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伴随社会的变革及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发展与消除，汉代以来的州长官刺史制度被知州制所取代，州僚佐①体制也发生重要变迁。这些变迁从唐后期开始，五代出现转折，宋朝完成。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②，多关注唐朝、五代或宋朝州级僚佐制度的相关问题，而对唐宋时期州僚佐体制的变迁关注较少，至今尚无一篇对唐宋时期州僚佐体制变迁的专题研究论文。本文拟就唐宋时期州僚佐体制变迁问题作些探讨，希冀对唐宋变革及中国古代地方政治体制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唐五代州僚佐体制及其变迁
    1.唐朝前期州僚佐体制变迁
    唐前期，州僚佐体系主要由上佐、录事参军、六曹参军等组成。严耕望先生把唐朝州府僚佐按其性质分为上佐、纲纪、判司、军事等四类。他解释说：“上佐有少尹、别驾、长史、司马等名目，因时代府州而不同，亦不全置。纲纪，府曰司录参军，州曰录事参军。判司则六曹参军，分掌众务。军事推官等职，非品官，且终唐世不见重要性。”③这种分法很有见地，然而，安史之乱后逐渐打破了这一组织形式，历唐一代，州僚佐体制的变化较大。
    唐朝的州分上、中、下三等。按照制度，上州和中州均置别驾、长史、司马各一人。下州置别驾、司马各一人，而不置长史。④“别驾、长史、司马通谓之上佐”⑤。武德元年(618)六月，唐高祖“改郡为州，置刺史、别驾、治中各一人”⑥，别驾、治中为州的佐贰官。贞观二十三年(649)七月(高宗已即位)，为避讳高宗之名，改“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⑦，此后20余年诸州不设置别驾。上元二年(675)十月，“又置别驾，其长史如故”⑧。唐朝京城所在州的僚佐，开元之前也置长史、司马，开元元年(713)十二月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改“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⑨，尹、少尹成为京府的上佐。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置少尹、尹各二员⑩。“尹、少尹、别驾、长史、司马掌贰府州之事，以纲纪众务，通判列曹”(11)，是府州的佐贰官。京兆、河南、太原三京府的长官为牧，多以亲王领之，中唐之后，很少有亲王出任府牧者，尹演变为府的实际长官，退出了上佐队伍。
    唐朝初年，州置录事参军，开元元年十二月改录事参军为司录参军，自此，府置司录参军、州置录事参军成为制度。按照开元制度，京兆、河南、太原三京府各置司录参军二人，其他府州各置司录参军二人或一人。“司录、录事参军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守符印。”(12)
    唐朝前期，州的众务由诸曹参军分掌，人员编制以州的等级而定。上州和中州置功、仓、户、兵、法、士等六曹，六曹各置参军一人。下州置功、户、法三曹，三曹亦各置参军一人。六曹参军分工明确：功曹的司功参军“掌官吏考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医药、陈设之事”；仓曹的司仓参军“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田园市肆之事”；户曹的司户参军“掌户籍、计账、道路、逆旅、婚田之事”；兵曹的司兵参军“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法曹的司法参军“掌刑法”；士曹的司士参军“掌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之事”(13)，实行的是分曹管理模式。
    2.唐后期州僚佐体制变迁
    唐朝后期，伴随节度使对州县的控制，州僚佐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首先，州上佐官失去职权。唐朝后期，州上佐官或罢去或被合并。贞元十七年(801)三月，唐德宗“省天下州府别驾、司马”(14)。此后，上佐中的别驾多用于安置宗室和贬官(15)，司马也演变为用于安置贬官。
    其次，州录事参军地位提高，职权扩大。安史之乱后，上佐官失去职权，而录事参军却地位提高、职权扩大。乾元元年(758)四月，唐肃宗南郊赦文：“录事参军，职司纠举，自今以后，宜升判司一级，以彰委任。”(16)此后，诸州录事参军始涉足财政监察事宜。唐宪宗元和年间规定：“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17)唐穆宗朝以诸州录事参军专掌义仓，并规定不许长官插手。如长庆四年(824)三月，穆宗诏曰：“义仓之制，其来日久”，“宜令诸州录事参军专主勾当，苟为长吏廹制，即许驿表上闻”。(18)自此，诸州录事参军的职能由审查文书、纠察诸曹、掌管符印扩大到专掌义仓。
    再次，藩镇领区的治州出现了使院和州院两个僚佐体系。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了对付叛军，敕令诸路节度、采访、防御等使“署官属并本路郡县官，并各任自拣五品已上署置讫闻奏，六品已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19)。这道允许诸路节度、采访、防御等自辟除属官及本道州县官的诏令，客观上促使了藩镇幕职官制度的发展。之后，藩镇各自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幕职官体系。藩镇所领的州，分为属州和治州。属州刺史多由节度使的军将或使府僚佐兼任；治州为藩镇使府所在地，刺史常由节度使或观察使兼任。治州的僚佐既有藩镇幕府的使院系统，又有刺史的录事参军州院系统，“使(院)与州(院)各分曹案，使院有观察判官、观察推官；州院有知录，纠六曹官，为六曹之长。凡兵事则属使院，民事则属州院”(20)，藩镇领区的治州僚佐机构出现了使院与州院并存的局面。
    最后，中央控制区的州僚佐官人员减少。贞元三年，唐德宗敕令“减诸上州刺史上佐一员，录事参军、司户、司兵、司士各一员；中州刺史上佐一员，录事参军、司户、司兵各一员；下州刺史上佐一员，录事参军、司户各一员”(21)。藩镇纷纷请求不愿意减少其领区的州僚佐人数。贞元十四年八月，魏博节度使上奏请求治州的“仓曹参军、户曹参军、兵曹参军、法曹参军已上，请依前置双曹”，唐德宗“敕旨依奏”。(22)朝廷对藩镇的纵容，使藩镇对州县官的控制更加强化。
    3.五代时期州僚佐体制变迁
    五代时，州僚佐体制出现了三点变化。
    一是州僚佐机构由六曹演变为两曹，分曹管理模式被破坏。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十月，“省诸道州府六曹掾属，存户曹参军一员，通判六曹”。后唐同光二年(924)四月规定：“判司只置司户、司法两员。”后周显德五年(958)十一月敕令：“两京五府少尹、司录参军，先各置两员，今后只置一员，六曹判司内只置户曹、法曹各一员，其余曹官及诸州观察支使、两藩判官，并宜省废。”(23)五代仅置户曹、法曹。二是州录事参军的职能扩大到督促征科夏秋两税。后唐天成三年(928)二月，中书奏：“应天下县令，逐年夏秋两税，征科公事。伏以县令之职，征赋为先”，“每一州之中，止限毕日委录事参军磨勘，取最后逋欠县分，具本佐名衔，申三司使举奏，明行责罚”，“如是一郡之内，诸县皆及期程，公事修举，其录事参军亦请量加甄奖；如管内诸县并有阙遗，其录事参军亦请量加责罚”。唐明宗“从之”。(24)三是藩镇幕府的高级幕职官演变为州僚佐官。日本学者片山正毅先生认为，五代王朝限制藩镇对幕职官的召辟权之后，幕职官逐渐州县官化。(25)这一认识颇有见地。但事实上，朝廷仅仅限制藩镇对幕职官的召辟权，是不足以使幕职官逐渐州县官化的，只有朝廷把藩镇幕职官纳入到地方官系统之中，才可能使藩镇幕职官转化为包括州僚佐在内的州县官，五代的发展轨迹也确实如此。后梁时不许藩镇辟署僚佐，所有幕职官皆由朝廷除授。(26)后唐天成三年规定：“节度、观察判官并听旨授，书记以下即许随府。”(27)将藩镇幕职高级幕职官纳入朝廷除授。长兴二年(931)二月，明宗又下诏规定：“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以下宾职，团练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28)把藩镇幕府中的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以下宾职，团练军事判官、推官等高级幕职官，纳入到州府管理系统之中。后周时，藩镇幕府的高级幕职官演变为州僚佐官，显德二年六月，周世宗诏曰：“两京、诸道州府留守判官、两使判官、少尹、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今后并不得奏荐，如随郡已历前件官职任者，不在此限。其防御、团练、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员。”(29)这道诏令中，周世宗已经把藩镇的两使判官，防御、团练、军事判官，推官等高级幕职官列入诸道州府僚佐系统之中，并对其除授及员额设置做了规定。
    二、宋朝州僚体制变迁
    宋朝州僚佐体制变迁大体分为北宋前期和后期及南宋三个阶段。北宋前后期以徽宗大观二年(1108)改制为界。
    1.北宋前期州僚体制变迁
    北宋立国后，太祖赵匡胤“成功地收夺了藩镇人事权力”(30)，建立了新的州僚佐体系。新的僚佐体系主要由“通判、判官、掌书记、推官、支使、录事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司理参军”(31)等组成。显然，藩镇幕府的判官、掌书记、推官、支使等幕职官及刺史系统的录事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等，均被保留到了北宋政权的州僚佐体系之中；而未纳入新僚佐体系的行军司马、节度、防御、团练副使等藩镇幕职官及刺史属官长史、别驾、司士、文学等，逐渐演变为寄禄官。
    北宋初年的僚佐体系虽保留了藩镇幕职官判官、掌书记、推官、支使和刺史属官的录事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等，但决不是幕职官与诸曹官的组合，而是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首先，创置通判(32)，作为“佐守之职”(33)。伴随北宋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对新统治区的官员既不能全部罢职，又不能赋予重任，在此背景下，宋太祖创置了通判。一方面，通判“事无不预”(34)，是州长官的辅佐，类似于唐朝州的上佐(35)；另一方面，宋政府又赋予通判监督、牵制州长官的职能，州长官“举动必为所制”(36)，发展了唐朝的上佐职能，同时也革除了前代上佐的冗员问题，这是北宋对中国古代僚佐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南宋史学家马端临曾评论说：“汉所置郡佐，只丞及长史而已，其后又有治中、别驾。至魏晋间，始有司马，本主武之官，自后长史、司马与治中、别驾迭为废复。然历代皆并设二员，至唐而司马多以处迁谪，盖视为冗员，故宋只设通判一官佐郡守，不仍前代之旧云。”(37)宋神宗以前，大藩府置通判两员，一般州置通判一员，文臣为知州的州不及万户者不置通判，但武臣为知州的州，无论大小一律置通判一员或者二员，充分体现了北宋州级体制对武臣的防范政策。其次，改革州僚佐司法体制。北宋初年，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朝廷十分重视地方司法制度建设，对州僚佐司法体制进行了三点改革。第一，以士人取代牙校，改造马步院，使其成为诸州专门的司法机构。五代时，“诸州置马步院，率用牙校为都虞候及判官，断狱多失其中”(38)。北宋初年因袭此制。开宝六年(973)七月，宋太祖“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以新及第进士、《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为司寇参军”(39)。太平兴国四年(979)十二月，宋太宗“改司寇参军为司理参军，以司寇院为司理院，令于选部中选历任清白、能折狱辨讼者为之”，又置司理“判官一员，委诸州于牙校中择有干局、晓法律、高赀者为之，给以月俸，如旧马步判官之例”。(40)为了保证司理参军公正审理犯罪案件，端拱元年(988)，宋太宗又下诏规定：“诸道州府不得以司理参军兼莅他职。”(41)第二，实行审、判分离体制。为了减少地方冤假错案，北宋实行州僚佐审讯官员与判案官员分置制度，置司理参军“掌讼狱勘鞫之事”，负责审理犯罪事实；以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42)。第三，赋予录事参军以司法职能。唐朝前期录事参军的主要职能是审查文书、纠察诸曹、掌管符印，唐后期扩展到了掌管财政，五代时又扩大至督促征科夏秋两税，均无司法职能。乾德三年(965)七月，宋太祖“始令诸州录参与司法掾同断狱”(43)。自此，录事参军有了司法职能。北宋对州僚佐司法体制的这些改革，无疑有利于地方司法的公正。
    改革后的北宋前期州僚佐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新设置的通判和改造五代马步院后设置的司理参军，二是继承五代刺史属官录事参军和司户参军、司法参军，三是承袭五代后周幕职官体系中的判官、掌书记、推官和支使。其体制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和改造。在职能的分配上，以通判为“佐守之职”(44)，专管财政，参与各类狱讼案件的录问详断(45)；以判官、推官、掌书记、支使等幕职官“掌助理郡政”(46)，也参与各类狱讼案件的录问详断(47)；以录事参军“掌州院庶务，纠诸曹稽违”(48)，“与司法掾同断狱”(49)；以司户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50)，并参与有关婚田诉讼案件的审理；以司理参军审理刑狱案件；以司法参军议法断刑。州僚佐的职能明显向经济和司法倾斜。这一变化趋势是唐中期以来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变革及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在州僚佐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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