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布森旨在引导读者去了解被忽视的东方如何促进近代西方崛起的故事，虽然他“更感兴趣的是本书所提出的重要论题而非其提供的具体答案”[9]，但他列举的一系列言之凿凿的翻案性事实足以带给欧洲中心论持有者振聋发聩之感，以致于身居东方的我们都会觉得有些不适应，《起源》一书中提及的“东方起源的西方”、“东方化的西方”等核心概念甚至让人有置身“东方中心主义”的错觉，在对西方文明的东方源头的追溯中体验到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变幻。基于更宏观的视野，霍布森以19世纪为界，将世界历史分为两段，即东方为“先发地区”的时代与西方为“后发地区”的时代，力图矫正19世纪近代之前长期隐没在暗处的东方的历史。同时，他还专门对1492-1850年之间所有欧洲中心论所幻设塑造的各种“发现东方”“发现世界”及独立创造近现代文明的神话，进行逐一论证，从而各个击破。霍布森着力说明的是，欧洲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东方文明的滋养积渐而成，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西方，欧洲的发展是被东方推动的，西方文明是后来者，它的真正起源在东方。在《起源》中，东方社会不再是西方社会的旁白或者不相关的脚注，反而成为“落后的西方”后来居上的不可或缺的靠山。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结构中，作为他者的东方在霍布森笔下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欧洲的主导者，正是东方全球化与东方资源使得东方化的西方偶然性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可能。 《欧洲历史的塑造》--自我的省思与重述作为欧美史学界的老前辈，麦克尼尔对西方中心主义之下的自我的省思来得更深沉。自1963年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以来，麦克尼尔从未停止这种自我省思，并笔耕不辍，对西方历史进行重述。在《西方的兴起》中，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A.J.汤因比等史学家的影响，把世上不同文明当作世界史的主角，认为世界史的展开不过是伴随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各文明腹地不断扩张造成彼此间互动的过程”[10]。之后，他进一步反思世界历史，逐渐确信文明绝对不同于个体的人，因为文明不像人那样可以有选择地有所为或有所不为。[11]进而，他又反思“网”之幅度与力量，意识到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不管有多小，也不管多么与世隔绝，却永远无法摆脱邻里之间不时的互动。[12]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与研究理路的更新，麦克尼尔逐渐尝试着打破传统的历史研究形态，在社会变迁中审视西方文明与世界历史，1974年出版的《欧洲历史的塑造》就是这种尝试的体现。 在《欧洲历史的塑造》一书开篇的前两章中，麦克尼尔就特地剖析了“欧洲史的传统形态”和“历史研究与社会变迁”等问题，可谓有破有立。他首先对顽固地存活于史学界的“维多利亚史观”（即19世纪自由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抨击。这种史观的核心观念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由”的不可避免的演进。它使得民族主义史学家藉此建立起以一个宏大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人类历史视角，因为从古至今，“自由”（主要是依据政治制度来定义的）只存在于欧洲国家。因此，当欧洲人发现、移民或占领世界其他地区时，这些地区就卷进了历史的主流。按照此逻辑，一种有些欺骗性的全球史就很容易构造出来。时至今日，这种史观仍然是美国大多数专业历史研究的基石。[13] 麦克尼尔对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史学的观念的衍生和演变进行了一一梳理，辨析其中所蕴含的所谓“自由”与“进步”的因素，进而又分析了19世纪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维多利亚史观”的推波助澜。通过对该史观的形成过程的爬梳，麦克尼尔层层剥离了其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 除却对自由主义史观的拒斥外，麦克尼尔还批评了所谓的“科学的”历史研究，针对吹毛求疵的微观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迥异的治史方法与社会变迁的观点，对“文化模式”、“文明核心”和“人类创造力”等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思考，为他后续的更为宏阔的历史研究埋下了伏笔。麦克尼尔在《欧洲历史的塑造》之后的著述足以证明他对“社会变迁”等宏观议题的持之以恒的探究。 新史学--更趋近“那高尚的梦想”？“自从19世纪初期国际上就开始作为一种专业规范在运用着的那种历史研究方式，已经是既不符合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了。同时，有关历史的和历史学的观念，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14]在许多方面，民族国家史学的式微与新史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史学并非一个统一的史学流派，而是各种各样的史学新流派、新倾向的总汇，包括新文化史、环境史、口述史、全球史等成员。作为一种要求并致力于史学革新的总趋势，同旧有的传统史学相对而言，新史学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在研究范畴、方法论和认识论等方面，新史学都表现出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共同特征。 从以西方现代性为叙事标准向以全球史为背景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客观性的研究旨趣的转移，就体现了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冲击。彭慕兰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兼容的历史”[15]，霍布森力图“通过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全面的视角来观察世界”[16]，麦克尼尔则将研究对象设定为“社会变迁”与“人类文明”等宏大范畴，他们都突破了传统史学所固守的狭隘政治史的局限，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在认识论上，新史学否定了传统史学的幼稚的客观主义理念--“认为掌握了‘所有’的事实，一个谨慎的历史学者才可以让事实来纠正他个人的偏见，获得全盘实在的真相”[17]。麦克尼尔认为这种理想无形中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范畴画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使得研究者将目光局限于狭隘的领域之内。相反，他认为“实事求是的历史家从不会为这类伪科学、自欺欺人的规范所囿”。在方法论上，新史学大胆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注重对不同研究对象的交互比较，《大分流》和《起源》都充分彰显了这一特征，而麦克尼尔对“人类之网”的研究更是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然而，自生成之日始，新史学无时不在承受着苛责与批判。“职业历史学的核心是‘客观性’的思想和理想。它是这项事业的基石，也是它继续存在的理由。……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历史著作要获得奖励和称赞，这一品性是首要的标准。衡量历史学的学术进步，对过去的描述是否越来越趋近客观的真相，它也是最重要的标准。”[18]《大分流》和《起源》自出版以来都好评如潮，前者甚至获得2001年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欧洲历史的塑造》虽然远不如《西方的兴起》那么引人瞩目，但它也给长期盘踞在欧美史学界的自由主义史观以强烈震撼。但是，即便如此，这三本著作是否更趋近于“历史客观性”这一“高尚的梦想”了呢？“坚持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一位坚守中立或公正不阿的法官，决不能退化为鼓动者或更糟糕的宣传者的角色。历史学家作出的结论应当体现出司法的典型特征，平衡和公正”。[19]三位史学家符合这一标准吗？我们距离这一标准还有多远呢？ [1]（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 [3]（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7页。 [4]（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中文版序言第2-4页。 [5]（美）王国斌著，李伯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11－14页。 [6]《大分流》，引言，第22页。 [7]（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7页。 [8]（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8月版。 [9]《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前言第2页。 [10]威廉·H.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致（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页。 [11]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spring（1990），pp.1-21. [12] William H. McNeill, John R. McNeill,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13]威廉·H.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夏继果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3-21页。 [14]（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页。 [15]《大分流》引言，第15页。 [16]《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17页。 [17]威廉·H.麦克尼尔著，刘景辉等译：《欧洲历史的塑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2007年1月版，第68页。 [18]（美）彼得·诺维克著，杨豫译：《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2月版，第1页。 [19]《那高尚的梦想》，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