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从5万余人迅速减少到1万多人，但不久即开始回升。1928年中共六大时，党员增加到4万多人。①1929年6月，党员规模是69 319人。1930年2月，稍有回落。但同年9月，又扩大到122 318人。根据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3年左右，中共党员曾达到298 740人。②当然由于资料原因，无法获得大革命失败后党员规模的精确数据，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1930年代初中共党员曾大大超过10万人。与1927年年底相比，出现过十倍以上的增长。在革命低潮时期，党员数量为何出现快速膨胀？这种膨胀带来了哪些影响？鉴于现有研究比较薄弱，③本文拟作些梳理。
    一
    大革命失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革命处于事实上的低潮时期，在此期间中共本应采取收缩、调整政策，党员数量一般不会快速增长。可事实相反，在1928年以后的几年间，中共党员却出现了快速增长。其原因主要是中共中央错误判断革命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或即将到来，要求各地、各级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议决案》就认为，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是极端不稳固的，中国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④192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的胜利，“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激烈起来……这就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的广大群众之革命斗争的高潮。”⑤1928年后，中央明确提出“工农革命的潮流是正在高涨的”，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夺取政权的暴动”。⑦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甚至认为“全世界革命的火山都在冒火吐烟了”。⑧1930年8月，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判断中国已经“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也认为群众的“革命斗争是高涨的”，中国革命处于“日益生长革命的高潮”。⑩
    中央对形势的乐观估计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下级组织，各级组织在讨论国际、国内、本地的革命形势时，都得出近乎“一片大好”的结论。既然革命已经处于或正在接近高潮，党就应该扩大组织规模、壮大力量以迎接高潮。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指出：“党的组织重要责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农兵革命分子入党，必须多吸收新的工农兵革命分子扩大党的力量，然后本党才能担负新的使命。”（11）1928年初，中央在一份通告中指出，“我们党虽然时时在发展，但是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赶不上革命的客观形势发展之速”，因此“我们不仅要从此严密党的组织，而且要赶快扩大党的组织——数量的变更是可以影响质量的。”（12）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也要求各级党组织“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13）1930年3月中央发布《为发展党员告全党同志书》，更向全党发出了“发展产业支部”、“发展工人党员”、“发展雇农党员”、“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工人党员”（14）等号召。1932年9月、10月，中央甚至连续发布了三个发展党员的专门文件——《中央征收党员的九一八号召》《征收党员运动提纲》《中央为征收党员的“十月革命号召”致河北省委信》，在文件的标题中都使用“征收”一词，表达了中央对于组织发展的急迫心情。
    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组织的逐渐恢复、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则为大量发展党员提供了可能。31万多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大部分党组织被破坏，“有些地方整个的党的组织甚至根本瓦解”。但是即使在白色恐怖之下，勇敢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埋葬同志的遗体后继续前进，六大时党组织就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六大时，全国共有省委十六个，南洋临委一个，特委三十七个，县委四百个，市委三十六个，区委四十一个，特支一百三十八个。（15）同时，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艰辛历程，除了发动南昌起义等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外，还领导了以广东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起义，以江西吉安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起义和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赣东北起义等数十次暴动。到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包括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16）各地根据地的建立，使党有可能在局部地区近乎公开地发展党员。
    二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始，就非常注意对党员发展进行规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根据中共五大《党章》，只要那些“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才能成为中共党员。（17）在一些党内文件中，上述原则性规定还被细化。如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党员的条件是：要有坚强的阶级觉悟，政治认识，能在党的支部中工作，是斗争中积极分子，最好有社会职业或有决心向社会求工作出路。（18）古田会议决议规定“新分子入党”条件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19）
    此外，党内也有关于入党程序的规定。如二大党章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三大党章还将入党介绍人增加为2人，并要求具有半年以上的党龄。1925年后，随着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为了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将入党介绍人改为1人，“且不限于入学半年以上者”。（20）三大党章还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即预备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21）1925年10月，中央决定“工人农民候补期一月，智识分子三个月。”（22）五大党章则取消了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士兵等）的候补期，非劳动者（包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的候补期仍为三个月。（23）
    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党员发展过程中，上述基本条件和要求被降低了，相关入党程序也多不履行。如广东省委在给各县市委发展党员的指示中，对“阶级觉悟”很少提及或干脆不提，仅仅强调吸收工农中“最勇敢”的分子。（24）福建省委也仅仅强调将“勇敢的工农份子无条件的大批介绍进来，尤其是在某一处斗争之后，那些勇敢的暴徒，可以介绍入党。”（25）而一些基层组织在“征求”党员时，甚至将“勇敢”也扔在一边，“只要是受过豪绅地主打击的，便认为是好同志”，（26）进而提出诸如“对于工农分子无条件吸收”、“对于贫苦工农分子进党，条件要放松些，放低些”、“欢迎穷苦工人入党”、“欢迎工人贫农中农入党”、“每个穷人应该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好打路条”、“有无介绍信，无论到哪里都有饭吃”等口号。
    于是，发展党员在一些地方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党员的具体任务、指标。1928年初，中央要求在半年内增加20 000名新党员，其中分到的指标最多的几个省是：广东8 000名，江苏5 000名，湖北3 000名，甘肃、云南各领到100名的指标。（27）1930年3月，由于对1929年“广州暴动纪念”中的征收效果不满，中央要求在两个月内江苏发展工人党员1 500名、产业工人党员800名，广东发展工人党员1 000名、产业工人党员400名，顺直发展工人党员1000名、产业工人500名，最少的是陕西和广西，两省党组织要求发展工人党员各100名、产业工人党员10名、20名。（28）上级组织的指标被逐级下达，直至基层支部。1931年3月，山东省委要求“在这一月内，全省党员的数量，要增加到一倍以上。”（29）1932年9月，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在三个月内使党员从5万人增加到10万人，增加一倍。（30）1934年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更提出“在广暴前各乡建立支部，发展党员，人数多的一倍，人数少的三倍四倍不等。”（31）
    为了完成指标，发展党员成为“革命竞赛”的重要内容。1932年11月，中央要求河北各级党组织“应该积极的组织起来，区与区，支部与支部，同志与同志之间的竞赛，互相号召，让先进的去帮助落后的，成为互相帮助，发动积极的支部，宣布自己为突击支部，能够各方面（数量与质量）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预定的计划，并且超过。”（32）《中共湘赣苏区省委革命竞赛条约》规定“发展党的组织最有成绩的奖银质方印一颗，文为‘列宁的党’四字。”（33）四川省委要求在发展党员时，“从市委各委员起互订革命竞赛条约，准许彼此间的‘挑战’，在征收运动期内时常报告各支征收成绩，悬挂光荣的‘红板’奖励成绩优良者，悬挂耻辱的‘黑板’，成绩低劣者列名其间……”（34）
    为了不被悬挂“黑板”，各地党组织都采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有些地方的党员发展沦为“收编式的发展”。在鄂豫边，在发展党员时，“不考察他是否经济地位低落，是否有阶级觉悟，只要做了两件反对富人的工作，或受了反动方面的打击，即认为是好同志，不经上级批准，不行入党式，就介绍到支部来，并且有许多凭着个人感情，来决定能否介绍的。”（35）四川省党组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发展党员多采取“和平宣传吸收”、“感情拉入”、“利诱或欺骗吸收”等办法。（36）据1933年9月江西党代表大会反映，一些基层组织甚至“摆摊子式，动员入党”。某党支部“派了二个同志拿一本簿子一支铅笔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共产党’。”（37）有的党员对群众说：“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吗？”（38）某地甚至出现了“压迫入党（喊为写降书）。如敢违者杀其人，牵其猪牛，夺起财物，焚其房屋。”（39）
    在“征收”运动中，一些纪念节日被利用起来，成为突击征收日。这些节日包括“广州暴动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十月革命节”、“五一节”等。1931年3月，中央提出“在一切伟大的革命纪念和敌人进攻的关头要宣传大规模的征收党员运动，号召无产阶级和贫农入党，作为实际的纪念和答复”。（40）1932年9月，中央号召全上海的党的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实现中央的“九一八号召”，征收几千名工人入党纪念九一八。（41）一些地方还在节日举行集体入党仪式，“大都每次都是介绍二、三百人，召集一次会举行如校式，甚至照洪家刊香盟誓的办法举行。”（42）
    三
    如此发展党员，降低了党员标准，违反中央在“斗争中发展党员的规定”，也没有完成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任务，农民党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工人、产业工人党员的比例反而下降了。根据六大公布的全党组织状况显示，在全体党员中，工人占10.9％。（43）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的比例反而下降到7％。1930年，工人党员进一步下降为5.5％。（44）即使在能够公开征收党员的苏区，工人党员的比例也不高。1930年4月，赣西南向中央报告：“整个赣西南党员共有三万以上……党员成份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其中贫农占百分之六十五，工人占百分之五，其他的知识分子商人等。”（45）1931年10月中共湘赣边苏区省委向中央报告，各县调查党员共19 480人，成分比例分别是，产业工人5.4％，雇农6.6％，手工工人12.9％，苦力工人0.9％，店员0.4％，贫农51.5％，中农14.8％，富农0.1％等。（46）
    相反，各色人等却趁机进入党内。其中“入党谋生”者有之，盲目入党的也不少，怀着其他各种不良动机入党者也大有人在。在广东番禺，“投机革命”者——周东和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原本是五桂局的握权人，不过农会势力澎涨时遂投机组织农会，‘四一五’事变后，他的思想亦非常动摇，本来对党毫无认识，他所以不拒绝我们，反加入我们的党，是他的投机行动，恐防C. P. 执政，他的地位不固，以为加入党后，一旦C. P. 执政，他的地位亦仍可以稳固。”（47）另如山东党组织报告：
    农妇还有一种切身问题——性的苦闷，山东有一种风俗，初结婚的妇女，在四五年内，经常是住在母家，每年同自己丈夫住在一块的时间不过一二月。又因农民出外的多，他们的性的问题也是严重极了。听说共产党是主张自由恋爱的，因此都喜悦加入共产党。（48）
    如此发展党员，一些党员连起码的政治常识、觉悟都不具备。在四川，“有同志解决［释］‘苏联’是‘苏秦联合六国’，土地革命是[革]土地菩萨的命。”（49）1928年9月，在一份有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党员状况的报告中，调查者发现相当一部分党员竟然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土地革命的意义是什么。（50）在赣南，“一般的党员思想斗争与教育非常缺乏，还有许多党员不能为党工作，党的决议不切实执行，党员不愿参加斗争，不愿为党工作，甚至有少数党员竟公开说：开除党籍总不得开除他的团籍（是永新五区）。”（51）1932年2月，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不仅大批新发展的工农同志，对于党没有起码的认识，即许多老党员，也往往不知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更不必问他是否懂得党的目前策略与口号，想出具体办法来执行了。”（52）
    那些“入党谋生”的党员也没有改变初衷，他们声称“以身许党，别无出路”，要求党组织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否则就拒绝为党工作。广东顺德县委报告，一些农民入党后，以为党应该维持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若不给解决，就不工作了。四川临时省委也报告“大部分同志”在失去公开职业以后，“遂自以为是革命的职业家，天天找党介绍吃饭的职业，甚至很不客气的问着党要饭吃……”（53）既然入党是为了谋生，以革命为名，入党后腐化堕落的案例在各地都有。有人入党后“腐化浪漫，用了二三千员无帐可查，戴金戒指，穿皮衣戴眼镜……”（54）在赣西南，“一般同志在较好的环境生活特别表示腐化，金圈子戴起，还有借党招摇向乡人讹索钱财酒食品，造成党内新土豪新劣绅……”（55）在鄂豫皖苏区，一些“区委以上同志的生活费是漫无限制的用，黄安桃花区等区委委员，每人每月有用至七十元的，通常也在三十多元。各指导机关和区委等，每天总是吃鸡吃肉，常常是一餐一个鸡。许多同志非肉不饱，许多同志都带有价值几元的自来水笔和十几元的手表，但很多虽然带着，根本不还不会写字或不会识钟点的！”（56）据湖南省委报告，某同志“到沪后，拿了省委洋壹百元，他私自用了，虽然开了一个报销单给长卿同志带来省委，都是七扯八拉的（如支四、五月份生活三十元，他在这时归中央付了，合[原文如此，引者注]何以又要省委生活费，指戒指二十余元，医药费二十余元，借用八元……），这样用法未免太糊涂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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