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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前委并未指挥淮海战役的军事工作 毛泽东赋予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一切”、“临机处置一切”的大权。但总前委究竟统筹、处置了些什么事情？又是如何统筹、处置的？考察起来却令人感到困惑。因为： 1.总前委仅开过一次全体会议，而讨论的内容却非淮海战役 毛泽东除了明确要求总前委统筹解决后勤问题之外，对其他任务用词模糊：“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但哪些问题属于“重要问题”？在总前委成立的11月16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打击对象尚未最后确定，需要总前委讨论的重要问题应该很多、很紧迫。但奇怪的是，总前委成立之后，一次也未召开五人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的有关问题。所有问题，仍由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分别商量，和总前委未成立之前完全一样。 直到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快结束的12月12日，毛泽东才对总前委作出第一次明确的工作部署： （一）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须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二）我们对今后作战方针大致意见如下：甲、在全歼黄、邱、李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乙、在江淮间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丙、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战役。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丁、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31） 这是总前委成立将近一个月时间内毛泽东第一封明确致总前委的电报。此时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正在紧张进行，第三阶段尚未开始。但此电内容与正在进行中的淮海战役并无直接关系，而是高瞻远瞩地考虑淮海战役结束后下一步的作战部署。显然毛泽东并不认为有关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部署，需要由总前委来研究、统筹、处置、指挥。 总前委于黄维兵团全歼后的12月17日晚至18日召开了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但会议内容正如军委电报所示，是讨论淮海战役结束后至将来渡江战役等一系列作战的有关问题，以及战后部队整编问题，并决定由粟裕和张震负责起草渡江战役作战计划。这与其说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不如说是渡江战役总前委第一次预备会议。而且，这唯一的一次总前委会议，是中野刘、陈、邓三常委到相距百里的江苏萧县蔡凹村粟裕的华野指挥部开会，（32）而不是非常委的粟、谭到三常委的中野指挥部去开会。这又是一个有违常规的做法。 2.从电报中也找不到总前委工作的痕迹 总前委不开会，可以采取发电报的方式来行使其军事指挥权。但从已经公布的电报来看，极难找到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痕迹。考察该役200余封往来电报，初步分类统计如下： 第一，中央军委下发的电报。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的有74封，其中给中野的25封（没有一封是给邓小平个人的），给华野的29封（其中有4封是给粟裕个人的），同时给两大野战军的20封，无一封以“总前委”为收报人。给总前委五人刘陈邓粟谭的电报，在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以后，仅有两封。一封是总前委成立不久的11月18日，内容是分别指示中野、华野的作战部署，实际是给两大野战军而不是给总前委的。从19日下午开始，毛泽东就注意给华野的电报，收报人由“粟谭”改为“粟陈张”了，明白无误地点明收报人的身份是华野指挥员而非总前委委员。另一封确实发给总前委五人的即前述12月12日指示总前委开会研究渡江战役问题的电报。（33）从时段分布来看，中央军委给华野的电报，在总前委成立之前是15封，在总前委成立之后是14封，数量上没有明显差别，内容上后一阶段的指示仍旧十分具体细致。（34）同时给中野的电报分别是14封和11封，总前委成立之后反而少于总前委成立之前。可见中央军委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第二，华野、中野等呈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没有一封以“总前委”的名义落款，也无一封以刘陈邓粟谭总前委五人联合署名。以刘陈邓三人名义致军委的电报，从内容看，主要谈中野问题，应是以中野指挥员而非总前委常委身份发出的电报。邓小平个人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仅有两封：一封是第二阶段结束后，报告中野各部队休整地点，显然不是以总前委书记的身份而是以中野政委的身份；另一封讨论淮海战役后中野进行江淮作战的问题，内容与淮海战役无关。（35）粟裕个人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则有5封，大多事关淮海战役全局问题。 第三，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相互之间的电报。在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后，中野致华野的电报，收报人均写为粟陈张，而非粟谭，即非总前委常委给总前委委员的电报，而是中野给华野的电报。 第四，分段综合统计。从9月24日粟裕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到11月15日总前委成立之前的50天里，中央军委和华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64封；与中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56封。在总前委成立之后至淮海战役结束的50余天里，中央军委和华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69封；与中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39封。中央军委和两大野战军之间的往来电报，总比例是133∶95，即军委和华野之间的电报远远多于军委和中野之间的电报。而且这一比例在总前委成立之后是69∶39，远远高于总前委成立之前的64∶56。也显示中央军委不是通过总前委常委即中野指挥员来指挥华野，而是自己直接指挥华野。（36） 第五，中央军委每一封给中野的电报，均同时转发华野。同样，给华野的电报也都转发中野。显然是军委让两个野战军相互知照中央的指示（同样，两大野战军各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也均转发给另一个野战军以便相互知照）。如果中央军委真的把淮海战役指挥权赋予总前委常委，如此繁琐和大量的越级直接指挥，是否可能贻误战机或有违其授权呢？ 总而言之，从档案文献来看，找不到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痕迹，更找不到总前委书记“主持决定”淮海战役“部署决策”的任何踪迹。（37） 五总前委也未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 那么，毛泽东明确赋予总前委的统筹后勤任务，是否由总前委具体完成的呢？事情似乎也并非如此。 华东早有自己的后勤机构：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员周骏鸣。淮海战役筹划期间，又于10月5日在山东曲阜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成立了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刘瑞龙任部长，俞缦云任副部长。华东局随后成立了支前委员会，（38）以傅秋涛为主任，负责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组织民工和车辆、船只运送到前方兵站。除此之外，华东局各分局还成立了鲁中南支前委员会（主任高克亭）、渤海支前委员会（主任王卓如），华中工委成立了华中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贺希明、政委曹荻秋）等。（39）从10月至11月，华东局多次开会，研究部署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作出许多重要决定，下发一系列文件。显然，华野后勤部、华东军区后勤部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以及各分局支前委员会（司令部），就是淮海战役期间华野的后勤统筹和供应机关。 中原也有自己的后勤机关。首先是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在中原军区兼中野参谋长李达的协助下，专门分管淮海战役中原局的支前工作和中野的后勤工作。中原局还专门成立了位于前方的豫皖苏后勤司令部（司令毕占云、政委杨一辰），以及位于后方的豫西军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文建武、政委李一清）。（40）郑州解放后，中野又在郑州先后成立交通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文建武）和军事运输司令部，用火车等现代化工具运送军需物资，中原军区兼中野参谋长李达曾亲自兼任过一段时间的交通司令部司令员。此外，中野原有供给部，部长刘岱峰，后又在郑州设立中原军区办事处，刘岱峰兼主任，负责中原野战军的后勤供应工作。（41）可见，中原局、中野供给部、豫皖苏后勤司令部等，是淮海战役期间中野的后勤供应机构。 除了两大野战军各自的后勤部门之外，中央军委也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早在1948年8月下旬至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及预备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就十分关心华东的后勤工作。8月28日，分管后勤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笔起草给华东局、华北局的指示，明确规定华东、华北在战役中所应担负的后勤供应任务，并责成华东军区组织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分遣其所属机构和兵站随军工作”。（42）9月中旬以后，周恩来直接领导各战区的后勤工作。9月19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各军区领导人电，作出“统一全军后勤补给系统及其分工”的决定，主要内容有：（1）由华北军区后勤部统一负责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进行补给的拨送工作；（2）成立中央军委后勤部，由原华北军区外线后勤司令员杨立三任部长；（3）成立华东野战军后勤部，以原豫皖苏分局财经办事处主任刘瑞龙任华野后勤部长，调原华北军区邯郸外线后勤司令部办事处的余缦云（俞缦云）为华野后勤部副部长。（43）9月，杨立三抵达山东，奉命研究、检查、指导华东的后勤工作（例如监察济南战役弹药使用情况（44））。10月底，刘瑞龙抵达曲阜，出任华野后勤部部长，和俞缦云一起，负责淮海前线的后勤工作。（45）以后，杨立三常驻山东，与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中野供给部长刘岱峰合作，统筹协调，保障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11月中旬总前委成立后，杨立三仍驻山东，继续代表中央军委后勤部，统筹、协调、督促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中央军委领导也仍关注并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中野后勤工作领导人之一、中野参谋长李达回忆说：“周恩来副主席对此也十分重视，委派杨立三参加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我们请示中央的电报，周副主席亲自过问，件件有具体批示。”（46） 12月12日，中野负责后勤的邓子恢、李达致电中野前指刘陈邓和华野粟陈张，建议组织中原、华东统一支前机构。15日，粟裕（根据刘瑞龙的建议）回电邓李并报刘陈邓、华东局、中央军委，“建议迅速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之联合支前会议”，以商讨统一后勤问题。（47）20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刘陈邓粟谭并华东局、中原局、冀鲁豫区党委、华中工委，指示总前委主持召开一次联合支前会议： 如刘陈尚未动身，请小平同志考虑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今后三个月的粮食供应、弹药补给、交通运输及其他有关后勤支前的工作。其中，关于前线者，即由你们直接令行，关于与后方有关者，请以你们决定通知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并告我们。如你们认为有开联合支前会议必要，即由你们直接召开包括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方面支前代表的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并由总前委中一人主持。（48） 此时刘、陈已经离开，总前委未召开后勤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华东、华中、中原、华北冀鲁豫四方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但总前委无人与会主持，而是全权委托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代为筹备、召集。12月26日至29日，淮海战役联合支前会议在徐州召开。与会者有：华野代表、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华东军区代表、华东军区后勤部长周骏鸣；华东局代表、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和“华支”政治部长张雨帆、粮食部长张劲夫、人力部长魏思文、财政部长程照轩、民站部长梁竹航；华中工委代表、华中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贺希明、政委曹荻秋、副政委李干臣；中原局代表、豫皖苏后勤司令部政委杨一辰；华北冀鲁豫分局代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政委韩一哲（闭会前赶到）、该部粮食部长王维（开始代表韩一哲与会）；中野代表苗科长（代表中野供给部长刘岱峰）。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轮流主持会议。该会主要协商、讨论了各区应出粮食数量及其运输供应问题（49）和民工问题（50）等，达成一致意见。并建议“（一）如此巨大之粮食及民力供应，拟由华支负责统一调度，以免浪费。（二）华东随军粮站干部此次在新区帮助部队筹粮作用很大，工作也较熟练……最好留部队继续服务”。关于淮海战役结束后继续进军江淮和渡江作战的后勤问题，“拟今后交换意见，向中央及各中央局暨总前委提出建议，以备采择。”（51）1949年1月3日，会议主持人刘瑞龙返回华野司令部，将徐州联合支前会议的情况首先向华野前委作了汇报；当晚，又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做了书面汇报。（52）邓小平收到此报告一周后，回复了一封短信：“瑞龙同志：送来联合支前会议各件，均已阅悉。我完全同意该会所作各项决定，请即依照执行。”邓还附笔说明：刘瑞龙来件已交豫皖苏后勤司令部政委杨一辰、司令员毕占云一阅。（53）邓回信的这一天1月10日，正是淮海战役正式结束的日子。 由上可见：第一，在总前委成立之前，中央军委通过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总前委成立之后，杨立三统筹指导的地位不变，中央军委也一如既往地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筹领导。第二，至12月下旬徐州联合支前会议之前，华野、华东局和中野、中原局的后勤及支前机关，一直分别负责华野和中野各自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其中中野后勤领导人是副政委邓子恢和参谋长李达，具体工作主要由在战地的豫皖苏分局后勤司令部承担，而中野前指刘陈邓三人不分管中野的后勤工作。第三，总前委成立后，委员五人或常委三人中，并无一人分工专管或兼管整个战役的后勤统筹工作。第四，总前委无人参加徐州联合支前会议，而是委托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代为主持会议。徐州四方联合支前会议的与会人员，以华东为主，华中次之，中野仅派一名科长作代表，中原局也只派了豫皖苏分局后勤政委一人与会。会议决定，由华野后勤部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负责具体统筹整个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会后总前委对此决定表示同意。显而易见，总前委对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工作，并未承担统筹领导之职责。 六结论：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不是总前委 综上所述，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成立总前委的预设。11月初的“陈邓统一指挥”并未实施。现有论著一般将总前委常委、中野指挥员刘陈邓与总前委画等号，但刘陈邓是否代表总前委？应作具体分析。首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应非总前委指挥。因为战役筹划，主要在中央军委和华野之间进行，第一阶段时过大半，总前委尚未成立。第一阶段消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目标一直没有改变，所以总前委成立后第一阶段仅剩的6天也不需要它来指挥。其次，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刘、陈两人离开淮海战场，前往中央商讨渡江战役等事宜，邓（和副政委张际春）领导中野休整，故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也无法由总前委常委刘陈邓三人来指挥。最后，唯一可能由总前委常委发挥指挥作用的主要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中，中央军委发出了仅有的两封直接对总前委布置工作的电报：一是请总前委召开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但商讨的不是淮海战役的有关部署，而是淮海之后乃至渡江战役等问题。另一是指示总前委或开会研究或派一人主持召开一次联合支前会议，商讨淮海战役的后勤统筹问题。结果总前委既未开会也未派委员主持会议，而是委托华野后勤部长代为主持，并接受会议做出的由华东后勤支前机关统筹淮海战役后勤支前工作的决定。至于其他以刘陈邓名义发出和接收的电报，从内容看应是代表中野指挥员而非总前委常委身份。总之实际情况是：总前委既未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军事工作，也未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显然淮海战役的指挥者并不是总前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