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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海法师两次入藏学法，在四川近慈寺首开内地密宗根本道场，广建三宝，讲经弘法，传授弟子，译藏文经论十余部，注重讲经和寺院的建立。他在寺院教育方面，注重培养僧才，严格寺院管理和戒律，多方积极奔走弘法，附设学校，设立译经院，专为培养汉藏译经人才；在研修佛法方面，能海法师注重师承和佛法次第，教证并重，精修佛典，“传授所译集经规，除念诵外，要求深入定道，如法观修，指引方向，纠正偏差，解答疑问，自修带人，今学人由浅而深，直入堂奥”；（45）在弘法建寺方面，能海法师先后在四川、山西、重庆、上海、北京等地讲经弘法，参加护国息灾法会，主持筹建寺院，创办道场，先后创建近慈寺、吉祥寺，在四川各地寺院之间往来传戒、诵经，并延请蒙古兴善格西、札萨喇嘛来近慈寺讲经作法。能海法师为佛法修习与传承积极奔走，进一步拓延了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维度与深度。 学法团成员西藏游学经历以及返回后组织译经、建寺讲学等均具有示范作用。学僧返回内地后的译经、著述等活动是以汉藏文化联结者身份深入探解藏传佛教的体验过程。每一部藏传佛教经典的择选与翻译不仅基于汉地僧人对于藏传佛教的认知，而且是以振兴汉地佛教、丰富自身佛学解释内容及问答人生、社会诸多问题为目的的探索过程。 四、结语 民国时期汉地佛教处于整顿僧伽制度、规范佛教组织、保护弘法寺院的复兴阶段，“留藏学法团”以组织游学的方式前往西藏研习佛教原典，首开僧团组织赴藏求法之先河，成为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最具影响力与典范性的团体组织，开创现代汉藏佛教交流的新阶段。 “留藏学法团”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建立了拓展交流的历史新起点。学僧广泛引介藏传佛教经典特别是格鲁派的经律论集，关注汉藏佛教发展的历史及佛学研究的不同侧重，阐析汉藏佛教交流活动的要旨及影响。首先，“留藏学法团”在翻译经典和著述方面，全面系统翻译和校勘宗喀巴大师的经典著作，集中阐述和释读藏传佛教的显密佛法理论及其教义，“填补了汉译藏经因明之缺”；（46）在校勘、推证和释经方面，学僧从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体验出发，解析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佛教教典主旨；在佛教与人生、佛教与现代科学、佛教与社会、佛教与国家等方面，学僧注重充实佛教问答现世理论内容，促进了现代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其次，在引介藏传佛教比照汉地佛教发展方面，“留藏学法团”学僧通过叙述西藏佛教不同阶段教派发展兴衰的历史及原因，追溯汉地佛教各宗的建立与发展，进而提出佛教改革的具体步骤与实施规划。例如，法尊法师提出僧伽依止国家社会政治法律保护整理、整顿完善丛林制度、师师相传的“教正法”与依思而修、学行兼顾的“证正法”修习方式、“住持僧众分别组织”规范办法，使佛教获得适于发展的外延空间与自我完善的教制理念。同时，法尊法师详细介绍西藏的寺僧组织、修习次第、寺院教育、僧众参政与寺院生活等客观状况，他在《海潮音》发表了《评〈藏密问答〉》，从比丘戒和菩萨戒的关系上解析汉藏佛法持戒之异同，系统道解生死轮回观与六字真言的内涵，批驳“西藏寺院乃贵族教育”的讹误，剖析双身密法修持仪轨，消除汉地佛教因浅见而添污秽之说。最后，在汉地弘传密法方面，“留藏学法团”学僧通过讲授藏密经律论、创设金刚道场、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引入藏传佛教的密法仪轨，努力冲破汉地佛教界的排他主义和自我贬抑否定的两极认识，阐发西藏密法的特质与精髓，从宗教自身的特点与终极价值来研究双方的共同本质，并自觉认识汉藏佛教在学理、修习及体系上的差异与隐含意识的不同。在显密之争、汉藏佛教优劣之争、东密与藏密之争的困惑中，“留藏学法团”学僧理性剖析弘传藏密不仅可以促使汉地佛教界诸宗派的自省反观，而且能够在博闻通识基础上增进理解，减少攻讦与对立，有利于寻求协调与共存的缓和空间。在汉地僧人为沟通汉藏佛教界所做出努力的影响下，西藏寺院藏传佛教僧人开始接触汉地僧人，与汉地僧人切磋佛学与辩经论法，增进了解，由此他们对汉地佛教的概念性认识或想象逐渐转化为具体的感知，并开始建立起双方长期交往的平台，藏传佛教寺院开始尊奉汉地如来佛，建造佛像，历史地见证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借鉴与理解、互促与认知。 “留藏学法团”从佛教原典出发，补阙内地佛教之疑，助兴佛教之路，这种宗教文化交流行为作为改善汉藏关系的长期性政策选择与施政方案一端，引起民国政府的关注，有利于推进政府制定政策改善汉藏关系。1935、1942年蒙藏委员会先后颁布《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派遣与补助内地僧侣赴藏游学规则》，组织选派、分批资助汉地僧人游学西藏。自办法颁行到1948年间，驻藏办事处每年都会选派和补助自费或公费汉僧入藏学法。（47）例如，首位获得拉萨三大寺藏传佛教拉然巴格西学位的汉人喇嘛碧松法师（驻哲蚌寺），毕业于汉藏教理院，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曾聘其任国立拉萨小学校长，并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参与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与西藏政府的谈判。1940年他在拉萨的驻藏办事处长期负责协助办理登记、资助经费，接洽教育出版等相关事宜。政府以官方名义遴选资助学僧前往西藏学法的举措进一步促使汉地僧人研习藏文、探究藏族历史文化，为汉藏佛教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与政治空间。在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间的不断碰撞与接触中，双方佛教界人士逐步认识到彼此共同的普适性伦理与价值观念，并且在文化心理层面的凝结涤炼，成为缀连在汉藏关系发展层面上的辐射点。 注释： ①杨嘉铭《民国游学西藏的汉僧及其贡献》（张骏逸：《欧阳无畏教授逝世八周年纪念论文集》，“蒙藏委员会”2000年）一文对民国时期僧人游学求法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在西藏活动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论述；索南才让《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一文论述赴藏求法僧人活动的相关内容，其中对“留藏学法团”的概况有所叙述。 ②《中国密教史》第七章“近代密教”第二节“藏传密教的求取与内传”认为：“大勇法师组织进藏求法，是近代密教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密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壮举。”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638页。 ③主要相关研究文章参见周祝英：《现代五台山著名高僧法尊法师》，《五台山研究》2005年第2期；白正梅：《法尊法师与汉藏文化交流》，《佛教文化》2004年第6期；李向平：《弘法利生、沟通汉藏--法尊法师的佛教成就兼及人间佛教建设》，班班多杰、方兰：《法尊法师思想影响下的民国汉传佛教教育体系转型》，“第二届法尊法师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论文；石世梁、克珠群佩：《近代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海法师》，《法音》1990年第2期。 ④参见何洁：《浅析汉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罗同兵：《太虚对“东密”的理性抉择：从密教对武昌佛学院的冲击说起》，《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1期；梅静轩：《民国早期显密佛教冲突的探讨》，《中华佛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⑤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630页。 ⑥江味农居士（1872-1938），姓江，名忠业，字味农，江苏江宁人。曾赴日本高野山，研究东密。不久回国，助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上海筹办功德林佛经流通处，搜集南北刻经处及名山各版经籍，流通全国。1925年随同白普仁喇嘛在沪、杭、湘、鄂、苏等地弘扬藏密。 ⑦吴璧华居士（1877-1926），浙江永嘉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20年在杭州发起组织“佛教筹赈会”，劝募赈款。1924年被推为杭州佛学联合会会长，1925年与江味农一起随白普仁喇嘛弘传藏密，1926年被推为中华佛化教育社副会长，致力于佛化教育运动。 ⑧参见于凌波编著：《民国高僧传三编》，慧明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341-342页。 ⑨白普仁喇嘛（1870-1927），名光法，字普仁，热河东蒙古喀喇沁旗人。清末民初常住雍和宫。1925年在沪、杭、湘、鄂、苏等地弘扬藏密，后仍返回雍和宫。 ⑩多杰觉拔格西（1874-？），西康省康定人。在哲蚌寺修显密之学十二年，取得格西学位。民国初年在蒙古地区弘法，1925年前往北京参谒九世班禅，驻锡雍和宫。后在上海、浙江、武汉、成都等地弘法译经，1933年返回哲蚌寺。 （11）《记留藏学法团》，《海潮音》1925年第6期，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重印版，以下同。 （12）显荫法师（1902-1925），法名大明，字显荫，江苏崇明县人。1922年担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编辑部主任，1923年赴日本高野山天德寺，依穆韶阿阇黎研究密教，1925年返回上海。 （13）显荫：《留东随笔》，《海潮音》1924年第6期，第5卷。 （14）胡子笏（1876-1943），字瑞霖，法名妙观，湖北黄陂人。1919年随太虚法师参与弘法，并参与创办“武昌佛学院”，1924年资助“北京藏文学院”学法团赴藏的旅费及生活费用，1926年随中国佛教界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1930年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主任，1939年在五台山显通寺设立“汉藏学院”，1941年北京创立“大乘佛教弘化院”。 （15）会中：《送同院大刚晤一法师等人入北京佛教藏文学院序》，《海潮音》1925年第2期。 （16）《记留藏学法团》，《海潮音》1925年第6期。 （17）参见于凌波编著：《民国高僧传三编》，第343-344页。 （18）天然：《西藏行》，《海潮音》1926年第8期。 （19）于凌波编著：《民国高僧传三编》，第344页。 （20）于凌波编著：《民国高僧传三编》，第344-345页。 （21）于凌波编著：《民国高僧传三编》，第345页。 （22）《海潮音》1926年第5期。 （23）《海潮音》1926年第6期。 （24）参见《佛教藏文学院在康改组及抵藏分住修学之规约》，《海潮音》1926年第9期。 （25）《大勇法师在甘示寂》，《海潮音》1929年第11期。 （26）天然法师在《西藏行》中叙述了“留藏学法团”自4月13日（阴历）到10月5日（阴历）抵达炉霍的行程，包括在四川藏区的见闻、藏民族风俗人情、宗教派别、物产、饮食、服饰、交易等，并详细叙述了途经寺院喇嘛弟子及其修习等内容。详见《海潮音》1926年第8期。 （27）能海法师（1886-1967），俗姓龚，名缉熙，法名能海，号阔初，四川绵竹人。1905年考入陆军学校，1917至1923年在成都主办少城佛学社，1924年礼佛重庆天宝寺住持佛源法师，矢志赴藏求法。 （28）东初：《民国以来海外之留学僧》，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民国佛教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29）东初：《民国以来海外之留学僧》，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民国佛教篇》，第365页。 （30）参见东初：《民国以来海外之留学僧》，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民国佛教篇》，第365页。 （31）（32）（33）（34）（35）法尊：《法尊法师自述》，《法音》1985年第6期。 （36）吕铁钢、胡和平：《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409页。 （37）参见释定智法师：《能海上师传》，方广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16-17页。 （38）释定智法师：《能海上师传》，第26页。 （39）又名为护国金刚道场，“以总持显密修行三学功德，回向护国利民也”为建寺宗旨，1938年3月竣工，能海法师与弟子迁住该寺。 （40）参见释定智法师：《能海上师传》，第30页。 （41）释定智法师：《能海上师传》，第44页。 （42）主要译著：《大时轮上师相应法》、《大威德生圆次第秘密伽陀》、《三尊胜赞供养饮食观行仪轨》、《水陆供施仪》、《清净法身天香供养法》、《法蕴足论》、《律海心要》、《毗卢仪轨》、《大威德怖畏金刚甚深道第二圆成次第》前三卷、《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等。 （43）释定智法师：《能海上师传》，第53页。 （44）释定智法师：《能海上师传》，第53页。 （45）释定智法师：《能海上师传》，第120页。 （46）杨曾文：《如是弘愿，如是伟业--纪念中国现代著名佛学家》，“法尊法师圆寂二十周年纪念会”会议论文，2001年5月。 （47）先后派遣与补助的公费和自费僧人有30人，除1944年毕业于汉藏教理院第三届普通科毕业生满月、永灯、善化、寂禅驻色拉寺，僧慧、永光驻甘丹寺，其他僧人恒演、观空、密慧、满度、融通等二十多人均先后驻哲蚌寺学法（参见黎裕权：《驻藏办事处的设置、功能与影响--兼论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04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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