社会等级制度的重组。包括妇女的从属地位，奴役劳动形式，精英、地主和君主的权力和特权等。作者在这部分也梳理了世界各地原住民和生态环境被毁坏的历史，并把这些看成是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政府扩张的结果。作者在结论部分又返回书的“大主题”--世界历史变化的多中心、西方的强势地位和非西方世界对这一地位的挑战。最后，作者借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得出结论：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的不平衡发展。 作者通过这四个部分清晰地勾勒了1780-1914 年的现代世界发展全景；同时展现了他的总体思想和布局框架，即在全球视野下将1780-1914 年的现代世界历史理解为各民族和各地区的人们通过纵横两组合力共同作用和互动的过程和结果。纵向过程表现历史过程的持续性，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横向过程表示各地区和民族的互动，就像这条大河的众多支流。作者将这两个发展过程分别称作纵向历史（vertical history）和横向历史（lateral history）。[6]围绕这两条主线，通过以上四个部分，共十三章的叙述，作者以全球维度深刻解读了1780-1914年的现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所有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历史学家”这个基点。[7]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有以下几个不同于以往现代史著作的特点；它们也是我推荐这本书给读者的重要理由。 第一，此书在体例上，打破了按国别和地区撰史的地区国别史和按时间顺序书史的编年史的传统编纂体例。20 世纪70 年代之前的中外多数世界近现代史著作的体例几乎都是沿袭19 世纪中期历史作为独立学科形成时的事件史、编年史、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编写体系。比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虽然在中文版前言中提到，它是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题史交错论述，[8]但主干体例基本是编年的国别和地区史。由我国老一辈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1995 年版）为弥补中国学者的世界横向发展研究这一薄弱环节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在描述世界的横向发展方面还显得力不从心。[9]而《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则以不同主题为线索，叙述从革命时代开始的178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爆发的1914年之间的历史。把此前被单独撰写的各地区或各民族的历史整合为各个不同主题的历史，这样就展现了围绕某个主题的历史的全方位发展和历史事件的连续性。作者本人在此书的前言中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是一部主题世界史”。[10] 第二，此书在内容上，完全放弃使用属于国别史和区域史范畴的概念，建立起全新的全球史的整体和联系的概念。因此，1780-1914 年的这段历史在作者的笔下表现为一个既分区并立，又往来交叉的统一体。在整体上，它就像一个摆好棋子的棋盘，而每个地区或国家或事件则像一个棋子，任何一个棋子的移动牵涉到整局。作者在分析这盘世界现代历史的棋局的过程中，除欧美历史外，还广泛涉猎中国、日本、非洲、伊朗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但是，作者不是简单地列举和堆积资料，而是解析和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比如，作者论证了欧洲革命和美国内战的影响是如何波及到世界其他地区；而18世纪伊斯兰帝国的衰落和1900 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又怎样逆向影响了欧美历史。这种整体和联系的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充分展现了作者渊博的知识，高深的理论水平以及强大的组织驾驭和剖析能力。 第三，作者将宏大的主题叙述和细小的个案解析有机恰当地结合起来，在突破了世界近现代史的编纂惯例后，又实践了全球史编纂模式的创新。虽然，全球史研究在目前还处于探索实践的初级阶段，没有具体确定的研究和撰写规范可循。但综观已出版的全球史著述之后，在总体上大概可以分为宏大主题和整体勾勒与“以小见大”两种主要叙述模式。比如，全球史研究的开篇之作《西方的兴起》开创了整体世界史研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也是宏观大叙述。而另一美国全球史学者D.R.怀特的《世界和非洲的弹丸之地》则着力探索“小地方” 与“大世界”的关系。我认为《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是把两种叙述和撰写方式有机结合的范例。 第四，作者将梳理编纂学的历史与叙述历史的事实和观点融为一体。作者在每一个主题下都先交待有关此主题的编纂历史，以及相关的主要观点和代表作家等，从而使读者对这个主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例如，在第9章“宗教帝国”，作者首先介绍当代人眼中的宗教；接着列举史学家的观点；然后提出自己关于19世纪的宗教的观点。这样，我们在一个章节里就可同时获得与某一主题有关的编纂、观点、作家和史实等相关知识，不需要翻阅许多书籍。我觉得这种主题史的实用方便的编写方式，有创意和可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