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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无祖国”与“国家至上” 有关晋南之役的争议，从政治上提出了对中共的民族性和国家观的质疑，与此同时，在重庆还发生了一场带有理论性质的争论，试图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中共的民族性与国家观所以不同于他人，缘自共产党特有的思想理念。这一争论的发生，从现实政治到意识形态，构成对中共的双重围攻。这场理论之争的命题就是：工人无祖国。 “工人无祖国”，今译“工人没有祖国”（48），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必须置于若干前提、若干条件之内，通过综合统一的论述才能成立。如果孤立地、无条件地、直观地提出，对于广大的、没有多少理论兴趣的一般民众而言，很难理解，很难接受，极易将问题导入反面。 由于中共关于日苏条约的表态与一般社会舆论形成明显距离，在某些人看来，中共所以如此表态，其思想根源出自共产党人的“工人无祖国”这一学说。于是，继日苏条约之后，重庆若干报刊提出“工人无祖国”这一命题，以期正本清源。同时，将“工人无祖国”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抗战口号对立起来，试图将中共置于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 “工人无祖国”的话题是以纪念五一的名义提出的。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重庆主流报刊纷纷载文纪念，显然出自政治的默契，相当部分的文章不是研讨工人本身的权益，而是谈起了“工人无祖国”这个共产党独有的观点。 《中央日报》社论称：“在今日劳动纪念节，中国的劳动界，应切实记着自己是中国人，切实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切实了解工人不可以无祖国的道理。”（49）这些话乍看起来句句在理，问题在于，抽去前提和条件，那么，“工人不可以无祖国”的提出，就是一个伪命题。 《中央日报》还在五一特刊中载文称：“近年来，每逢劳动节，必有许多妙文，不是宣传‘工人无祖国’，便是宣传‘阶级利益高于一切’。这种宣传，实际就是叫工界同胞不要先抬高国家的地位。”接下来文章反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在祖国灭亡之后，还能抬高其自身的地位？”“所以说：所谓‘工人无祖国’，无异是说‘工人愿做亡国奴。’”（50）将无祖国归结为亡国奴，这还是一个伪命题。 《大公报》亦于当日发表社论，用词婉转一些，但实质与《中央日报》无甚区别。社论这样写道：“本来五一节是国际性的，其原意为劳工福利之增进，需要全世界劳工同为组织的奋斗……而在现时世界大战中，却证明所谓国际劳工运动，已完全失其意义。现在世界血的事实，是证明无祖国即无一切。”（51）社论的核心是批判国际性，把国际性视为“无祖国”的思想之源。 同日，中国劳工协会理事长朱学范发表文章，表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我们中国工人，必须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最高目标下，尽其最大努力。最要紧的我们的认识要清楚。‘工人无祖国’等一类麻醉性毒素理论我们必须排斥和消灭使之不致危害国家。”（52） 以上文章均未点中共之名，但实际上就是质疑中共的民族性与国家观。 五一之后便是五四。通过五一，以纪念劳工运动之名引出了“工人无祖国”的话题，通过五四，则以纪念青年运动之名，又引出了青年觉悟的话题。 《大公报》刊载了这样一篇长文，作者称：“记得有位同学和我谈天，他歌颂苏联，他崇拜史达林。”“这一类的同学们都很自负，以为只有信仰马列主义才叫思想前进，我不能说服他们……但是，在今天我知道了除了学识和口才能说服人外，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事实。四月十五日〔按：应为13日〕苏日成立了中立条约，苏联尊重‘满洲国’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松冈是什么东西？日本帝国主义的小代表，史达林是何等人物？第三国际的领导人，我可不知当年和我谈话的那位同学现在作何感想？”（53） 通过日苏条约和共同宣言，据以提出苏联、斯大林乃至马列主义等等问题，其实质仍然是利用日苏条约的负作用，动摇左翼青年的思想信仰。 以上言论所指与其意，中共方面当然读懂了。5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吴克坚的文章，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吴文写道：“近来有些刊物，例如最近五一国际劳动节某些报纸的作者，都对‘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加以非难，根据下面一种逻辑说‘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也是主张不爱自己祖国的。” 吴克坚着重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保卫祖国”的论述，强调：“‘保卫祖国’的口号如应用于不正义的战争就是不正确的，反之应用于正义的战争就是正确的。”吴文肯定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重申中共拥护抗战，表示：“抗战四年来，中国共产党人，X路军，和XX军是站在保卫祖国最前线的哨位上。”（54） 吴克坚的答辩被王世杰记录下来。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新华日报主笔吴克坚今日著论辟‘工人无祖国’之说。盖近自日苏中立条约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辄为苏联辩护，即对该约承认满蒙两傀儡之声明亦然，一般舆论群以共党不要祖国为言也。”（55）王世杰的兴趣并不在于“工人无祖国”的确切含义，而在于这场争论的由来--日苏条约。 将“工人无祖国”与“国家至上”对立起来，就是要将中共置于国家民族的对立面，这场争论既是理论问题，更含政治问题。6月15日与22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长篇代论，进一步解释并回答这些问题。 中共的民族性所以被质疑，很大程度上出自中共对苏联的立场态度。为此，周恩来首先依据孙中山关于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观点，由此展开对苏联的解释。周说：“正因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必须弄清什么民族能以平等待我……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必须他自己不是侵略别人依靠殖民地为生的国家，必须他自己有鲜明的反对侵略别人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国策，必须他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平等友谊……合乎这种条件的，当然是苏联。”（56） 把苏联的国家性质界定为“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共的对苏立场也就具有充分的依据。 “工人无祖国”的论题既然被提出，也就必须回答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在怎样的条件下应当“保护祖国”。对此，周恩来依据马列主义有关原理，对两个问题做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论述。 周恩来以国家性质作为切入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如何能心悦诚服的热爱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呢？！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说法，便是指他们而言。”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则代表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因此，“‘保护祖国’的口号，也就适用，而‘国家至上’也就有他严重的历史意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便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护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这与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并无矛盾。” 关于两个口号的具体实用范围，周这样举例说明：“在中日战争中，我们共产党人在中国是拥护抗战，‘保护祖国’，而在日本则是反对战争，则是‘工人无祖国’。”（57） 周恩来等人的辩论文字，其核心在于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和战争的性质，决定“工人无祖国”这个论点的前提和条件，从而对其具体适用范围加以限制和区别。一般而论，可以认为周的解释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是，具体而论，这场争论毕竟是因日苏条约而引发的，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不可能接受日苏条约尤其是共同宣言，因此，这个解释也很难说获得了广泛的接受。 结束语 日苏条约签署第二天，蒋随即据此判断：德军“今夏必对苏作战”。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在此条件下，日军是否配合德军北上进攻苏联，重新成为一种可能。而随着日军北进可能性的再度展现，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又随之减弱，为此，因日苏条约而引发的各式争议，在中国戛然而止。 日苏中立条约及其附属的共同宣言，具有鲜明的双重或多重性质，一方面有利于苏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日本。反映在中国，其利弊则呈现为更加复杂的多元性质。中共所以称其具有“伟大政治意义”，因为它“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国民党所以强烈不满，因为它有利于日军南进或西进；而一般社会舆论所以群起抵制，因为它变相承认满、蒙。视角与利益不同，立场与观点必然各异。 自日苏条约成立以来，在中国先后引发两轮政治冲击波，首先是质疑苏联的对华政策，尔后则质疑中共的民族性。任何政治问题一旦与民族问题掺杂起来，其中的是非往往很难严格界定，因为，民族问题往往最具刺激性，民族情绪即使是狭隘民族情绪，往往最具民众基础。但是，就政治的取舍而论，其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不取决于任何情绪，而是取决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什么是主导，什么是从属。 在今天看来，日苏条约仍然很难根据某一个方面的立场与观点，做出完全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它仍将作为一个双重或多重性质的条约，集多种利弊于一身，而长久地留在历史的争议之中。 注释： ①满、蒙指“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文同。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0页。该书将中立条约与共同宣言混淆起来，有关满、蒙的文字仅载于共同宣言而非中立条约。另外，重庆政府的声明仅称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并未涉及中立条约。 ③《松冈访问柏林之投机》，1941年3月11日《大公报》，第2版。 ④《松冈葫芦里卖什么药？》，1941年3月22日《中央日报》，第2版。日本外务大臣的确很少出国。日俄战争结束后，1905年日俄在美国议和，日本代表即时任外务大臣的小村寿太郎。但小村赴美是与俄国谈判，并非访问，因此《中央日报》称松冈洋右出国访问是创举，这个说法可以成立。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⑥《苏日关系的常识判断》，1941年4月9日《大公报》，第2版。 ⑦《松冈虚此一行》，1941年4月9日《中央日报》，第2版。 ⑧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10），台北，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681、4682页。 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328页。 ⑩《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5日《大公报》，第2版。 （11）《敌人宣传浅薄可笑》，1941年4月16日《大公报》，第2版。 （12）《徐永昌日记》，1941年4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编印。 （13）《民意》周刊第179期，1941年5月。转引自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217页。 （14）《王世杰日记》，1941年4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潘友新也称潘又新。 （15）王健民：《延安的苦闷》，《中央周刊》第3卷第47期，1941年6月26日，第6页。 （16）《南方局统委关于争取中间分子之经过及其经验报告》（1942年7月），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注②。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2、333页。 （19）《王世杰日记》，1941年4月13日。 （20）《王世杰日记》，1941年4月14日。王并非中常委，但可列席中常会。 （21）《王外长对苏日共同宣言之声明》，1941年4月15日《中央日报》，第2版。 （22）《论苏日协定》，1941年4月15日《中央日报》，第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