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之间的交往活动构成汉藏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双方交流主体以宗教文化理解及历史过往认识为基础，切磋求近，相互融贯。近年来，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渐为学界重视，关注佛教僧人活动的研究文章①和学术会议逐渐增多，但迄今尚未有评述“留藏学法团”的专题性论文或论著，而较早间接论及的相关研究成果②多以游学僧人个体活动为线索展开分析，③对“留藏学法团”的历史作用多粗略地予以肯定评介。④本文尝试探究佛教界知识分子以文化体验的方式自发组建“留藏学法团”、重构汉地佛学教理、振兴佛教的奔波历程，客观认识基于共同文化价值目标而建立的“留藏学法团”在沟通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上的历史功用。
    一、“留藏学法团”的缘起与组建
    19世纪20年代日本高野山密宗兴盛，中国内地适值汉地佛教复兴初萌时期，汉地佛教界一些人士开始推崇日本密法，在中国内地掀起赴日学法风潮。赴日学习密法归来的高僧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辨识到日本密法理论其实渊源于西藏佛教教理，“不少僧人提出求取藏传佛教来振兴和发展传统佛教的主张，尤其立志于复兴密教的僧众试图融会藏密、日密来建立圆满的内地中华密教”。⑤为此，大勇法师潜心求本溯源，寻求藏传佛教教制、教理，首创“留藏学法团”，决心赴藏求法。
    大勇法师1921年随同觉随阿阇黎赴日本修习密宗，次年返回杭州，邀约常熟兴福寺住持持松同往东京，入高野山密宗大学（日本大宗之根本道场）专修密教，后师从金山穆昭阿阇黎修习金刚、胎藏二部曼荼罗大法，受传法大灌顶，获大阿阇黎学位。1923年10月大勇法师回国，为江味农、⑥吴璧华⑦等居士所劝请，先是在上海开坛传法，继往杭州设坛灌顶，随其修习印咒大法者多至上百人。次年元月，大勇法师抵达武汉，在太虚法师改革佛教道场武昌佛学院内开坛传法，掀起内地学密风潮，入坛学法者达237人，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杜汉三、杨选承、黄子理等名流居士均莅场习法。⑧
    大勇法师在修习密宗及传法过程中，结合自身在日本学法的感悟与思考，比较分析了东密的历史本源与藏密的脉络体系，再加上受益于白普仁喇嘛⑨和多杰觉拔格西⑩的启示，他认为中国西藏密教之盛超过日本。在慎思佛教源流和佛学系统之后，大勇法师肯定了藏密在佛教教理中的根本性地位，明确藏密在教派传承与经典保存方面较东密更为严整。大勇法师依据汉藏民族融合的悠久历史，结合内地僧众对藏传佛教的认同，进而认为入藏求法是振兴汉地佛教界的可赖途径，从而“发了一个‘融和日本西藏的密教而创设中国密教’的大愿并且预备学习藏文藏语想到西藏留学”。（11）同时，显荫法师（12）在《留东随笔》中阐述蒙古喇嘛僧侣旅日学习密宗时亦论及藏密与东密之间的关系，援引日本佛学大辞典印证藏密博深丰厚之处，以为从事佛学密宗研究应从藏密着手，切中本源，并认为日本各宗派之间互为攻诘的关系“不若中华之含融而少诤也”。（13）
    1924年9月，大勇法师在汤铸新、胡子笏、（14）但怒刚、刘亚休、陶初白等名流居士智识与资金支持下，于北京慈因寺成立佛教藏文学院，10月11日正式开学。“留学东瀛，请回经论，虽窥一斑，未见全豹。据最近考察，密法最盛，其惟西藏，盖彼正（政）教不分，邻近印度，其所保守之经论，较各国亦为完备。故大勇法师等创立佛教藏文学院，广择海内有志之士，预备文字语言，订于明岁，留学西藏……”（15）学院延请多杰觉拔格西为导师，开示西藏佛教住持传承规模、学法习定、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修习内容。聘请曾多年留驻西藏的充宝琳先生讲授藏文和西藏佛法，后由学僧将其讲稿记录整理出版为《藏事纪录》一书。学院招生对象限定为出家或在家皈戒者，以及发入藏求法济世誓愿的佛教学校毕业生或具备一定佛学基础的僧人、居士。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法尊、观空、严定、法舫，职员大刚、超一等先后到佛教藏文学院修习。作为入藏求法的预备学校，北京佛教藏文学院注重学僧的藏文学习，以备览读翻译藏文佛教经典，深入理解藏传佛教的制度仪轨。为在动荡时局中尽早实践求法旨愿，学院旋即调整建制计划。“本定一年半卒业，后来，到了今年观察时势恐怕今年以后时局愈坏，赴藏也就愈有阻力，与其迁延时日不能赴藏，不如先行入藏再谋学习，趁了今年夏季国家粗定可以启程，因此在阴历四月就把学院结束了。赴藏的学生改组留藏学法团，推定大勇法师为团长。”（16）
    二、大勇法师率团赴藏求法留驻西康
    1925年6月，大勇法师率“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出发，途经汉口、宜昌、重庆、峨眉、成都、雅安等地，抵达打箭炉（今康定）。为确保顺利抵藏，该团从账目收支明细到具体事务筹措都详加安排，采取以股辖组、学员责任分担的编制原则，划分为总务股、事务股、法务股，下设伙食采购、行李、医药等小组，（17）按照分工加以规范，实施责任分明、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
    “留藏学法团”沿途传法修习，讲经答疑。“传法于汉皋者数日，再传法于荆沙者十余日。更被战事阻于重庆者一月余。次于峨山修加行者，又二月许。勇师又赴成都传法居一月之久。”（18）在成都女青年会、广益学会，大勇法师演说佛教与基督教在劝善和救世上的共通性，并回答记者有关佛教理论、佛教修行等宗教疑问。1925年冬，康藏纠纷再起，战事阻滞前行路途，“留藏学法团”被迫停驻西康打箭炉，伺机赴藏。期间，大勇法师依大格西洁尊者修学藏文经典，“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译为汉文”。（19）1927年春，“大勇再率一部分团员前进，拟赴拉萨。另一部分仍在打箭炉，大勇一行人行至藏边甘孜县，复为守军所阻，不得已在甘孜停留下来”。（20）大勇法师“依止札迦大喇嘛，修学密宗，精进不懈……并得札迦大喇嘛传以阿阇黎法位”。（21）恒演法师在《西域行小记》（22）和《晤一师上太虚法师函》（23）中也记叙了“留藏学法团”在甘孜接触藏传佛教经典、佛学戒律、次第及轮回转世等佛理，以及仰拜舍利塔寺院、亲睹藏民念经转经和喇嘛诵经弘法等场面，求法学僧进一步了解了藏传佛教社会的真切状况，感知到喇嘛在藏人中的特殊社会地位及普通民众对藏传佛教信仰之虔诚。
    “留藏学法团”在求法途中因遭遇康藏战事而未能如期实践原定计划，在滞留甘孜期间面临经费短缺之窘境，大勇法师曾就此问题致函“留藏学法团”后援会干事胡子笏居士及四川佛学会，请求施捐以缓解拮据境遇；大刚、晤一、观空等法师也纷纷寄函太虚法师求助。在学法团面临局势陡变、资金短缺的境遇之下，部分僧人难以排解挫败情绪而选择退出，“留藏学法团”出发时有二十三人，以后“在鄂加入五人，在川加入二人，先后退学者有十一人”。加上因破根本戒或犯规贩卖经像被开除者，（24）全团人数终减至十七人。经年塞碍于西康，大勇法师心劳志阻，最终于1929年“八月初十寅时示寂西去”。（25）此后，由法尊法师率领“留藏学法团”继续西行。能海、朗禅、密悟、密慧、超一、观空等人先后抵达拉萨，多居于哲蚌寺修习。
    “留藏学法团”滞留西康期间，学僧入藏传佛教寺院学法，调查了解藏族风土人情及康藏边界形势。（26）部分学僧在驻西康数年期间对藏传佛教经典和西藏佛教发展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大勇法师作为“留藏学法团”的缔造者，他的宗教信仰、价值理念以及振兴佛教的终极目的，已融入学法成员的心中。因之，在大勇法师圆寂、“留藏学法团”举步维艰之际，部分学僧仍能继续跋涉进抵拉萨并长期驻留寺院修习深造。在曲折坎坷的求法途中，除少数僧人返回内地外，留驻西康学僧或依止上师修习藏传佛教经典，或翻译佛经，或体验寺院宗教生活，或进行风土调查等活动，种种经历成为学僧了解西藏佛教与寺院生活的前期准备，也为此后“留藏学法团”在拉萨长期研修奠定了基础。
    三、抵藏游学译经著述
    “留藏学法团”部分学员历经周折陆续实现赴藏求法夙愿，其中，朗禅法师于1931年4月抵达拉萨；密悟、恒演法师次年入驻哲蚌寺，密悟法师后考取格西学位；密慧法师只身留在西康甘孜东谷喇嘛寺学佛，1940年6月抵达拉萨，驻哲蚌寺甲绒康村；法尊法师于1931、1935年两次入藏；能海法师（27）与永光法师于1928年6月从康定出发，9月抵达拉萨，驻哲蚌寺，1932年返回内地，1940年12月再次入藏，1941年8月返回；严定、观空与密吽等法师于1935年东返，“严定、观空皆受聘于汉藏教理院，密吽法师受聘北平法源寺”；（28）超一法师在汉藏教理院任教传授研究密法，并到南京、上海等地传法，“住持无锡惠山圣觉寺”，（29）翻译出版《菩提道次第论颂掇》、《菩提道次论极略颂》、《菩萨戒根堕掇颂》、《菩萨律仪二十颂》、《集绪学修》、《菩提道次第论掇科判》。（30）从西藏返回内地的学僧积极借鉴藏密，升华佛学认识，或开设译经场，或前往佛学教育机构讲学，或创办道场，或举办法会，或著述立说，他们的行动对于规范内地密宗修行方法和重构汉地佛教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汉地僧人这种自发组织前往西藏修习密法以振兴汉地佛教的历史性尝试，拓延了汉藏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汉藏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贡献。
    “留藏学法团”学僧把藏传佛教经典特别是格鲁派经律论典籍、显密修持方法、仪轨教制等介绍到内地，将汉译藏文佛教经典推至新的历史鼎盛时期，奠定了藏密在内地佛教中的地位和现代汉藏佛学交流对话的共识与基础。其中，法尊法师和能海法师在译经著述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1926年，法尊法师与大勇法师、朗禅法师在西康“上跑马山，亲近慈愿大师，先学藏文文法《三十颂》、《转相论》、《异名论》、《一名多义论》、《字书》等关于藏文的初级书籍。次学宗喀巴大师讲的《苾刍学处》、《菩萨戒品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佛教正式典籍，为学习藏文佛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31）次年他们在札噶寺学经，期间“试译了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并略加解释。摘译了《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俱在《海潮音》上发表”。（32）1930年，法尊法师随安东格西入昌都。1931年，“依止安东格什……开始译《密宗道次第广论》”。（33）1933年冬，法尊法师应太虚法师之邀，途径印度、尼泊尔、缅甸、新加坡、香港回到上海。次年，他主持汉藏教理院，为迎请安东格西来内地弘法，再次入藏，依止绛则法王学法，“翻译《辨了义不了义论》及《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及《密宗道略论》，在武昌出版”，（34）并从拉萨带回《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师徒的著作。1937年，法尊法师在汉藏教理院从事教学工作，“为讲授西藏的佛教历史，编写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35）1949年，法尊法师首次将汉译梵本《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为藏文。法尊法师编译的《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记述了西藏大德祖师的事迹，“根据西藏佛教的特点，法师显密兼通，几乎涉及到佛学的各个方面。如戒律、般若、中观、唯识、菩提道次第、密宗道次第、因明、历史、语言。法师翻译了不少西藏重要典籍，汉文三藏阙译本，亦有法师首翻弘通。法师第一次把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系统地介绍到汉地，如《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法师每有翻译，便融会各家，作出解释，有讲记，有释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法师精通西藏语文，无论是藏译汉，还是汉译藏都达到了十分纯熟的程度”。（36）
    法尊法师两度前往西藏学习佛法，返回内地后在汉藏教理院讲授、引介佛教经典，是民国时期佛教界最为著名的翻译大师之一。他在翻译的基础上继续溯本推证，根据佛教原旨及逻辑哲学，系统阐述《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论》、《现观庄严论》、《大般若经》典籍，以及中观宗、律经、定学、唯识宗等汉藏佛教理论，成为民国以来研究西藏佛教的重要参考资料，丰富了国内佛教经典文库。法尊法师所著的《我去过的西藏》详细介绍与评述了赴藏沿途的人文风土、地理版图等，从地区与国家安全关系、地缘政治的角度阐述有效管理西藏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在西藏佛教与人口、佛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法尊法师认为以佛教为核心文化与民族心理意识的西藏社会，任何相关问题的解决都不宜改变或动摇佛教的神圣地位，而应以佛教为基线在宗教与政治关系处理中寻求合理方案。
    1926年，能海法师与大勇法师在康定依止降巴格格[西]学习藏文、《比丘戒》、《菩萨戒》等，并经灌顶，受度母等密法，（37）随后加入“留藏学法团”。1928年9月，能海法师与永光、永轮、永严等法师抵达拉萨，依止康萨喇嘛习得显密法要，1932年，返回上海。此后，能海法师在重庆长安寺、成都文殊佛学院、上海佛教净业社讲经，继赴五台山广济茅篷闭关译经，并讲《基本三学》、《盆兰盂经》。1935年，能海法师赴太原讲《比丘戒》、《金刚经》，后经太原返川，“又从跑马山降巴格格[西]学《中论》。不久回蓉，继续译述。1936年上海举行丙子息灾法会，能海法师应邀赴沪，于觉园班禅大师纪念堂讲经。……讲经之余，仍勤译事。……其时已集《文殊五字真言仪轨》（此乃师自造，曾获康萨喇嘛赞赏）、《菩提道次第科颂》、《定道资粮》、《比丘戒集颂》（均师自集，非译稿），并译出《大威德十三尊仪轨》等”。（38）1937年，能海法师在武昌、重庆等地举办法会，在成都南郊创建近慈寺（39）密宗根本道场，修译经院。1938年，应绵竹祥符寺之请，能海法师举办讲经法会并传部分弟子《护摩仪轨》。是年译成《生起次第津要》及《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40）1939年，在佛学社、文殊院、昭觉寺讲经传戒。1940年，能海法师率弟子照通、融通、普超等入藏迎请康萨格西赴内地弘法。1941年9月，他再次抵拉萨，师从康萨格西修习密法，“得康萨喇嘛四百多种大灌顶。半年内传完各种仪轨，金科、护摩、坛场等无一不备，即得全部密教传承”，（41）携带宗喀巴三父子全集十八函、加倾松绷二十八函及法器返回近慈寺。1942至1948年间，能海法师先后在近慈寺，绵竹西山云悟寺，彭县龙兴寺、龙居寺，鼓县太平寺等寺院定居讲法译经，译著颇丰。（42）1948年秋，能海法师“赴京迎请扎萨喇嘛，并发起印行龙藏”，（43）途径上海、苏州开示法要，9月，在“北海菩提学会讲《律海十门》，于居士林讲《定道资粮》”，（44）10月，陪同札萨喇嘛由上海飞抵成都，迎住译经院，教授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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