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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如吕澂就接受了塚本善隆有关僧肇诔文的意见，见氏著《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五卷，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2568-2569页。 [4]鎌田茂雄：《中国仏教史》第二卷，东京：1982年，第209-283页。 [5]见陈寅恪：《读书札记三集》，《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伯希和：〈鸠摩罗什研究札记〉“Notes sur Kumārajīva,” 富安敦（Antonino Forte）和马西尼（Federico Masini）主编：《通向西方的生命之旅--白佐良（1923-2001）汉学研究纪念集》（A Life Journey to the West: Sinological Studies in Memory of 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京都，2002.）。除了正文中所提到的学者著作外，现代关于鸠摩罗什的研究如汗牛充栋，无法一一列举。但大体而言发明很有限，对鸠摩罗什生平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诹访义纯和横超慧日所著《罗什》（东京： 大藏出版，1983年）；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1-510 页；师觉月（P. C. Bagchi），《中国的佛藏》（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 Tome I, Paris, 1927）。 《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西文全译本可参看约翰尼斯·诺贝尔（Johannes Nobel）：〈鸠摩罗什〉（“Kumārajīva”）收入《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哲学历史门》（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Berlin，1927）， 第206-33 页； 罗伯特·施（Robert Shih）：《慧皎高僧传译注：第一部分》（Biographies de premiers de moines éminents （Kao seng tchouen） de Houei-kiao, traduites et annotées, Première partie，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1968）； 日文译本可参看诹访义纯所译的《高僧传》， 京都： 中央公論社， 1991 年， 第9-44页。 [6]在为他的译文所写序论末尾，诺贝尔特别表示说要感谢他亲爱的友人陈寅恪（西文拼音为Yinkoh Tschen）为他解决了材料释读和其他方面的许多难题（Für die Erklarung einige schwieriger Stellen und für manchen Hinweis auf die verwandte Literatur bin ich meinem gelehrten Freunde Yinkoh Tschen zu Dank verpflichtet），见该文第209页。这似乎也是西方学术著作中最早提及陈寅恪的记录。陈寅恪当时正在柏林从德国印度学大家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学习佛教文献和印度语文，而诺贝尔也是吕德斯的高足，他们两人一定是由此因缘而互相结识。 [7]伯希和认为诺贝尔的译文整体上非常正确，而其注解则显示出非常熟悉佛教的专门用语（la traduction est dans l‘ensemble très correcte, et l’annotation témoigne d‘une grande familiarité avec la terminologie technique du bouddhisme），〈鸠摩罗什研究札记〉，第1－2页。 [8]同上，第8页。 [9]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可以参看柯嘉豪（John Kieschnick）：《高僧：中古中国圣徒传中的佛教理念》（The eminent monk :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u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97）； 罗伯特·坎帕尼（Robert Campany）：《与天地同寿：葛洪〈神仙传〉译注并研究》（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关于这种倾向的一个近期的例子是富安敦对安世高的研究，参见富安敦：《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s,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Scuola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 1995），第65-78页。富安敦一方面提醒我们安世敦过的也许并不是僧侣生活，现存的归于他名下的佛教译经可能只是他生平工作的一个方面而已；但同时他又坚持认为作为一名大乘佛教徒，安世高只会去翻译那些他认为“可以很好地支持大乘”的“小乘”经文，参见第73页。 [11]吕澂也许是第一个指出四世纪和五世纪，僧侣修习课业的改变与《阿毘昙》学习之兴起这二者的联系的人。参看《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第2572-3页；以及杜继文：《泛说佛教毗昙学与玄学崇有派》，《中华佛学学报》（台湾，1999）： 339-351。 [12]同上，第2624-2629页。 [13]罗伯特·沙夫（Robert Sharf）：《理解并接受中国佛教：〈宝藏论〉解读》（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第4-12页。对于大乘作为一次宗教运动兴起的研究，近期学者中贡献最多的是葛瑞高利·绍本（Gregory Schopen）。他有关这方面的英文论文很多，但是比较全面系统阐述他的观点的是根据他在日本讲演稿编成的《大乗仏教兴起时代インドの僧院生活》， 小谷信千代翻译，东京： 春秋社， 2000。有关绍本论点的批评意见，可参看袴谷宪昭：《佛教教团史论》，东京：大藏出版，2002。又王邦维：《中国古人眼中的部派佛教经典》（“Buddhist Nikāyas through Ancient Chinese Eyes”）收入海因兹·贝歇特（Heinz Bechert）所编《来自吐鲁番的佛教文献的梵文词典》（Sanskrit-W?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Beiheft 5: Untersuchungen zur buddhistischen Literature, G?ttingen, 1994），第166-203页； 简？娜蒂耶（Jan Nattier）：《诸善男子：〈郁伽长者会〉中的菩萨道：〈郁伽长者会〉中的菩萨道》（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 （Ugrapariprcchā），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乔纳森·西尔克（Jonathan Silk）：《什么是大乘佛教（如果有的话）：定义与分类的问题》（“What, if anything, is Mahāyāna Buddhism? Problems of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Numen 49 （Leiden）：355-405；关于佛教经院哲学的训练，可参阅乔治· 德雷弗斯（Georges B.J. Dreyfus）：《击掌之声：一位西藏佛教徒的教育》（The Sound of Two Hands Clapping: the Education of a Tibetan Buddhist Monk,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例如，针对最近关于大乘佛教定义问题的学术争论，乔纳森·西尔克作了比较有新意的反省和建议。他也指出中古佛教求法僧（如法显，玄奘，义净）的记载常常被利用来证明他们本来就有的教派观念。参看《什么是大乘佛教（如果有的话）：定义与分类的问题》，第359-360页。 [15]本文引用的《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的文本均出自《大正新修大蔵经》（以下简称《大正藏》）。此外，我也参考了括苏晋仁和萧链子点校的《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和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的《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6]《晋书》卷九十五，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499-2502页。 [17]《名僧传钞》，收入《大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乙，第七套，第一册，14正页下－反页上。在这一著作中，宗性有选择性地从宝唱给鸠摩罗什作的传记中抄录了长短不一的七则故事。除了一件事外，其余的内容在僧祐与慧皎作的鸠摩罗什传记中均有涉及。当然，宝唱的传记有可能提包括了一些他人所没有利用的材料。有关《名僧传》的介绍，参见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第310-7页；芮沃寿（Arthur F. Wright）：《传记与圣传：慧皎的<高僧传>》（“Biography and Hagiography: Hui-chiao‘s Lives of Eminent Monks”），收入《中国佛教研究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Buddhism，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第95-98页。 [18]《大正藏》：2059:419a23-25; 也可参阅芮沃寿对慧皎之宗教态度的讨论：《传记与圣传：慧皎的〈高僧传〉》第82-85页。 [19]新近出版的方广錩先生《道安评传》（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对此问题就有涉及，见该书第35－39页。方先生也提到了慧皎的《高僧传》“隐含着以佛教的标准对释门的种种不良作风进行整肃的意思”（第36页）。不过他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从今人的立场上“名”和“高”存在何种辩证的关系，而基本没有讨论慧皎立场的内涵以及《高僧传》在结构上是如何体现这种立场的。 [20]法进的《江东名德传》和宝唱的《名僧传》都是慧皎撰《高僧传》时所目见并参考的材料，参见汤用彤《往日杂稿》，收入《汤用彤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62，64页。 [21]〈名僧传序〉见《全梁文》卷七四。 [22]诺贝尔：〈鸠摩罗什〉，第207-208页；陈寅恪：《读书札记三集》，第304-305页。 [23]《高僧传》的这段文字其实出自《出三藏记集》中的〈道安传〉，见《大正藏》： 2145:108a19－21，2059:352a28-b01。 [24]《大正藏》：2145:5c02－03。 [25]同上，第306-307页。 [26]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重印，第21页，比较诹访义纯翻译的《高僧传》， 第281页，注第1。关于僧祐的研究，可参看饶宗颐：《论僧祐》（《中国文化研究学报》第六卷，香港，1997年），第405-415页；以及施密特－格林策（H. Schmidt-Glintzer）：《〈弘明集〉与佛教在中国的被接受》（Das Hun-ming Chi und die Aufnahme des Buddhismus in China,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6）， 第14-20页。 [27]在现存的《名僧传》目录中，的确包括了所有这些外国僧侣的传记。但是，书中将他们划分到了不同类目。由于所有这些传记均已亡佚，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此书是否已任何方式影响过慧皎的著述；参看《名僧传钞》，《大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乙，第七套，第一册，1正页下－反页上， 3正页下-反页上。 [28]见伯希和：〈鸠摩罗什研究札记〉，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