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合法的、带有一定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分化、整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佛教会成立、分化、整顿的过程，显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双方的冲突与调适。
    一、中国佛教会成立过程中的政府支持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佛教的组织化要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地佛教团体有此消彼长之势。1927年5月，武汉佛教徒在汉口佛教会会址成立两湖佛化联合会，并设两湖佛化讲习所；7月，安庆组织安徽佛化总会。与此同时，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则通令各县党部解散僧道团体，取消佛化社。[1]（P192）佛教团体何去何从？佛教界希望南京国民政府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1927年5月，伍朝枢于国民党中央第93次政治会议，提议保护宗教团体，经会议表决获得通过。[1]（P192）但是，同年8月7日，谛闲、圆瑛等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僧众组织宗旨纯正之团体”，却遭到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否决。[2]其后，佛教界一再请求成立佛教团体，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持。玉慧观提出，“于今的佛教，差不多等于散沙一般，虽是同属在一个佛教系统之下，而其各个精神上只有自私自利，‘各扫门前雪’，所以养成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他呼吁佛教徒开诚合作，“力谋组织上的统一”[3]（P3）
    佛教界要求成立佛教团体，从消极方面来说，是由于外力所迫以应对外部危机的一种办法。在1928年“庙产兴学”风波之中，佛教界深感无政府认可的合法组织，交涉不便。闻兰亭、可成在中国佛教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说：“现在这佛教会最要紧的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犹如革命军先打好了外敌而后可谋内里的统一。”[4]（P57）达如法师是中国佛教会监察委员，参加了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执监大会及就职典礼。用他的话来说：“现在中国佛教会只想对外，如请愿‘保护寺产’，修改‘寺庙管理条例’等事，这是中国佛教会对外的政策；至于对内政策，现在就只希望各省县组织佛教会而已。”[5]（P285）这些说法道出了中国佛教会成立的部分初衷。佛教界要求成立佛教团体，从积极方面来说，是要参与政治和促进佛教的复兴。太虚在《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一文中指出：“现在政治环境已变，僧众对此当大大觉悟，应即改变其旧来之处世方法以图生存发达。以现在国民对于国事皆应有参与政治之行动，实施此种权利，首应有各种团体之组织，……出家者为佛教住持僧，在家者为佛教正信会，将此两部联合起来，由县而省，由省而全国，即可构成一整个的佛教团体。”[6]（4）因此，太虚积极主张成立佛教团体的缘由之一是便于政治参与。
    佛教界主张组建佛教团体，不仅是政治参与的需要，也是改善佛教、普及佛教、促使佛教复兴的需要。1929年3月，大醒指出，“我们要弘扬佛法，我们首要注重结集团体，现在佛教中的有知识者，太分裂了；有心整兴佛教的热心者，太涣散了，我们不能不设法集合他们同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共同合作。”[7]（P28）太虚也认为：“中国佛教徒之习惯，在养成个人之高尚，不注重以佛法去救世；又为个人之修养，不去谋人类之共同解决。今后吾国人士，欲改善佛法、普及佛法，即在使全国佛教徒组织一团体，以倡行各种事业。”[8]（P113-114）当时，佛教界都意识到要使佛教复兴，离不开一定的组织基础。
    （二）中国佛教会的成立
    对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太虚早有基本构想。1928年5月，太虚在上海发起“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对发起宗旨、具体方案、主要目的作出了详细说明。[9]（1P2-4）太虚期望通过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一全国统一永久的法定佛教团体”。在全国统一团体未成立之前，于南京先成立一筹备处，各省分设省筹备处，限半年完全成立。
    1928年6月，太虚等正式呈请国民政府组织中国佛教会。呈文指出：组织中国佛教会的目的，在于“集中全国寺院僧众及各种佛学团体之策力，一面整理佛教，一面发扬佛学，同时举办各种教育慈善等社会事业，俾有合于时代之潮流，而无背于佛陀之大法，庶几数千年先德所遗之精神的遗产，得以发扬光大，随世运国运以俱进”。[10]太虚呈内政部整理宗教文所附条陈中，还提出了中国佛教会的基本组织框架，即纵向而言，中国佛教会应有中央、省、县三级组织，横向来说，中国佛教会大致可分为“僧众部”、“信众部”，出家僧尼为中国佛教会僧众部当然会员，在家信佛民众则任其自由加入，为中国佛教会信众部会员。[11]（P3）
    中国佛教会筹组之时，6月23日，太虚应蒋介石之邀自上海赴南京，谒蒋于总司令部。第二天与蒋同游汤山。期间，太虚向蒋介石提出组织佛学团体的设想，蒋介石深表赞同，北上前托人送来赞助洋300元为筹备费，并给介绍函7件，请太虚往晤谭延闿、蔡元培、钮永建、薛笃弼、王正廷、李烈钧、张静江等政要。其函曰：“沙门释太虚，为今日中国佛教中之健者，主张佛教改善，已颇著有成绩，其潜修极苦，著作等身，尤非寻常缁衣者所可仰其项背。兹以中国佛教会事来京，乞为一言介谒左右。盖夙钦护法愿宏，必能大有造福于佛教，敬仰实出于至诚也。爰泐数行，伏维台察，俯予接见为荷。”[12]（P9）由于有蒋介石支持，国民政府对于太虚等人成立中国佛教会的请求也作出了积极回应。7月6日，国民政府秘书处致函内政部，要求内政部查照核办。7月11日，内政部致函国民政府秘书处：“查集会结社自由为法治国通例，惟有无妨害地方秩序情事，应由地方官署负责考查此案。”内政部要求太虚等“径向该管地方官署呈请核转，以昭慎重”。[13]但是，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张静江等认为，当时社会上反宗教、反迷信风声正紧，国民政府不宜出面提倡宗教，以设立佛学会为宜；名佛学则研究佛陀哲学者皆可与会，名佛教则未信佛教者恐不愿到会。[4]（P7）诸发起人协商后认为，佛教之“教”，本指“言教”，与“学说”同义，以“学”代“教”，理无不可。[15]（P6）故该会创立之始，原包含学会与教会两种性质。
    7月28日，太虚于南京毗庐寺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并召开筹备会，作出如下决议：（1）推观同、惠宗、王一亭为筹备主任；（2）用全国各省区佛教代表名义向五中全会请愿；（3）筹办旬刊《中国佛学》，①由宁达蕴负责；（4）成立“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5）筹划经费。[1]（P195-196）此前，蒋介石令警备司令陈诚迁移毗庐寺驻军，作为全国佛学会会址。其令指出：“顷据释太虚呈请准以毗庐寺为中国佛教会场，并饬现住该寺之军队迁让等情前来。经查，现住该寺军队，系属宪兵第二团，前以该团尚不妨碍寺务，据该寺呈请分一部分房屋，借与暂住。今据呈以庙宇为佛会场所，自属正当。除批示并转函内政部外，合行令仰该司令迅即转饬遵照，并派员督促，克日迁让具报，毋任玩延，是为至要。”[16]（P7）蒋介石支持中国佛学会成立的态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在中国佛学会成立过程中，曾邀请内政部长薛笃弼予以指导。1928年8月1日，薛笃弼致函中国佛学会：“诸公阐扬佛法，热诚卫道，拟设中国佛学会，旨宏愿深，钦佩曷已。笃弼质本庸愚，罔识三昧，辱承公推指导，实属愧弗克当。惟事关公益，又承诸公厚爱，自当勉为赞助，藉负雅命。”[17]（P1）从其委婉之词，可见薛笃弼对于中国佛教会成立所持的态度。
    在争取蒋介石、薛笃弼、蔡元培等政要支持的同时，佛教界继续寻求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支持。当时，各地方党部及地方政府，认为组织佛教团体就是提倡迷信，对于佛教徒集会、结社、请求立案备案，辄加否认。而依据《文化团体组织大纲施行细则》及《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等规定，宗教团体组织的成立，先经当地高级党部核准许可后，再行呈请政府备案。为此，佛教界依然选择了从上层寻求突破的策略。8月1日，佛教界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次执监委员大会和国民政府请愿。其“请愿文”提出：为改善僧众生活及增进僧众知识，为昌明佛学以开浚民智，辅成民德，并举办学校、医院、工厂等社会事业，以尽佛教徒之本分，非有全国佛教徒严密统一之组织，不足以完全实现。[18]（P1）
    正当发起召开全国佛教大会、筹组全国性佛教组织之时，太虚决定游欧。当时，佛教界人士颇感意外，纷纷劝其暂缓欧美之行。太虚则认为：“赴欧观化，乃数年来预定之规划，而提议开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及共同发起中国佛学会，则为偶逢其缘之事。”[19]（P2）事实确实如此。早在1927年6月，太虚就向外界透露，将出席加拿大世界教育大会，进而游化欧美。9月11日，太虚致函蒋介石时也告以赴欧美游化之意，蒋介石嘱陈果夫以3000元为助。[20]（P128、130）因此，尽管各方劝阻，太虚仍执意前行，于8月11日从上海登法轮安特雷朋赴欧，同行者有翻译郑松堂等。太虚赴欧之后，全国统一佛教组织的筹备工作并未停止。太虚出洋后不久即致信中国佛学会，建议即由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召开佛教代表大会，将学会改组为中国佛教会。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正式颁布《寺庙管理条例》，内容十分苛刻。面对严峻的形势，在太虚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常务会议议决，另组中国佛教会。此后，中国佛学会虽然独立存在，但失去了僧团的依托，基本上成为由追随太虚的佛教学者、居士构成的团体。②
    1929年4月12日，第一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到会者有江苏、浙江、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河南、安徽、福建、河北、湖北、江西、山西等17省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选举可成、太虚、弘伞等36人为执行委员，谛闲、印光、德峻等12人为监察委员，圆瑛当选为主席。会议拟定了中国佛教会章程，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内政部备案。4月25日，中国佛教会代表德峻、太虚等为组织中国佛教会拟具会章，呈请国民政府备案。呈文在说明成立中国佛教会的旨趣时说：“际此统一告成，训政伊始，复兴中国古有之文化，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实为当务之急。而佛教之于三民主义所根底的中国文化，尤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我佛教徒为致力于党国，尽国民之天职，自应本大乘救世之精神，宏扬我佛之正法，以期贯彻博爱、互助之本愿，实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21]中国佛教会力陈佛教与三民主义、中国文化的关系，以期赢得国民政府的批准。这次呈文附送了拟定的会章16条。其间，王一亭、太虚面请蒋介石谕行政院饬内政部批准中国佛教会会章，准予立案。6月3日，行政院就此作出批示，并指令内政部准予备案。6月7日，内政部奉令发布布告，宣示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国佛教会备案工作至此有了圆满的结果。6月3日，中国佛教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执监委员会会议，计有执行委员36人、候补执行委员18人、监察委员12人、候补监察委员6人参加。在这次会上，各委员宣誓就职。其誓词云：“余等誓以至诚，适应三民主义，宏扬大乘救世之佛法，余等誓不败坏教纲，作不如法事，如违此誓，愿受最严厉之处罚。”[22]会议推举圆瑛、太虚、仁山、寂山、惠宗、关炯之、王一亭、钟康侯、谢铸陈9人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于3日在毗庐寺成立会所，在上海市赫德路19号设立办事处。
    中国佛教会成立后，便立即着手省县佛教组织的建立。6月15日，中国佛教会颁发各省县佛教会组织大纲，训令各省县依据本大纲组织或改组。21日，中国佛教会训令各省县佛教会成立时，须向各主管地方官厅备案。省佛教会成立时，应向各省民政官厅备案，各市县佛教会成立时，应向各市县政府备案。[23]（P3）同一天，中国佛教会还训令各省县原有的佛教团体，迅速依照所颁大纲，更改名称，如改为××省佛教会，××县佛教会。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部门为中国佛教会的成立也提供了方便。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是中国佛教会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
    二、中国佛教会分化过程中的政府缺位
    新旧两派之争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佛教界内部潜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使中国佛教会自成立之始，就埋下了分化的种子。在其后运作的过程中，中国佛教会内部更是分歧不断，矛盾重重。但在1935年7月第七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国民政府对于中国佛教会内部的分化，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这种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佛教界内部的冲突。
    圆瑛与太虚本来是义结金兰的好友，但入民国之后，太虚受新的学术思想熏陶，学养日深，成为一代佛学思想巨擘，且锐意革新，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成为佛教中革新派的领袖。而圆瑛历任宁波七塔寺、天童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南洋极乐寺等大名刹方丈，长期受丛林制度浸染，思想日趋保守，为丛林寺院保守者拥为保守派领袖。③中国佛教内部新旧两派之争由来已久，且引起了当时外界的注意。1929年，日本真宗布教师东海宜诚来华考察佛教时，就非常关注两派的发展趋势。中国佛教会成立后，圆瑛与太虚距离日远，分歧日增，加上当时佛教中所谓名流居士从中制造是非，挑拨离间，更加大了新旧两派的裂痕。1929年4月中国佛教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就发生了会址之争。会上，禅定、可成极力主张会址设在上海，其理由是上海交通便利。但各位代表，尤其是谢铸陈居士，则极力主张设在南京，其理由是南京是全国中心，海内外所共仰，凡全国性的机关，莫不设于此。佛教最高行政机关为20余省佛化之总汇，80万僧伽之命脉，设于南京，对内对外，承上御下，行使职权一则方便，二则庄严。两种意见争持很久，后来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即中国佛教会设会所于南京，设总事务处于上海。[24]（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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