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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内容来看，本书首先是一本中国史著作。然而，不同于以往，本书从一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如作者所言，过去是不断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是“通过修正旧答案，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发现新材料，变化新视角产生的”。[11]在分析中国及与它相比较的社会的经历时，作者偏重于文化的阐释，例如，探讨教育和建筑所反映的不同民族文化，阐释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所影响的民族心理；生态环境和病菌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它们不仅作为独特的事件造成同一时代中国和其他社会的不同命运，也作为世界组织之一联系了中国和它之外的世界。当然，将中国放在世界背景中，研究它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与世界组织的相互影响，进而追述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正是本书最显著的特点。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历史，而是与其他文明互动、在世界体系中沉浮动荡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本书又是一部世界史著作。作者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给我们以深刻启示，这里仅举一例。古代中国时期就有了中国和美洲交往的种种痕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不知道几百年，成为中国人骄傲的资本。然而，本书借法国历史学家肖奴（Chaunu）的话一语道破：“哥伦布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去了那里，而在于他回来了。”[12]这无疑使我们清醒了许多。 本书的研究方法也是极具特色的。首先是“细查探究式分析方法”，“既有分析又有综合，既有缜密的学术思考，亦有大胆的推测假设”[13]。小到对中国的地方性分析（如王安石变法时代的四川），大到对中外交通之路与世界组织的综合探究，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外因兼顾起来，运用翔实的资料进行了有力的证明。第二，比较研究。这是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每一章都通过将中国和同时代其他主要文明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来说明历史的走向和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这在介绍本书主要内容时已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第三，跨学科研究。它一方面体现在历史学以外学科的引入，如微生物研究、动植物研究、军事技术研究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学科间的综合，如从农业生态来分析社会结构等。第四，运用了年鉴学派的“事件”（传统史学领域中的突发性事件，即“短时段”）和“结构”（正式启用这个词的是肖奴，他将之定义为“某一社会或经济中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致其运动不为普通观察者所察觉的每一种现象”[14]，一般情况下与“长时段”相当）这些研究范畴，在分析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不同经历时，将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进行有层次的比较研究。第五，文化研究和心态研究。不仅从各个方面追踪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痕迹，更是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为其心态的变化，这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是历史分期问题。虽然以中国历史为主体，但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命名大多是根据欧洲的历史发展，而作为本书重点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也正是欧洲历史的辉煌时期；对现代时期的分析似乎不够，而对它与启蒙时期的分界线1833年也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这是惟一精确到了具体的年份的时期分界线，这一年（道光十三年）中国的“重大事件”不过是起义、海禁和赈灾，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是英国国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的贸易垄断权，导致原来的中英商务交涉变成了政府间的交涉。不论其影响是否足够作为历史分期，但以外国史上的事件作为中国历史的分期始终不妥。其次，本书主要围绕四种文明展开论述：东亚、西欧亚、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和黑非洲，虽然在第一章和第三版前言中都进行了辩解，但是其对西欧亚的偏重仍使人心存疑虑。再者，这也是一本比较现代性研究，试图解释现代体系里中国和欧洲的力量的差异，然而，从宋代中国的转型开始，它就一步一步紧凑地衰落下去，只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经济文化外壳依旧胜出，却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这未免像是有一个先定的规律来指引历史的发展。纵观全书，本书并没有离开西方现代世界观念秩序，“眼界是世界的，视角和价值仍是西方的”[15]。最后是一些细节问题。除了在中译本的注释中已经指出的一些事实性错误（如毛泽东是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姚文元是毛泽东女婿等），本书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令人不敢苟同，如：对启蒙时期鸦片和茶叶流通的比较有待商榷，虽然它无疑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另外，本书还将微生物归结为动植物的范畴，这在生物学上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产生大概由于试图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将所有相关的事物归结到一个标题之下，却没有考量是否合适，后文中将植物学和园艺学的交流也归到动植物的交流中就又是一例。 无论怎样，本书对历史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首先，将中国放在世界中，对中国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研究都是一个新的补充和突破。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世界历史也离不开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使得历史研究的图景更加生动和全面。第二是本书的参考资料及其应用。虽然本书有一些常识性错误和评断性错误，说明作者在摘录筛选众多资料时对其真伪准确缺乏细究，但这丝毫掩盖不了资料的丰富翔实；而且，本书涉及到的社会史、中外交通史和世界组织的研究，无论单独哪一方面都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灵感，为进一步的详细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本书在导言中列举了关于中国总体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著作，在第二版附记和第三版序言也补充了新的材料，以利于读者对本书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再次，本书对“世界历史”一词及其研究方法也做了深刻的阐释。世界历史研究在今天尚不是一项被普遍认同的研究，“从事世界历史研究要么被看作草率的选择，总体上来说被斥为一种低俗的唯物主义，要么被说成无可救药的野心膨胀。”[16]它也没有可用的统一范式，并且存在着许多误区。但是，诚如作者所言，“语言及其所指要区分开来，世界历史这个词可在许多层面上用于探讨历史问题”，它“非常有用，有助于世界历史的边界化、专门化、专业化，避免将世界历史变成全部的历史”。[17]本书用世界组织来描述世界历史中的整体。“世界历史陈述的世界组织由于是异质的，因此可能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但也避免了厚此薄彼，所以采用了一个网状而不是链状的因果关系。”[18]并且，作者认为“世界历史没有必要规定未来……没有什么所谓的全球性规则，尽管全球化的事实明确无误地写在了历史书上。”[19]这些都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最后，作为跨文化译丛的一部分，本书有助于我们同时加强对西方的认识和对中国的理解。对双方的深刻理解有助于我们在抵抗后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避免滑落到“大国崛起梦幻的东方中心主义”[20]当中。 -------------------------------------------------------------------------------- [1] [英]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2] 同上书，第1页。 [3]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59页。 [4] 同上书，第91页。 [5] 同上书，第183页。 [6] 同上书，第218页。 [7]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269页。 [8] 同上书，第273页。 [9] 同上书，第373页。 [10] 同上书，第349页。 [11]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三版前言， 第1页。 [12] 同上书，第36页。 [13] 同上书，第三版前言，第1页。 [14] P. and H.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12 vols. Paris: Sepven, 1955-1960. 转引自[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5]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总序，第3页。 [16] 同上书，第432页。 [17] 同上书，第三版前言，第7页。 [18]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432页。 [19] 同上。 [20] 同上书，总序，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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