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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右翼而言，左翼的此一态度肯定更具利用价值，因为苏联可与中共相联系，从而将对苏联的情绪导向中共。国民党理论刊物《中央周刊》载文称：“共党靠了它的宣传，一时颇能获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但在表面化之后，就不免失望。王造时氏等九人一向是中共的朋友，但苏日协定成立后，他们致史达林的书信，其所取的立场和延安方面可说完全相反。”（15） 利用日苏条约的负作用，将人们对苏联的失望转换为对中共的失望，这是右翼舆论普遍采用的方式。 关于中间派这一回的表现，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这样总结：“四月间苏日中立条约订立，顽固派大作其反苏反共宣传，说中共非中国人。此时各党派态度都很好，并无反苏言论……但也有部分进步分子上了当，如救国会曾对苏联表示怀疑。”（16） 关于日苏条约在重庆的各式反应，周恩来4月19日报告延安：中间派悲观，进步派中一部分人发生动摇，“看起来他们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一时的冲动表现，而顽固派利用之以反苏，亲日派利用之以悲观，英美派利用之以亲美，虽然这都是一时现象”（17）。 总之，由于日苏条约可以理解为苏联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也可以理解为有利于日军南进或西进，为此，在重庆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而各派势力则利用此一争议，力图将中国政局导入各自的轨道。 面对重庆的各式争议，毛泽东又是如何观察并回答问题的呢？4月20日毛复电周：“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18） 毛电是从国际战略关系的视角，对国内政治关系所做的清理。毛的核心意思是，日苏条约对苏联是有利的，只要时局对苏联有利，英美与国内各派都将靠拢苏联。此言隐含的另一意思就是，只要对苏联有利，必然对中共有利，因此，毛的语气颇为从容。 重庆高层的反应 4月13日，宣传部长王世杰记载：“晚十时接到报告，谓松冈已与莫洛托夫于今日下午二时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协定’及关于满蒙之共同声明者……予当即以电话报告蒋先生。”（19）根据这个记载，王世杰可能是第一个将此消息报告蒋介石的。 与一般社会舆论形成明显区别，国民党决策层在日苏条约问题上基本避免了情绪化，尤其蒋的态度较为冷静，主要是以该条约作为依据，据以观察东西方战略动向。 4月14日上午，国民党中常会研讨日苏条约。王世杰记载：“今晨予于中常会席上，报告日苏签约之消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予亦主张慎重。”（20） 中常会的基本精神有两点：其一，避免刺激苏联；其二，满、蒙问题需明确表态。 当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21） 王宠惠声明有两个要点：仅限共同宣言，不涉及中立条约；仅限满、蒙，不谈其他。这正是中常会的两点精神。 4月15日，官方《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重点指责苏联，尤其是满、蒙问题。内称：外蒙“既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则未得中国同意，不能擅称为一国，而中国的友邦亦不能承认其为一国，彰彰明甚。”“伪满是暴日所操纵的傀儡组织……苏联当局屡次发表外交政策，皆曾郑重提及苏联政府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决不承认伪满，言犹在耳，事岂忘心。”（22） 社论所提问题并未超出《大公报》的范围，但因两报身份不同，《中央日报》的言论势必助长反苏情绪。为防止此类言论失控，王世杰立即对相关单位采取控制措施。4月15日王记载：“今日予召集政治部、青年团及中央通讯社与新闻检查局等机关负责人员谈话，坚嘱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予言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23） 王世杰的反复“坚嘱”，对于重庆的反苏言论多少有所控制。 14日上午的中常会蒋本人并未出席。当日中午，蒋在官邸召集军方高层人士，就日苏条约所传递的国际战略动向展开研讨，显然，蒋所召集的这个会议较之中常会更为务实。 徐永昌记载：“午饭在蒋先生处，有程、白、张、贺、刘、卫、顾、熊等，研究苏日新协定之动机与将来。”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苏联所以与日签约，目的是集中力量防备德国。这种看法也就提出一个问题：德军是否进攻苏联？蒋之官邸会议主要就是研讨这个问题。 徐永昌认为：德国近来挑衅苏联，目的是以外交手段迫使苏联就范，并非真要进攻苏联。而苏联所以与日签约，“在苏是十之六为德所迫（苏亟不十分相信德能对苏开战），十之四是先拉住日本，俾便今后行动格外自如”。徐的核心意思是，苏德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双方只不过是以各种姿态做给对方看。 徐的意见未能得到蒋的认同。徐记载：“蒋先生以为德国战略常重于政略，今夏必对苏作战，占领莫斯科以西地带。”（24）蒋的意思是，德国往往以政治而不是军事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判断今夏德必攻苏，苏联所以与日签约，目的在防备德国进攻。蒋所以关注苏德战争，其根本考虑便在于，德军一旦攻苏，重庆政府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共问题，便将随之而解。 总之，14日的官邸会议表明，蒋以及军方高层所关注的问题是，通过日苏条约而观察国际战略动向，而满、蒙等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恰恰不是他们的关注点。 从重庆政府的视角看问题，日苏条约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苏联对日妥协，苏联通过这一妥协，将日军这一祸水引向他方。显然是受苏联此举的启发，重庆高层随即有人向蒋提出“和日”之策，试图通过“和日”而谋取重庆的利益。笔者目前所见材料，头一个向蒋提出“和日”的，是军令部次长刘斐。 4月18日，在蒋召集的军方高层会议上，刘斐向蒋建议：“今日美苏皆惧我抗战缓和，宜以和日要挟之。”美苏所以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其意图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抽身北进或者南进。一旦中国“和日”，从理论上讲，日军便可从中国战场脱身，而日军一旦脱身，肯定将对美苏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因此，“美苏皆惧我抗战缓和”。所谓“皆惧”，此即要挟的条件，“以和日要挟之”，就是要挟美苏加强援华。 刘斐的意见随即被蒋否决：“蒋先生谓，我国民及军队智识太低，行之碍难。”（25）蒋的意思是，和日之策难以为国民理解，可能弄巧成拙。蒋之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但制止的态度则十分迅速。 不过刘斐的意见得到徐永昌的支持。4月21日徐与蒋谈话，徐记载：“余要求英美与我发共同宣言，以防彼等单独和日（过去英之封闭缅滇路即其证也），此为最低限度之事，不然即须有对日缓和之预备。”（26） 1940年7月，英国单方面封闭滇缅公路，试图以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为条件，换取日军不进攻其东南亚殖民地。徐永昌的意思是，以和日作为要挟手段，要求英美与中国发表对日共同宣言，从而防止英美与日本单独讲和，出卖中国。 “和日”之策是在日苏条约的背景下提出的，显然带有效法苏联之意。当然，这个意见就其性质而论，均属战术而非战略性质。 以上种种，表明日苏条约在重庆引出的反应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普遍而论，重庆朝野最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日苏宣布中立之后，日本关东军的动向。 驻屯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般情况下，其用途被视为进攻或防备苏联。日苏中立条约成立之后，从理论上讲，关东军对苏的性质必然减弱，那么，自此之后，关东军将调往何方？是否调入关内中国战场？此即重庆最为关注的问题。4月20日，蒋与中常委交换意见，“于右任先生等均以敌将先移满洲驻兵向我攻击为虑”（27）。为稳定党心军心，蒋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正面回答。 4月24日，蒋以数千字的篇幅致电各军政首长，着重分析日苏条约之后，日军的战略动向。蒋电的核心有两点：其一，日军由东北能够抽出的兵力最多6个师团，“以此六个师团用于中国之战场，当然不能解决中国之战事”。也就是说，关东军如果调入关内，收效有限。其二，判断日军仍将北进，日军“仍待德国在欧得势而进攻苏联时，彼则对苏乘机夹击，以实行其明治以来多年梦想所谓传统北进之大陆政策”。此一判断的意思是，既然日军仍准备北进，便不会抽调关东军。 关于满、蒙问题，蒋这样安抚僚属：“此事纯为实质问题，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复失地，恢复主权，势所必至。”意即满、蒙问题最终取决于战争的胜负，日苏的一纸协定并不重要。 最后，蒋明确重申抗战国策不变：“盖我国抗战之国策，认定只有在世界整个局势发展中，方能求得我最后之胜利，故联合太平洋上各国以裁制敌寇……乃为我国一贯不变之方针耳。”（28）所谓“不变”，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和日”而言，蒋守住了这条底线。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日苏条约都是对重庆政府的政治冲击。总括而论，面对这一冲击，蒋的态度较为冷静，没有情绪化，并且对“和日”的意见予以制止。另外，苏联方面通过多种渠道重申继续援助中国，这也是重庆政府在对苏态度上保持克制的原因之一。 通过日苏条约，蒋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察是，判断德军将进攻苏联。据此，又判断日军届时必将“对苏乘机夹击”，而日军一旦北进，重庆政府的抗战压力必然减缓。总之，基于对德日两军战略动向的观察与判断，与相当一部分人士的焦躁情绪相反，蒋仍然保持信心。 当然，蒋对日苏条约还有一个政治盘算：如何将该条约与中共联系起来，充分利用该条约在中国民间所产生的负作用，对中共实施政治打击。 日苏条约与中共的政治利益 4月14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昨松冈在俄签定日、俄中立条约，其内容等于不侵犯条约……此为日本外交上一大成功；同时可见苏俄对华之态度，未知共产党于此将如何处置也。”（29）周的意思是，日苏条约有利于日本，由于牵涉苏联，这就给中共的表态出了一道难题。其实，中共对于日苏条约如何表态，基本取决于中共的政治利益。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从理论上讲，苏德条约有利于苏联的西部安全，而苏联的国家安全与中共的政治利益则是一致的，为此，毛泽东于当年9月1日发表谈话，充分肯定这个条约。毛说：“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德苏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30） 如果说苏德条约有利于苏联的西部安全，那么，日苏条约则有利于苏联的东部安全，就苏联而论，两个条约的性质是相同的，就中共而论，两个条约的意义也是相同的。 1941年4月14日，毛致电周恩来：“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31）毛的意思是，苏联避免卷入战争，其对中国的发言地位必然增强，这样，对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将毛对苏德、日苏两个条约的评估联系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对问题的着眼点是一贯的，即苏联安全与中共利益的一致。 如果说苏德条约与中共的关系还是间接的，那么，日苏条约与中共的关系则是直接的。4月17日，毛再电周：“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32）毛之所言，亦即日苏条约与中共的关系所在。 一直以来，苏联为防备日军北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蒋之抗日，以期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由于苏联有求于蒋，蒋便在此条件下实施反共，苏联的态度也只能是克制的，3个月前发生的皖南事变就是证明。而日苏条约签署之后，毛认为苏联已彻底解除被日军攻击的威胁，这样，苏联对蒋的依赖程度必然降低，在此条件下，对于制止蒋之反共，苏联的发言地位必然增强。所谓“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政治家而言，判断问题的基本标准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面对日苏条约，毛迅速做出两个基本判断：对中共具有“积极作用”，对蒋则“给了一个严重打击”。这个问题一旦分清，中共迅即对日苏条约采取全力支持的立场。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共既然支持日苏条约，也就必须对该条约做出合理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