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以“苏维埃革命”命名
    从1927年7月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的10年，史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90年代末，俄罗斯学者发现共产国际文献中，这段历史过程被称为“苏维埃运动”或“苏维埃革命”。笔者认为，以“苏维埃革命”来概括这段历史过程是最适宜的。
    在中共历史文献中，以“苏维埃革命”命名这个历史阶段，是在1927年12月广州暴动以后。这个概念的运用，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文告，高度评价广州暴动的革命意义，指出：“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的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并喊出了“中国苏维埃政权万岁！”的口号。[1]P348这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概念，是从共产国际那里得来的。
    共产国际认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就其性质而言是民族民主革命，其必然前途是社会主义。1927年春，斯大林以俄国革命历史类比中国，强调国共合作以后的中国革命存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东政府时期，是全民联合战线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第二阶段蒋介石分裂以后的武汉政府时期，是“左派”国民党阶段，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此后的第三阶段就是苏维埃革命，在此阶段，把俄国革命经验教条化发展到严重至极。以“苏维埃革命”来命名，也正好反映出这一历史特点。
    二、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划分
    中国苏维埃革命10年历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俄罗斯学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7月至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为第一阶段，1931年底至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为第二阶段，共产国际七大后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第三阶段。中国学者考察这段历史，也把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作为前两个阶段转换的标志，但关于第一阶段的起点，看法尚不统一。如有的从苏维埃运动着眼，把起点上溯到中共一大，有的则把起点确定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决定的1927年9月。[2]事实上，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为其主要标志。如果把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上溯到党的建立，苏维埃则除了制度认同以外，相当长的时间中实践缺位。事实上，苏维埃革命与前一阶段国民革命相衔接，如果把兴起的起点定在1927年9月，也有衔接中断的缺陷。因此，笔者认为，把1927年7月国共合作的破裂作为苏维埃革命兴起的起点是恰当的。
    至于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划分，笔者认为不妨作五阶段处理：1927年7月至1928年7月中共六大召开为兴起阶段，中共六大后至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为发展阶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为鼎盛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后至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为转折阶段，瓦窑堡会议后至1937年7月为收束阶段。
    本文所讨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革命兴起，就截止到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从1927年7月到9月，为调整政策，打出苏维埃旗帜的阶段；1927年9月至12月，为武装暴动，催生苏维埃政权的阶段；广州暴动后至1928年7月中共六大，为系统确立苏维埃革命方略，苏维埃政权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阶段。
    三、从宣传苏维埃到决定组织苏维埃
    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但没有即刻打出苏维埃的旗号。从宣传苏维埃到决定组织苏维埃，是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进行的。
    苏维埃在俄文中原意是代表会议。作为政治组织，最早出现于1905年俄国革命中。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联共（布）领导的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政权并存。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成为俄国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这时的苏维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机关，它是民主集中制而非议会制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而非资产阶级专政。
    早在1920年7月，列宁就在共产国际二大指出：“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无条件地应该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他要求共产国际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P22-23斯大林认为，只有当中国革命发展到革资产阶级命的阶段，苏维埃才会被提上日程。所以，托洛茨基等人在1927年4月主张在中国立即建立苏维埃，斯大林予以了坚决的驳斥。即使在汪精卫摆明要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之际，6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以罗米纳兹来华取代罗易指导中共，仍然强调共产国际的决定是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3]P349直到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才决定中共示威性退出国民政府，但仍须留在国民党内。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批评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的错误政策，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表示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4]P175-183汪精卫实施“分共”以后，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通告，仍称“须留在国民党内工作”。[4]P1191中共中央筹划了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部署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的各项任务。不退出国民党的方针得到贯彻，南昌暴动后的领导机构，即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
    斯大林为何如此钟情于国民党呢？一方面是希望借此吸引下层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希望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帜号召农民。此前，共产国际内就有国民党是农民党的说法。斯大林也预感到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一天终会到来。8月8日，他签发电报指示中共：“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5]P18-198月12日、13日，又反复作了强调。
    据此，大约在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下组织工农暴动，暂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参加讨论的共产国际在华工作人员沃林看出其中矛盾。9月20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称：“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在广东开展暴动的决定是不可理解的”，“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令人憎恨的了”。他认为，“不能以与‘左派’国民党的试验成功与否来决定苏维埃作为政权形式的问题”，“也不能认为，苏维埃在广东的建立只是作为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向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工具。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而不是宣传苏维埃的思想）现在就应当作为能切实实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并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革命政权的唯一形式来加以接受”。[5]P85在建立苏维埃问题上，沃林更走在了斯大林的前面。
    无独有偶。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放弃国民党旗帜，建立工农兵政权。信中写道：“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6]P15毛泽东看出了不能再打国民党旗帜的必要性，不过，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判断也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的。8月23日，中共中央以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作答，称：“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6]P23-24大概是由于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并未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共产党复兴“左派”国民党只是一厢情愿。这时候，真正的左派代表宋庆龄、邓演达早已去国远游，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实现合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改革国民党中央，实现与国民党的内部结盟，推动中国革命，是不可实现的构想。在这种情势下，共产国际被迫调整苏维埃政策。
    9月19日，斯大林签发关于中国问题给罗米纳兹的电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内称：“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和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可以得出在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5]P87-88次日，正式向中共发出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指示。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公开了这项政策的转变。他说：“如果说以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那么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5]P92-93
    共产国际的指示迅速落实在中共中央的政策调整之中。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指出：“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4]P312-313至此，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建立苏维埃，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四、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大地上诞生
    1927年9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中国问题，决定由布哈林负责起草关于中国革命当前阶段的总决议，以俄国代表团名义提交共产国际。10月上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两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布哈林都曾出席。
    10月1日的会议由洛佐夫斯基主持。关于苏维埃问题，他认为农会实际上就是苏维埃，应该把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与广东等地的苏维埃区别开来，后者苏维埃的社会构成不会像苏联一样集中在工业无产阶级中，广东的苏维埃要能够在帝国主义的眼皮底下生存就需要伪装，不能具有纯共产主义的性质。布哈林表示完全同意洛佐夫斯基的建议。[5]P102-114
    10月14日的会议由布哈林主持。鉴于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遭遇失败，布哈林提出前次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应当予以修改：一是应以两湖为革命中心，二是苏维埃政权问题应阐述得更加清楚，以体现政策的继承性。关于“左派”国民党或者新的革命政党问题，他认为中国并不像俄国有农民党的传统，在农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党人，大批人退出国民党的论点是正确的。布哈林这种说法，解决了中国农民由哪个党来代表的问题。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则表示了谨慎的态度，认为在俄国以苏维埃的形式实现，在中国如何实现，目前还不可能知道。[5]P124-128
    10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指示，要求中共将其干部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防止分散党的力量，以避免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耗尽力量的危险。指示罗米纳兹以最大限度保守秘密为目的，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5]P135-136
    11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罗米纳兹出席。会议阐述了抛弃国民党旗帜的正确性，首次以“无间断的革命”定义中国革命的性质，断言“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速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制定以实行总暴动为中心的总策略，对建立苏维埃做了条件限定：“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4]P36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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