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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中的中国》（China in World History）为英国学者艾兹赫德（S.A.M. Adshead）所著。作者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现为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历史学资深教授，专攻中国历史，在中国盐政管理研究方面享有世界声誉。除本书外，其重要著作有《中国盐政管理的现代化》、《世界历史中的中亚》、《欧洲和中国的物质文化：1400-1800》、《唐代中国：世界历史上的东方崛起》等。作为在中国史方向见长的学者，他的《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使人印象深刻。本书第三版由纽约帕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于2000年出版（第一、二版的出版时间分别为1988年和1995年），中文版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本文主要根据中译本来介绍和评价这本书。 本书每一章以相同的结构布局将不同时期的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首先，通过将某一阶段的中国和同时期其他主要文明进行比较，来说明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位置。然后，通过这一时期中外交流的路径和内容，介绍交往之路沿途的其他文明，并探究中国与这些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网络。最后，探索当时的世界组织，从而显示出中国及东西方交流对世界秩序做出的贡献。 按照时间顺序，本书分为七章。 第一章写公元前200年到公元400年的古代中国，通过对汉代中国与古罗马帝国的比较，来评价中国的相对地位和个体特征。作者认为，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起源、组织和结局几方面；而在基础、结构和衰落等方面则是不同的。差异比共同性更为重要，汉朝拥有先进的技术、半神话的心理、不张扬的社会和可调和的矛盾，而罗马帝国有的是不稳定的物质基础、强大的知性、野心过度的心理结构和分裂的可能性，这些差异催生了富有成效的交往的可能性。[1]这一时期，中国作为 “世界的一部分”[2]，其对外交往之路主要有：与欧洲联系的中陆路（即陆上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突厥斯坦绿洲、北波斯--叙利亚和黑海的不同港口）、与南亚和西亚联系的南海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河内--马来半岛、锡兰--波斯湾、红海、埃及）、与非洲联系的远南海路（又叫桂皮路或撑筏者路，印尼香料岛--科科斯群岛或帝汶岛--马达加斯加岛--索马里、红海）、使用很少但仍可追踪到的北陆路（准噶尔之门--哈萨克、基普查草原--黑海）以及与美洲交往的种种痕迹。沿着这些路径，人员、动植物、商品、技术和思想进行交流，尤其是双方知识的交流尤为显著。 第二章的主体是晚古时期的中国，即公元400年至1000年。本章运用年鉴学派的方法，从事件和结构两方面出发（这一点在后文还要加以讨论），对唐代中国和拜占庭帝国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国家方面，二者的相同点是国家重建、文官精英和法律统治、重骑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军队、重视外交和“附属国”制度，不同的则是国家重建的规模、政府的执政水平、战马的数量和外交的持续影响力；在社会方面，二者的相同点是城市化、新农村生活、文化知识的传播以及海洋活动的发展，但是同样，这几者的规模也是不同的。无论从事件还是结构来看，中国都占有优势，因此在世界上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是“世界的中心”[3]。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的交往之路也有中陆路、南海路、远南海路和北陆路四条，不同的是在这四条线路上都发展了一种新型的、专业化的商业社区。在高度发达的帝国之间的空隙或边缘地带，出现了游动的种族群落，代表了一种“脱胎于古代非经济自足社会中新生的、更具流动性的经济元素”[4]，促进了中国和外部世界交流的不断扩大。这一时期中外交流的显著特征是交流模式所反映的总体发展方向的不同：唐朝由于充满活力而大量进口，但在商品结构上看多是帝国的点缀品；欧洲由于缺乏也大量进口，并且有些产品相当重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欧洲大陆的宗教疆域开始划定，尽管这一时期的组织管理更好一些，但对思想的交流并没有带来多大益处。而就世界组织而言，它从单一的文化方面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和外交。 第三章介绍中世纪时期的中国，从公元1000年至1350年。宋元时期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都经历了社会生态、地形、社会和知识领域的变化。总的来说，中国的文明更加先进，但却失掉了伟大帝国的根基，欧洲相对落后，但其活力开始显现，一些体制悄然埋下。这一时期，东西方交往之路的数量减少了，但伊斯兰骆驼、宋朝帆船和蒙古骏马这三项技术为继续运行的中陆路、南海路和北陆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沿着这些交往之路，中外的交流方式既有对旧模式的沿用，又有新的发展，欧洲从中国取得了所需要的消费品、技术、工艺、组织结构、思想和视野，而对于瘟疫这样的灾难，欧洲的反应也是具有创造性的。这一时期的世界组织主要体现在在两大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即疾病模式的统一和地理信息的整合，它们后来在深化世界体系方面发挥了永久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起着关键的作用，既是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其实现途径（蒙古崛起）的起点和终点。所以，中国是“中世纪世界历史的轴线”[5]。 第四章介绍了1350年至1650年文艺复兴时期世界上的中国。这一时期，有四个帝国达到了颠峰，分别是万历皇帝的明朝、阿克巴皇帝的莫卧儿王朝、塞里姆二世的奥斯曼帝国以及菲利普二世的哈布斯堡王朝。整个世界包含了明朝的重建、伊斯兰教的复活和基督教的复兴，而中国，它令西方人印象深刻却不再惊讶敬畏，虽然在人口、经济和社会上仍是地位最高的，但它“在政治上头小身大、脑袋萎缩”，“逐渐成为世界进化史上的恐龙”[6]。这一时期中外交往之路增加了伊比利亚人开辟的好望角航线和太平洋航线，荷兰人又赋予远南海路以新的意义，并且，所有的交往之路在总体上都对世界经济有了一定的认识，扩大了全球交流的规模。这些路径的革新和延展使得中外交流增多了，在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欧洲进出口的东西由简单变得复杂，而中国则相反，由复杂变得简单。这一时期的世界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开始对国家、社会和文化产生撞击性影响。现存的微生物组织和地理信息组织更加复杂，并且又新增了世界经济体系和一套国际宗教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中国都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是“一个地平线”，“将为微观的共同市场和世界信息循环，提供最大的单个要素”[7]。 第五章讨论了启蒙时期的中国（1650－1833）。通过对比乾隆后期的中华帝国和乔治三世后期的英国在国家、社会和知识的体制结构上的不同，以及所经历的事件之间的差异，得出结论：与传统的欧洲相比，古老的中华帝国成熟得慢一些，并且其成熟是传统范围内的成熟，而欧洲的成熟则冲破了传统的束缚。这一时期中外的交往之路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由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茶叶市场，好望角航线变成主要的交通线；二是由于莫斯科公国和茶叶市场，远北陆路这一新的路线开始形成，并很快坐上第二把交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从交流的商品和思想技术等方面来看，欧洲更注重质量而中国注重的是数量，这也与欧洲向外拓展而中国向内发展有关。这一时期的世界组织也有新的变化，除了已经存在的四个世界组织，“不列颠和平”又促进了海上全球霸权和学术界世界科学的兴起，并且促进了世界意识的增强。然而，虽然这一时期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成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但仍保留着经济、文化上的自治权，保持着繁荣的一面，成为其他国家的兴趣之所在，然而，它闭关锁国，文化上奉行唯我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成为“世界中的世界”[8]。 第六章写1833年至1976年的现代时期的中国。对比中国和处于中间地位的欧共体的权力和社会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复兴，欧洲在除此之外的各个领域复兴，战后的欧洲“复杂而没有权利”，中国则“有权利且不复杂”[9]。这一时期开辟了新的交往之路--飞机航线，而现有的交通之路也由于交通运输领域的革命更加快捷，只有受政治影响的地区除外。同时，中外交流模式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西方的优势、中国的矛盾态度和西方内部发生的针对西方集权主义的反叛。世界组织再次复杂化、多元化，并且扩展到黑非洲和东亚内陆地区。中国积极参与到欧洲世界组织的建构当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然而，中国依旧处于“两个世界之间”[10]，在多个对立中矛盾地生存。 第七章是第二版附记，对本书第一版之后的历史变化进行了一个总结和补充。它从史学理论方面对世界史研究的角度进行了一些总结，补充说明了一些近年来史学研究的新观点，并对1976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做了考察和分析。 通过这七章的编排，作者勾勒出了各个时代中国同西欧亚、非洲、美洲几个主要文明的关系，主要将中国和同时代欧洲文明进行比较，不仅阐释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也梳理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地位和贡献的变动及其原因。中国本身的经历--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奠定了中外交流的模式和它在世界网络中的参与方式与程度，而这二者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这一证明逻辑下，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是值得称赞的，本文也将从这两方面来评价本书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