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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一化三改”的历史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建国初期历次运动中出现的或“左”或右的现象，及时提醒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指示分析了产生官僚主义等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了解决办法，提出了克服这种现象的长期性。指示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22）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主观主义的重要表现，是党政干部脱离群众、“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工作忽左忽右的主要根源。克服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就能保证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于是在1953年开展了一个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斗争。 在“新三反”斗争中，党中央及时批转了全国各地开展“新三反”的情况，指导运动顺利进行。在现已掌握的材料中，仅毛泽东亲自做过的讲话、批示、批语和批转的材料多达26处，可见对此项斗争重视程度。毛泽东还在阐发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多次提醒全党要谨慎从事，防止急躁冒进，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1953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的电报》中指出：“凡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不论是中央哪一个部门部署的，只要当地党委认为有必要推迟进行，均可提出请求，推迟进行。此外，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党政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是正确的；不提意见，将不正确的命令指示，违反群众意见，硬着头皮往下摊，则是不正确的。”（23）这充分体现了我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24）不久，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说：“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25）毛泽东提出的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的思想既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反映出中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党能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条件。 在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这是血的教训。“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结合。”（26）1953年开展的“新三反”斗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统一了认识，从而在胜利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为全面贯彻实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实际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非常陌生。但是，我党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的经验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个体农业，我党充分认识到农民的特点，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就采取趁热打铁的方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全作的道路。在实践中创造了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的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种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既避免了由于生产关系突变而引起生产力的破坏，又逐步培养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的适应性，使他们易于接受。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即采取了从初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中级形式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再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由初级到高级、由分散到集中的逐步过渡的改造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使我国的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第一次变为现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多次回忆说：“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27）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有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28）在“一五”期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照抄苏联是必要的。照抄本身，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又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中我们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学到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由于我们采用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就可以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进行重点项目建设，有利于迅速改变我国工业落后面貌。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严重的弊病，不利于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容易造成基建投资膨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经济效益低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弊病就明显地暴露出来。 总之，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只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商业改造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这都是没有很好贯彻实事求是的毛病。当然，这些问题是不能与我们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 三、深入调查研究，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认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及时提出“以苏联为鉴戒”，避免重犯苏联、东欧的错误，开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 这一探索是从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开始的。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但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真正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却很少，不免在工作中也带有主观主义色彩。1955年12月初，刘少奇为起草“八大”报告作准备，从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先后找32个部委领导谈话。为了解决合作化中有关问题，毛泽东于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他找沿途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为了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他又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从2月14日开始，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详细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建国后进行的两次重大的调查研究活动。这两次调查活动，对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国情，总结经验，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起到了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两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形成了一整套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9）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30）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始终贯彻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31）这与建国初期处处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态度显然大不一样了，而且对苏联的经验要采取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态度。这是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大进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重申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不仅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而且打破了长期以来苏联老大哥独霸社会主义建设讲坛的沉闷局面，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挣脱出来。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发表意见，并公开指责和评判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是非功过，这确实是难能可贵、振聋发聩。如果说，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对苏联“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的挑战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则是对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又一次挑战；如果说，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对盛行于30年代的教条主义的一次批判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对盛行于50年代经济领域中教条主义的批判，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二次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薄一波回忆说：“在建国初期，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虽然有必要，但毋庸讳言，在学习中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对斯大林存在一定的迷信。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之后，毛主席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斯大林，这无疑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33）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率先探索，特别是“双百方针”提出后，在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发生了巨大影响。1956年，在党内掀起了一股浓厚的调查研究和探索的风气，并取得了累累成果，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 中共八大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探索成果，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制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备斗。”他还指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34）毛泽东不仅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党的八大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且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长期任务，百年大计，万年大计！他认为要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这是毛泽东首次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于保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贯彻增加了监督检验功能。这是建国后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的讲话被八大所采纳，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并且在大会上得到贯彻。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列举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35）新党章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动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36）八大政治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37）决议还指出，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38）象这样，在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章中明确规定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党的八大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