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央领导的周恩来是如此，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同样也有很多人在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对粮食工作常抓不懈。如李德生，在“文革”开始以后，他作为第十二军军长率部队到安徽进行“三支两军”，因工作出色被调到中央工作。到中央工作以后，李德生仍兼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7、8月间，李德生到安徽调查研究全省的经济建设情况，用45天的时间把全省的73个市、县大部分走遍了。每到一处，他都同当地领导干部商量如何把粮食生产抓上去，鼓励大家理直气壮地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还组织领导干部带队，抓了20多个后进生产队，通过蹲点帮助，来发展生产，以此来推动全省的农业发展（18）。 第二、“以粮为纲”的方针对“文革”时期的农业科技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要求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产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就成为了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农业科技工作非常重视。1956年，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面部署中国科技的发展，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其中抓住更带有关键意义的12个科学重点来进行研究，这里面就包括“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农业科技工作同样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和破坏。以湖南省为例，在“文革”期间，“各农场的科研工作基本停顿”，“各级种子机构撤销，人员调走，种子工作又一度陷入停顿。”“省植物检疫专职干部只剩下3人。专、县两级专职检疫干部都改行干其它工作，植物检疫工作无法进行。”（19）但农业科技工作事关农业生产大局，关系到粮食产量的稳定和提高，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动乱局面下，对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他们的科研工作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一定的保护。 我们以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的经历为例，袁隆平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文革”开始后，袁隆平所在的湖南安江农校校园内刷满了针对袁隆平的各种大字报。作为校内遗传育种学科里的超级权威，似乎避免不了被打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厄运。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校园内各种造反组织纷纷建立，揪斗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时候，却没有针对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其原因是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症》1966年2月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后，引起国家科委九局的高度注意，认为袁隆平的这项研究，已经走到了世界领先地位，如果能取得成果的话，肯定会对粮食生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经请示国家科委党组，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给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各发出了一封公函，要求大力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工作，这样才避免了造反派对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工作的冲击（20）。这说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狂飚突进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没有放松对粮食问题的关注。再加上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中，有相当一批干部敢于坚持真理，用实际行动抵制“左”倾错误，由此一来，就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为他们赢得了在动乱岁月中十分难得的科研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以粮为纲”方针发挥的独特作用。 三、“以粮为纲”方针的片面贯彻及其后果 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并不是单纯地把粮食生产放在独一无二的地位来对待，其准确的表述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他所强调的是农业生产的综合平衡，是一种超越了单纯粮食生产的“大农业”思想。毛泽东在很多党内场合都阐述过这种思想。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多次讲到农业内部的综合平衡问题。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其间讲到综合平衡问题。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要实行两条腿走路、并举，但实际上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农业内部就是农、林、牧、副、渔的平衡（21）。 7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这么一段话：“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农，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22）显然，这是一种全面发展的农业工作思想。 1960年3月间，毛泽东从广州回北京，和沿途各省、市的负责人有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23） 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一方面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同时又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想要的农业是“农、林、牧、副、渔”综合平衡发展的农业。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恢复、调整的情况来看，“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6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19453万吨，接近1957年的水平；棉花总产量达209.8万吨，糖料总产量达1537.6万吨，烤烟总产量达37.2万吨，比1957年高出27.9%、29.3%和45.3%；油料总产量达362.5万吨，黄红麻总产量达27.9万吨，蚕茧总产量达10.5万吨，分别比1960年增长86.8%、38.1%和17.9%。畜牧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国畜牧业产值达82.7亿元，比1960年增长2.32倍。猪牛羊肉产量达551万吨，比1957年增长38.3%；大牲畜年末存栏数达8420.5万头，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副业生产也持续发展，1965年全国副业产值达38亿元，也比1957年高出65.9%（24）。 这些成就的取得，证明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正确方针。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向全党、全国人民强调粮食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对阶级斗争的高度关注，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警惕，特别是他对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的观点印象深刻，并多次在党内会议和各种谈话中予以强调，而在现实生活中就形成了将农村家庭副业、多种经营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掉的政策，从而使“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农业生产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相反，在很多地方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扫光”，根本谈不上“全面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很多地方对“以粮为纲”方针的贯彻变成了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一味地以粮食生产为主，完全放弃了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客观均衡规律。 在林区，粮食生产与林业争地的结果是导致森林被乱砍滥伐，森林资源遭受极大的破坏。在农牧交错地带，在贯彻“以粮为纲”政策的压力下，很多地方根本不顾当地实际情况，采取过分开垦草地的方式来生产粮食，其结果就是导致土地沙漠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其它地区，“以粮为纲”方针的实施，在保持粮食生产稳定的同时，也给基层干部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再加上人口多、粮食需求大的生存压力，人们就不得不采取掠夺式的方法去开发土地，增加粮食生产，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原有植被，也使土地不断退化、土壤不断沙化。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以粮为纲”方针的贯彻，使国家在“文革”动乱岁月中保持了粮食生产的基本稳定，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相反，“以粮为纲”在“文革”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以及在此之下人们所背负的政治压力，使向大自然索取能够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在很多地方成为必然选择，从而造成生态的失衡，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对粮食生产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正因为如此，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一方面继续坚持重视发展粮食生产的方针政策，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不再提在“文革”时期具有某种特殊政治味道的“以粮为纲”了。 注释： ①主要有：任松峰、崔维友：《试论毛泽东“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学理论》2009年15期。高芸：《关于“以粮为纲”何时被写入政府文件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宋乃平、张凤荣：《重新评价“以粮为纲”政策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经济地理》2006年第4期。亢犁：《试论毛泽东“以粮为纲”的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②⑨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3、716、724～725页。 ③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④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99页。 ⑥⑧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23、822页。 ⑦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350页。 （11）高芸考证指出，“以粮为纲”并没有在1958年被写入政策文件之中。高芸：《关于“以粮为纲”何时被写入政府文件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3）（21）（22）（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4～946、964、967、1063页。 （14）（15）（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516、521页。 （17）《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8）参阅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8～59页。 （19）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农林水利志》，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896、951页 （20）参阅庄志霞：《袁隆平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9页。 （24）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