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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党当局直接介入佛教内部争端 1936年6月9日，江苏代表仁山、法权、霜亭、静严，安徽代表本僧、镜空，四川代表广文、慈光，贵州代表天曦、马培中，湖南代表广种、谢归云，为谋全国佛教之整理及改组当时不尽合法的中国佛教会，集议镇江金山，筹商办法。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与江苏省党部、市党部，均派要员参加指导。会议讨论事项主要有三：维持省佛教会之存在；呈请国民党中央颁发停止中国佛教会新章之活动；请愿于国民党中央准予迅速召开大会。会后，川、湘、黔、皖、苏等省佛教会代表广文等呈文中央民众训练部、内政部，提出四点意见：1.依据1933年6月15日中央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的有关规定，应先将县佛教会组织健全，再进而组织省佛教会，待省佛教会组织完全健全后，方始谈国佛教会之组织。中国佛教会将省县佛教会取消，实属违法。应请制止其改组省县佛教会之违法命令，仍维持原有组织。2.人民团体之会员应一律平等，对于会员不能以金钱分等第。中国佛教会擅行所订章程中，对于会员竟分为特别、普通及基本三种，且其缴纳会费亦各不一，不仅与佛教会的宗旨相反，亦且显违党义。3.组织佛教会之初步，须从会员普遍登记，由县而省，由省而国，未具备之前，则概称指导委员会，如是办理庶可达健全组织之目的。4.中国佛教会现有各项章程，系由少数人之私见，未依法定程序而订立，且其施行细则尚未奉准备案。该会不应以新章活动，压迫原有之旧组织。要免除纷争，非停止依新章的活动不可。[33]（P75） 金山会议提出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支持。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拟定《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70条和要点说明8条，阐明了国民党中央整理佛教的原则和意见，这是国民党当局直接介入佛教内部纷争的开始。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之所以要介入佛教内部的争端，用民众训练部处长张廷灏的话来说，是因为“知道中国佛教会，因意见分歧，暗分新旧，以致会务不能进行，这是很痛心的事。如新旧两派的领袖，能开诚合作，无我无诤，那末，中国佛教会的争端，至少可以消除大半，争端不消除，则团结不能坚固，团结不能坚固，会务自然无法推行”。[48]（P92）内政部礼俗司司长陈念中也说：自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以后，“即以教徒团结为当务之急，顾其事实，则适得其反，佛教僧寺，纠纷屡见，庙产争执，相继发生，自佛教会成立后复因派别之相异，意见之互歧，其纷争之事亦时有所闻，以佛教之本旨论，以教会组织之前途论，诚令人不免扼腕兴嗟。”[49]（P110）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之所以要介入佛教内部的争端，也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有关。华北事变后，日本意欲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日益逼近，国民政府也开始有计划地对日备战。1935年11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专门负责计划、指导民众训练事宜。民众训练部为动员民众准备抗日，特别是动员僧尼起来抗日，也就必将介入佛教内部的争端。 民众训练部此时介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不肖僧尼为日人利用。当时，日方已准备巨金，希图收买不肖僧众，藉传教为名，诱惑人民。而日方密探冒充僧尼，混入寺庵，经察觉者，已不止一次。民众训练部后来也说：“华北事件以还，一般汉奸，每藉宗教团体之名，深入内地活动，不加预防，至堪忧虑。”[32]（P70）也正因为如此，民众训练部对于中国佛教会内部的争端，不再持冷眼旁观态度。经民众训练部修改的《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其要点有如下几个方面：（1）佛教会组织分子，应限于僧尼，僧尼必须入会；（2）县分会会员人数的最低限额为500人，不及此数之县，可合二县或数县组织之；（3）各级代表大会、理监事会之组织、人数分配、产生方法及会议时法定人数，务求比例相当，合乎事实与法理；（4）寺僧及僧尼登记和会员入会手续规定甚详，对于入会证之发给与换领要求明确；（5）寺庵管理与僧尼约束，实施严密之管理整顿，不法者厉行惩戒；（6）传戒与以后新剃度僧尼入会办法，力求恢复戒律精神；（7）监督总分会及各寺庵收支，有严密的方法；（8）减低会费与寺庵应纳常年捐之标准，规定会费每人每年纳1元，常年捐以纳4％计。[50]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民众训练部整理中国佛教会的决心和思路。 《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公布之时，民众训练部处长张廷灏为调解佛教内部新旧两派纠纷，赴上海访问了圆瑛，与圆瑛共商中国佛教会的整理办法，并发表整理意见。张廷灏在上海时向记者表示，“佛教会纠纷，亟应早日解决”，“团结问题，颇为重要，盼各方弗以感情用事”，并向中国佛教会转交了民众训练部拟定的《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及说明书，要求全国佛门弟子及僧尼参与讨论和研究。[51]返回南京后，张廷灏又访问了太虚。他对太虚说：“深望中国佛教会，不再有纷争症结发生，组织得日臻健全完整，而能确尽佛教会应尽之任务，达佛教会之真正目的，并本佛教慈悲平等救世利他之精神，效忠党国，福益社会，为民众团体之模范。”[52]（P93-94）他要求太虚出席中国佛教会即将在南京毗卢寺召开的七届四次理监事会议，并对太虚以非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的身份出席会议的难堪表示理解。太虚自然领会当局的良苦用心，深感国难当头，全国各党派尚且能抛开政见不同，团结起来，佛教徒理应舍除我见，真诚合作。张廷灏还致函王一亭，强调《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及要点说明，“于佛教会前途，确有不可思议之利”，中国佛教会内部“长此纠纷不息，事业不振，良非释子之福，亦属教徒之羞。欲图根本解决，彻底改进，自不可不先有尽善尽美之章程，以巩固其基础，健全其组织，杜绝其流弊”。张廷灏希望王一亭敦促圆瑛速将《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及要点说明全文，刊登于《中国佛教会公报》，并送《佛学半月刊》登载，使全国佛教徒在章程核准施行以前，均有参加讨论、发表意见的机会。[53] 中央民众训练部修订之《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在报刊公布后，全国知识素养较高的革新派僧尼，都表示拥护和认同，而把持中国佛教会的旧派僧尼，则极力反对。 1936年6月30日，民众训练部训令中国佛教会，要求其于8月初旬在南京召集全体理监事暨候补理监事举行联席会议，商讨第八届佛教徒代表大会的筹备事项，并将开会日期先期呈报本部，以便届时派员出席指导。[54]对此，中国佛教会迅速作出了决定。7月2日，中国佛教会呈文民众训练部，“定于8月23日，假首都毗卢寺，召开第七届第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除呈报内政部察核，请届时派员监督，并通知全体理监事暨候补理监事届时一律出席会议，并登载上海新闻报申报，以期周知外，理合具文呈报，仰祈钧部察核，届时俯准派员莅会指导。”[55]民众训练部想借第七届第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召开之机，对中国佛教会有所整顿，故邀内政部共商应对此次联席会议的方略。7月30日，民众训练部致函内政部：“查中国佛教会奉令于8月23日举行七届第四次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本部拟在此次会议席间，对该会整顿方略有所指示。兹定于8月3日上午9时，请贵部推派代表1人来部洽商。”[56] 8月23日，中国佛教会第七届第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在南京毗庐寺如期举行。中央民众训练部处长张廷灏在会上指出：佛教现今在国际上不得不认为重要，中国佛教寺僧，因内部派别斗争，致所组团体不能健全，有调解统一之必要。佛教会章，亦须严密规定，足以实施而收实效。张廷灏说明了草章中僧尼必须入会及居士不得入会的理由，对于修改会章及筹备大会提出了四点原则：即僧尼必须入会，会员以僧尼为限；组织采取国省县三级制；大会期定在10月15日前召集，在南京开会，代表产生要普遍平均。内政部代表在训词中也说：此刻佛教在“教难”时期，佛教徒须放弃成见，僧尼要全体加入，否则力小财少。佛教要以严密组织为方法，以自力更生为目标，以复兴佛教为终点。[57]（P16）会议由圆瑛主持，太虚与圆瑛之间尽管争论颇为激烈，最后仍通过了四点决议：（1）于10月15日前在南京召开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2）民众训练部之“草案”中关于居士不得入会、僧尼一律入会的问题留待大会讨论；（3）中国佛教会组织恢复三级制，即省佛教会保留；（4）出席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的代表人选，由太虚、圆瑛各介绍100名，呈民众训练部圈定半数，作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20]（P224） 因时间紧迫，民众训练部一再电催中国佛教会上报出席第八届佛教徒代表大会候圈名单。8月29日，民众训练部密电中国佛教会：“中佛会代表候圈人名单速送中央民训部。”[58]8月31日，中国佛教会回电民众训练部：“候圈名单发生障碍，正在设法进行。”9月1日张廷灏在来电上批示：“拟再电催报限文到即将名单快邮呈部，倘再托故延不呈部，定予严惩。”同一天，民众训练部再次密电中国佛教会总办事处：“中佛会下届代表候圈人名单，望速核，毋再故延。”⑤中国佛教会之所以迟迟不报候圈人名单，部分原因是各地分会手续赶办不及，但从中国佛教会后来的举止来看，确是有意拖延，希图借此阻挠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的召开。 （三）中国佛教会整理受挫 民众训练部在督促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也在酝酿新的整理方案。1936年9月2日，民众训练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三项整理办法：（1）将中国佛教会改组为“中国佛教寺僧会”，全国僧尼一律加入为会员，另组“中国佛教居士会”，以示区别；（2）依照以前佛教会各届组织，仍采国省县三级制；（3）废止中国佛教会现行代表选举法，下届代表之产生，除该会现任理监事为当然代表外，由民众训练部就全国僧尼中选择具戒已满5年、现任住持、监院⑥或对于佛学确有深切研究者，指定两倍于当然代表之人数充之，以期普遍平均。[59]民众训练部整理中国佛教会的这三项办法，赢得了佛教内部革新派的支持。如关于僧尼与居士划分，分别成立组织之法，佛教界早有此议，对于民众训练部提出的将中国佛教会改组为“中国佛教寺僧会”、另组“中国佛教居士会”的办法，居士及革新派表示赞同。恢复中国佛教会三级组织、改革代表选举之法，也赢得了革新派的支持。 9月，民众训练部责成中国佛教会改组，圆瑛等极为不愿，乃阳奉阴违，运动段祺瑞。一则由段致书时在广州的蒋介石，由段宏纲（段祺瑞之侄）、屈文六飞抵广州谒蒋面递，并由蒋电陈立夫，著令缓办。再则由上海名流屈文六、闻兰亭等致函时在巴黎的戴季陶，由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勿过问佛教。[20]（P224-225）于是，圆瑛、屈文六、黄健六等召集少数常务理事，在上海办事处开紧急会议，变更前在南京理监事联席会议作出的决议，开会时间延后1月，开会地点改为上海，会议代表改由各分会选举，人选以会员为限，且须经中国佛教会审查通过方可出席。太虚得知这一消息，知道中国佛教会改组遇到了新的阻力，乃于9月20日发表《关于佛教之谈话》：“设因少数任意推翻议案，中央党部主管机关之出席指导监督者，亦不加追究，则于议决案既无效力，余亦藉此可卸除责任。”[20]（P225）1936年10月3日，四川、湖南、河南、江苏、安徽、陕西、云南、贵州、江西、浙江等省佛教会联合致电内政部、民众训练部，对于少数人任意变更决议的行为，表示抗议。 正当各省抗议之时，11月5日，中国佛教会呈文民众训练部，要求改会议名称为“第七届第二次全国佛教徒会员代表大会”。民众训练部考虑到中国佛教会纠纷事件累牍，若再将会期出尔反尔，实足引起更复杂的纠纷，且时间亦不许可，因而没有同意其要求。11日，民众训练部复电中国佛教会，“所请改为第七届第二次全国佛教徒会员代表大会，碍难照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佛教会又呈文民众训练部：“遵电召开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会员代表大会。”⑦ 1936年11月15日，中国佛教会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杨家麟的训词，对会议提出了三点希望：“（一）组织方面，佛教会组织逐渐扩大，章程必须严密，会员中摒除一切私见，为整理佛教设想精诚团结；（二）训练方面，佛教僧尼数达50万人，其中知识能力受有训练者甚居少数。佛教会宜注意训练之工作，不但应设办学校教授各种知识，且当此国难之时，僧众应尽国民一份子之责，救护人才之训练尤不可缓；（三）事业方面，应提倡生产事业，以维护寺庙僧众之生活，且应努力为社会服务，则佛教自能深入社会发扬光大。”[60]（P18）大会发布了宣言，通过了又一新会章，较多采纳了各方意见，如规定居士“均得入会”，“全国僧尼须一律入会”等。尽管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在各方压力下勉强召开，但由此造成了中国佛教会内部新的裂痕，民众训练部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尝试可谓彻底失败。自此，民众训练部也放弃了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努力，仍听其自生自灭。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国佛教会的问题依旧。如1937年5月6日，中国佛教会监事黄健六提出《弹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书》，措词相当严厉。“查今本会理事长圆瑛，频年在单册报章上，睹其秽迹播彰，恶名流布，无论实与不实，要亦不无空穴来风，咎由自招之嫌，而顷岁本会叠生纠纷，尤出该理事长把持招摇操纵垄断之所致，乃曾不知耻，稍自敛抑，借口募建会所，饰过称功，发其六十做寿寿言，大派狗腿，四出腼颜，求人署名”。[61]（首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中国佛教会内部的情形。1937年初，中国佛教会筹建会所，太虚被推为筹建会所常委。6月14日，太虚致函中国佛教会，以“即须赴庐山及鄂湘川数月”为由，力辞所任，同时认为，“会所不须另建，似稍有理，盍移寿资办僧学，盖兴土木不如造人才”。[62]（首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