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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们正处在这项工作的初级阶段。”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书后荐言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托马斯·库恩认为“反常现象（anomaly）”的累积是构建新范式的一个主要途径，所谓“反常现象”指的是无法“融入”现有理论和结论，或不能为现有范式所解释的观察结果和数据块。[1]“反常现象”不单单会出现于自然科学之中，社会科学中同样会有“反常现象”的萌生、累积，进而导致旧范式的改变与新范式的生成。而反常现象的发现不仅取决于研究者眼前的世界，也取决于研究者眼里有什么，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新的信息和观察现有信息的新视角都会促成范式革命。就历史学领域而言，旧有知识的重组或传统研究范式的变革有的源于新材料的出现，但更多地源于理解者身份的变换或理解方式的变换。近世以降，民族国家史学始终主宰史坛，归属于不同族群的史学家们大多使出浑身解数致力于将民族国家合理化或历史化，于是有了诸多“想象的共同体”[2]，有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分以及愈益森严的界限。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思维模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模式，也是许多理论思考的基本框架。这一模式将一个整体视为由两方构成的二元结构体，并在双方的互动中考察整体的结构和变动。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结构体的二分具体表现为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持有二分思维的学者要么把自我看作是本质的、基础的，而他者则是现象的、次要的；要么把自我看作是整体中的主导，而他者则是其中的从属。基于此种心态和立场，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滋生出多个“中心主义”及其变种，其中，欧洲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论是一片长期笼罩在中外史学家头顶的阴云，致使“整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只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西方的兴起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的根源”。[3]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新史学破土而出并渐成气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给传统史学造成巨大冲击。后现代主义更是将去除中心论视为圭臬，力求解构约定俗成的研究范式。在新鲜空气的吹拂下，一批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的史学论著涌现出来，《大分流》、《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以及《欧洲历史的塑造》可谓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著述。它们要么对旧有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结构进行重新解读和审视，要么作出“自我”的省思，令人耳目一新。 《大分流》--自我与他者的等量齐观作为“加州学派”的佼佼者，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一批经济史学家皆以其全新的视角及睿智的观点给国际史学界带来强烈震撼。他们从研究范式的学理层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把持下的历史研究，注重对中国的等量齐观，将中国置于更为宏大的世界历史的范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的密切联系，进而凸显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比较研究是加州学派的常用工具，其中，彭慕兰对这一工具的使用尤为得心应手。他认为“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具体到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思路，“这些比较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我的意图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认为在以前的大多数解释中未受重视的因素，从而纠正不均衡，而不是想要涵盖一切。”[4] 在《大分流》一书中，彭慕兰回首反思了地理、资源和环境等问题，对欧洲中心论的各种变体：人口、生态和积累，乃至市场、公司和制度等进行了批判，力图“建立一个更兼容的历史”。与王国斌[5]一样，彭慕兰也认为在18世纪之前，中国江南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致类似，同属于“斯密型成长”模式，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力。彭慕兰的创新处在于他认为东西方力量对比的颠倒发生在18世纪中叶，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15-16世纪，而且造成“分流”的原因很复杂，包含诸多偶然因素，由此抨击了那些认为15-16世纪西欧社会发展已经包含导致其必然统治世界的观点。彭氏认为整个18世纪的传统世界各核心区都相对面临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地区性短缺，中国与日本的核心区生态环境并不比西欧糟糕，唯欧洲因海外殖民地与新能源的开发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态制约与马尔萨斯制约，中国内地与其他亚洲外围区则不能。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着既往道路继续走下去。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并反思这些区域间联系的意义，他强调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的相互影响，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论调显然受到弗兰克的启发：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彭慕兰对欧洲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的交互比较成功地转变了以往的单向度研究模式，通过论证1750年之前中国强盛的经济活力展示了1800年以前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颠覆了传统史学关于“西方的兴起”与“东方的衰落”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对欧洲的成功的必然性的回击与否定，彭慕兰为中国和东亚的经济发展留出了足够的描述空间。尽管《大分流》“对世界各区域的研究极不平衡，中国（主要是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和西欧用了相当篇幅；日本、南亚和中国内地少得多；……中东、中亚和大洋洲几乎没有提到”[6]，但彭慕兰已经尽力逃离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基于更为客观的立场，对西方与东方一视同仁，做到了自我与他者的等量齐观。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自我与他者的角色调换如果说《大分流》是彭慕兰以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路平等地审视自我与他者，尽力打破“欧洲中心论”的紧箍咒的话，那么《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则是处于“欧洲中心论”语境之下的霍布森对西方话语霸权的集中驳斥。 “在1700至1850年之间，欧洲人按照想象或者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西方和东方（或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西方被想象成优越于东方，这种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性的西方观念的对立面确立下来。”“东方主义塑造了一种永恒的优越的西方形象（‘自我’），这是相对于虚构的‘他者’--对落后和低等的东方的消极界定。”[7]西方凭借科技革命所取得的最终胜利悄然掩盖了东方的历史，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许多国家和种族成为“没有历史的人民”（people without history）[8]。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二分逻辑本身就内含了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内含了两者间的优劣价值判断。在这种关系中，客体、他者是归属于主体、自我的。所谓他者，是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他者往往被预设为愚昧、落后的象征，它的存在显示出主体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