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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慧皎笔下，这个情节本身还有另一层转折。从叙事的顺序上看，这一情节是在鸠摩罗什和他的母亲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之后发生的，而且他的母亲也离开了龟兹去了天竺。[63]上文已经提到过这最后一次谈话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必须再次回到这个问题。慧皎对事件次序的这种安排，可以说是揭橥鸠摩罗什精神与心理发展轨迹的一次有创意的努力。正是这种安排让读者得以确定这位大师获得其宗教精神上的独立的确切时刻。在此之前，鸠摩罗什还是一个受到精心庇佑的天才。他固然聪明绝顶，但犹如温室中之花朵，未经考验，而且也缺乏人生的终极目标。随着他母亲的离去，此刻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毅力来坚持。罗什与魔波旬之间的斗争就是对其定力大小、成熟与否的一次考验。而慧皎已经告诉他的读者，罗什早在沙勒时就已学了《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这些中观派最核心的典籍，从识的角度来说，他早已经掌握了他日后所提倡的空观学说，所以慧皎通过这一情节所力图表现的，与其说是鸠摩罗什思想所达到的进一步的深度，毋宁说是他精神层面所达到的进一步的深度来得贴切。这才是他真正觉悟的一刻（moment of enlightenment）。这一刻的到来发生在他向她母亲作出承诺要为宣扬大乘而献身之后，因此他一生在佛教史上的定位也由此确立。难怪慧皎非得让他的母亲从他的传记中先行消失不可了。 此外，魔波旬这个情节也似乎暗示鸠摩罗什坚定他要发扬大乘教义的承诺时，情感上所可能产生的挣扎。对佛教早期寺院主义以及大小乘关系演变的研究有巨大贡献的葛瑞高利·绍本（Gregory Schopen）就很敏锐地注意到，到五世纪时，“不退转（avinivartanīya 阿毘跋致或阿惟越致）”的观念已经成为大乘教义之要旨。当时在印度和中亚的大乘的信徒处在部派佛教僧团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他们的信仰受到保守的主流僧团的嘲笑，他们所信奉的“大乘”经典的合法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所谓“大乘非佛说”。所以在感受孤立和怀疑之时，这些作为少数派的大乘信徒只能“立定脚与他捱”以等待“终须有胜时，胜时甚气象”的一刻来临（借用朱子之语）。同时不得不采用充满战斗性的激烈言词来贬压对手，并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在诸如《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即《小品般若波罗蜜经》）等经的经文中，大乘佛教反对部派僧侣集团的论战口吻尤其强硬，般若学的论敌经常被描绘为“达摩（Dharma）和毗尼（Vinaya）” 的追隨者，实际就是指涉当时传统部派内的僧人。而魔波旬将自己伪装为僧人，诱骗般若的信徒放弃受持誦讀般若經。[64]绍本的睿见对理解大乘佛经的表述非常有帮助，他使我们不再把大乘佛典常有的那种对小乘的藐视性言辞简单看作大乘胜利的历史反映，而视作是一种宗教宣传中常用的宣言性辞令（propaganda rhetoric）。我认为绍本的论点其实颇适合借用来分析鸠摩罗什传中这一魔波旬与《放光经》事件的语境。慧皎叙述魔波旬出现并且以失败告终的场景不在别处而是在鸠摩罗什出生和成长之地龟兹，这是否也是暗示鸠摩罗什已经作了根本性的抉择，在心里上将自己和所属并关系亲密的当地佛教的僧团拉开了距离呢？我在这里提供的这种解读自然是尝试性的，但放诸我们所了解的当日佛教界的实况中，却是比较能吻合的，故可做为一解。虽然在僧祐与慧皎所处时代，大乘在中土的优势远过其在中亚，但在中土佛教界内部，不同教派反对各自的教义和实践传统做法也不鲜见。有人甚至公开指责“方等经”为魔书。[65]如果联系僧祐和慧皎对鸠摩罗什内心苦恼的种种有意地揭示（下文将仔细分析），那么在这里用打败魔波旬来解释罗什从原来的僧团脱离出来的心理过程就显得很自然了。同时顺着这种可能的内在逻辑，我们也很容易解释为何慧皎的传记中的下一个情节正是鸠摩罗什说服了他自己的老师盘头达多： 龟兹王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什曰。家師犹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盘头达多不远而至。王曰。大师何能远顾。达多曰。一闻弟子所悟非常。二闻大王弘赞佛道。故冒涉艰危远奔神国。什得师至欣遂本怀。為說德女问经。多明因缘空假。昔与師俱所不信。故先说也。師谓什曰。汝於大乘见何异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诸漏失。师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爱空乎。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线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麤。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見。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師。師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连类而陈之。往复苦至经一月余日。方乃信服。师叹曰。師不能达反启其志。验於今矣。於是礼什为师。言和上是我大乘师。我是和上小乘师矣。[66] 盘头达多与鸠摩罗什的这场论辩看来是佛门史家想象出来的产物。僧祐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很简略，而且告诉我们是鸠摩罗什前往罽宾去说服盘头达多，但在慧皎的笔下却变成了盘头达多到龟兹来访问自己的弟子。这种改变我认为不是因为慧皎另有不同的故事版本作为依据，而是如此就将鸠摩罗什放到了中心的位置。抛开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这个情节要表现出的认识就是在佛教的世界里，如果要建立起自己在教义上的终极权威，那么和带自己进入佛教教义大门的老师进行辩论并赢得承认（不一定要是绝对的胜利）就是重要的一环，即使是像鸠摩罗什这样的人亦不例外。慧皎的故事更耐人寻味。虽然鸠摩罗什被宣布为这次拉锯式辩论的最后胜利者，慧皎在叙述中却并没有明显地倾向他。盘头达多最后虽说“礼什为师”，但从文字的语气上他更像是在承认弟子立新说的成就而非就此改变了他自身的学说立场。至少他并没有放弃他自己作为罗什的“小乘师”的身份。这种辞令多多少少也体现出当日的僧人史家还是很强调在大小乘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慧皎虽然宣告罗什赢得这场论辩，但对罗什究竟是以何种论证来驳倒盘头达多却只字未提，而把篇幅完全留给了盘头达多，让他把对罗什的主张的批评意见扼要说出。盘头达多把以他自己弟子为代表的大乘信徒比作“狂人”尤其值得注意。[67]这种比喻在这里出现决不会是随意的。因为这很能体现当时一些反对大乘空观，特别是般若空观的佛教徒所持有的立场。他们认为大乘的空观斥破一切的立场会导致其信奉者以为掌握了真谛而目空一切。就连大乘的信仰者也不是都同意鸠摩罗什的学说的。[68]下文还将谈到，罗什所提倡的中观学说在僧祐慧皎的时代远不如他所译的《成实论》一类的观念来得流行。所以在这里慧皎显然不愿意让批评的声音被埋没，更何况“狂人”的形象也颇能体现出鸠摩罗什本人标新的特点。 七 性与宗教精神除了鸠摩罗什的天才，破色戒是中古鸠摩罗什传记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他的传记资料所记载的有关他与女性之间发生性关系的共有三次事件。僧祐和慧皎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提到了其中的两个：第一件事发生在后凉将领吕光于384年征服并占领龟兹之后。据说，这位将领觉得，作为一位享有智慧美名的重要人物，鸠摩罗什实在太过年轻（关于这一点，在我们讨论有关鸠摩罗什卒年的争议问题时还将提到），他决定以通过强迫他与龟兹王的女儿发生交合来考验他。[69] 一开始，鸠摩罗什进行了强烈的反抗。但在他被强灌下了大量的酒，并和那位公主一起被锁在一间房中之后，他终于屈服；第二件事发生在多年以后，当时鸠摩罗什已在长安被后秦姚兴奉为国师。姚兴对鸠摩罗什说，大师既然被赋予了如此非凡的智慧，如果不能传递自己的“法种”，真是太可惜了，“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从这以后鸠摩罗什就“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丰盈。” [70] 《晋书鸠摩罗什传》中也提到罗什在后秦破戒，其中包含了鸠摩罗什破色戒的几次经历中听来最为不堪的一次： 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71] 在这一事件中，鸠摩罗什显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不顾戒律的约束。无论从佛教还是中古世俗伦理的角度，这种在如此庄重的场面上公然提性要求的做法，都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的，在有关南北朝佛教高僧的记载里大概只有关于昙无谶的性丑闻可以与之相比。[72]和僧祐慧皎所提到的两次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两件事中，鸠摩罗什是被逼破戒，尚可以说是世俗权利的牺牲品，但在这件事中，他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在《晋书》的文字里，姚兴向罗什提供宫女发生在罗什奇迹般的“一交而生二子焉”之后，所以似乎姚兴的行为也有顺其所好的成分在内。我们无从知道《晋书》的编纂者是通过什么材料获知这一事件的。[73]但是我们很难说，在唐代官方史家所撰的鸠摩罗什传中出现这样的内容是出于排斥佛教的目的。《晋书》的编纂者对鸠摩罗什的描写除了提到破戒的一处，其他的方面都很明显是赞扬的，这一点上和佛家的立场并无很大的不同，而且《晋书》的整个传记明显是将僧祐慧皎的传记缩略而成的，而非另起炉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晋书》编者还特别通过鸠摩对罗什具有的超自然力量的强调来为其所作所为辩护。《晋书》接下来说，通过一场吞针的比赛，鸠摩罗什向那些效法他而为自己建立起家庭的僧侣提出挑战。他拿来一大把针当众宣告说：“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 接着，就像吃正常的食物一样，咽下了大量的针。其它的破戒者惭愧之余，马上结束了他们那种罪孽的生活方式。所以《晋书》的编纂者们实际上很明显是要向读者说明：罗什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僧人，因此，传统的规定和制度并不适用于他。虽然大乘教义中的“方便”（upāya）观念无疑影响到了《晋书》编撰者对鸠摩罗什的描绘，但我推测《晋书》作者之所以要特意加入罗什这种放肆的性要求及与之有关的吞针比赛，主要还是为了符合古代官修史书中为僧道立传的某种标准。僧道的代表，无论他们在各自的宗教上贡献如何，到了官方史书里，大都只能归入〈艺术传〉或〈方技传〉等范畴，与医筮卜祝之类的人物被归成一类。所以编撰者就往往需要突显传中人物的“变化伎术”的能力。[74]对罗什的这种描写正是当时读《晋书》的人所能够预期的，和对罗什的褒贬关联倒反而不大。 然而，对于中古中国的佛徒来说，鸠摩罗什破色戒的经历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以鸠摩罗什这样的地位而不守戒律，的确会对僧侣生活中最重要的独身原则造成损害，而且也会让人对质疑罗什所提倡的教义思想的效力。针对这种质疑，七世纪时的名僧道宣就在他的《道宣律师相感通传》中对这一争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余问：“什法师一代所翻之經，至今若斯，受持转盛，何耶？” 答云： “其人聪，善解大乘。以下诸人皆俊，又一代之宝也。绝后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译以悟达為先，得佛遗寄之意也。” 又问： “俗中常论，以沦陷戒检為言。” 答：“此不須相評，非悠悠者所议论。罗什師今位阶三贤，所在通化。然其译经，刪補繁缺，隨机会而作。故大论一部，十分略九。自余经论，例此可知。自出经後，至诚读诵，无有替废。冥祥感降，历代弥新。以此诠量，深会圣旨。又文殊指授令其刪定，特异恒伦。岂以別室见讥，顿亡玄致，殊不足涉言耳。”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