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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苏维埃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0月底，广东海丰、陆丰及其附近地区的工农群众，在当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在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举行武装暴动，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彭湃回到海陆丰，领导筹建苏维埃政权。据报道，陆丰苏维埃代表会于11月13日开幕，海丰苏维埃代表会于18日开幕，各开会三天。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海丰各处农民工人以及贫苦民众在代表会开幕以前数天，都热闹异常，兴高采烈，如舞狮，歌唱，鼓乐……无处无鼓乐喧天，较之旧历新年的快乐，当更快乐得数百倍，人人喜形于色，欢呼欲狂。”记者感慨万千，称“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大至全广东，乃至全中国！”[7]P232-233 12月11日，广州暴动爆发。当日，即成立广州苏维埃。苏维埃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联名发表宣言，宣告广州苏维埃成立，宣布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和士兵，工人群众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不仅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次。[8]P65-67 广州暴动是斯大林根据牛曼等人的报告，于12月10日批准的。[5]P173但广州苏维埃只存在两天。12月13日，广州失陷，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大批起义者英勇牺牲，苏联驻广州外交人员亦未能幸免。广州暴动和苏维埃的建立，是仿效俄国十月革命以中心城市的暴动夺取政权，从这个角度看，它被冠以“第一次”并不为怪。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指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英勇的尝试，它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的极其伟大的英雄主义范例”。[1]P353-354 五、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 共产党领导建立苏维埃，这在中国是新鲜事物。苏维埃能否成长，与对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形势以及革命斗争中的倾向性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在当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不一致，迫切需要统一思想。 罗米纳兹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返回莫斯科，所遗下的工作暂由米特凯维奇承担。1928年1月，米氏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映了当前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她认为国民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迅速崩溃，除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取得政权而斗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关于当前革命斗争中的倾向性问题，她认为企图人为地加速革命成熟的进程，转而采取革命的最后行动，是目前全党的主要病症，主要表现为革命急躁情绪和盲动主义。关于革命性质、革命策略和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她认为迫切需要通过召集全党代表大会加以正确解答。[5]P278-298米氏的判断不乏矛盾之处，如她看到了盲动主义和急躁情绪的普遍存在，却又认为革命浪潮正在高涨。其实，这种高涨，正是盲动主义催生出来的假象。 对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洛佐夫斯基有不同的看法，他连续给在上海的米特凯维奇等人写信，指出：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是密切联系的，广州暴动后是否已经爆发先锋主义情绪。在目前，先锋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加危险。他认为扩大会议决议对中国资产阶级作用和意义估计过低，将导致对资产阶级作为反革命力量的极端危险估计不足。关于不断革命的论述非常冒险和混乱，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决条件的提法也是混乱的。[5]P196-207 1928年2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会。会前，执委会召开中国委员会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会上，罗米纳兹作了主要报告，会议听取了佩佩尔、牛曼等人的报告，洛佐夫斯基、希塔罗夫、牛曼等做了发言，布哈林参加1月31日最后一天会议并两次讲话。布哈林与罗米纳兹存在重大分歧，会议的结论性文件没有通过，全部材料转交给第九次全会。 布哈林不同意罗米纳兹关于中国革命“已经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就其实质而言仍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张不要把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混淆起来；他不同意中国革命是“不断的革命”的提法，不同意罗米纳兹关于中国有着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否定反动派存在联合并不符合事实。随着革命的发展，社会分化加大，有必要争取中间阶层。不过，布哈林承认断定中国存在直接革命形势是正确的。他强调，在中国，中心口号应当是武装暴动，政治口号是苏维埃政权。[5]P219-257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此前关于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争论做了总结，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阶段的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运动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这种新高潮正在酝酿；革命运动发展的极不平衡，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只有通过起义和推翻现政权，才能解决革命的任务，因此需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必须坚决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把起义当儿戏，党在农民苏维埃地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决议高度评价了广州暴动和苏维埃的建立，同时也指出了在领导工作方面的缺点。[1]P350-354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通告强调：党中央正在着力纠正各地工作中的盲动主义错误，这种错误倾向主要表现在玩弄暴动，农村中的烧杀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接受对“无间断的革命”的批评。 关于苏维埃的建设，中共中央则在3月10日就发出通告，作出十条规定，内容主要有：苏维埃组织在暴动前是暴动指挥机关，暴动胜利后是政权机关，改变了过去只有暴动胜利后才能建立苏维埃的规定；苏维埃是直接民众政权，经过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绝对禁止党部指派，代表中应尽可能引进非党员，凡年满16岁的男女而非剥削劳动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了由乡以上至省苏维埃机构的人员组成和运行机制。[9]P66-72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对苏维埃政权作出系统规定。同时，对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也作了相应规定。至于地方第一次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规定，则是中共江西省委1927年11月完成的。江西省委起草了《苏维埃临时组织法》，说明了苏维埃的来源，苏维埃的意义与任务，苏维埃与资本主义政权机关的区别，规定了苏维埃政府级别及分别管辖范围，选举条例，各级苏维埃产生的方式与组织方式，各级苏维埃的权限及隶属关系，并制定了《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10]P4-14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析了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制定了民主革命十大政纲。大会决定党在苏区的任务主要是：发展苏维埃根据地，最大限度地发展正规武装红军，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纲领，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确定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名义为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产业工人应占优势，以保证其领导作用；苏维埃代表须按期向选举人报告工作，选举人有权撤回旧代表另换新代表，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均应受到劳动群众的监督；共产党通过党团领导苏维埃，应防止党代替苏维埃或苏维埃代替党的倾向。[9]P235-251 中共六大的召开和一系列决议的通过，标志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苏维埃方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系统确立。从此，中国苏维埃革命越过艰难曲折的兴起阶段迅猛发展。 六、小结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国民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转折同步。这个历史过程，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的不二选择，也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 苏维埃革命模式毕竟是移植过来的，作为指导者的共产国际所依据的只是苏联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基础创立的思想理论，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调适和结合。实践是第一位的，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不可变异的教条。在苏维埃革命兴起的阶段，共产国际的指导不断调整，如：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主张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些调整是必要的、有益的，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逐步受到重视，代表着中国革命未来的正确指向。中共六大关于党在苏区的主要任务的规定，表明革命中心的设想正在发生位移。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代表的工农武装割据，其重要性正在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得到提升。一切权力归于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的出现，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局面。井冈山根据地的群众称苏维埃为“埃政府”，“埃政府”即我的政府之意。[10]P49尽管政权建设只是初试，但群众知道了它是自己的政府，意义深远。苏维埃革命旗帜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表明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正在探索。 由于是模式移植和外来指导，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不断发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必然产生干扰。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理论来源于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这个理论以俄国革命历史类比中国，模式化论断存在重大缺陷。罗米纳兹否认中国革命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实以此为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虽然正确指出中国革命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否定了“无间断革命”，否定了革命已经发生质的改变，否定了盲动主义和先锋主义，但是，并没有彻底地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中走出来，继续认定苏维埃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变更土地制度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并且“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9]P170在实践上，把国民党内的派别一律视为反革命派别，把第三势力视为统治阶级的奸细，因反对资产阶级而牵连农村富农，解决不好革命统一战线问题，这就难免发生一系列超越革命阶段的“左”的错误，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黄少群。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4）。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中央档案馆。秋收起义（资料选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中央档案馆。广州起义（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10]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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