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国，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美国支持和提携的身影，中美由此建立了特殊而紧密的关系。对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①然而，在中美成为亲密盟友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阅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便会感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多重面相，既有合作与提携，也有冲突与猜忌，远比人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其严重性亦大大超过以往人们的认识。尽管蒋介石日记在叙事的连续性上有所局限，不能展现事件发展的全貌，但作为战时外交的最高决策者的内心独白，它对我们了解若干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无疑大有裨益。本文不拟赘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貌，而试图从蒋介石所思所想着眼，探讨这一时期中美间的实际信任度，考察蒋介石对美国信任感的逐渐流失。
    一、不满与猜忌的产生
    1944年，由于美国压迫中国出动远征军及提出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中美之间发生了较大冲突。而在此之前，从促成中国跻身世界四大国行列领衔签署26国宣言、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坚持中国列名莫斯科宣言，到邀请中国参加开罗峰会，美国对中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扶持。因此，一般认为，从珍珠港事件到1943年开罗会议时，尽管中美之间也有一些摩擦，但中美关系无疑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美好时期。这一结论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细读蒋介石日记，便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在愉快合作的外表下，在那些洋溢着感谢之词的报刊文章及政府间文电的背后，蒋介石对美国的不满及猜忌早已产生，其程度亦颇令人吃惊。这些不满构成了日后中美冲突的基础。
    这一时期，美国在欧亚战略选择上对中国的轻视，是蒋介石不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这一不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已产生。蒋介石起初对盟国将在远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持乐观态度，认为虽然英美目前在远东遇挫，“但在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事最后结果言，必可因此转祸为福，以英美此后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②。所谓“转祸为福”，即是蒋以常理推论，因珍珠港事件卷入战争的美国，将会集重兵于太平洋，力求首先击败日本。然而，蒋介石不久便发现，美国并不愿在太平洋上投入过多兵力。美国在欧亚战略优先选择、租借物资分配及联合参谋长会议组成等问题上的举措，均不如中国此前所想象。尽管美国是因受到日本的攻击而参战的，但仍把德国作为应最先被击败的敌人，奉行欧洲优先的战略；中国所获得的物资援助远远低于美国给英国和苏联的援助；中国所呼吁成立的盟国远东联合军事指挥机构也迟迟未能成立，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实际上起着盟军参谋部的作用，中国则被排除于联合参谋长会议之外。
    在战争爆发的当月，即1941年12月，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下对美英的不满。时应蒋介石的要求，中、美、英三国将领在重庆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但此次会议上，英美并未接受中方有关联合军事行动的建议，无意在远东展开重大军事行动。对于这一会议，蒋在日记中记曰：“三国军事会议中，可说受尽英美代表对我之轻侮。”③一周后，蒋又写道：“受尽英美人员之侮蔑，而以严正应之，不稍委屈，亦未有如本周之甚也。”④
    国民政府力图改变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较多记载：“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⑤蒋介石甚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⑥
    对于中国未能加入联合参谋长会议，蒋介石甚感中国受到英美的轻视，在1942年1月的反省录中指出，“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而惟其美英两国有关之战事乃有联合参部之组织，对于我国则摒诸列外，此于英美有何利益。即其期居领导地位，亦不能令我在组织之外也。”蒋介石猜测，可能是因为俄国不愿加入联合参谋组织，不愿受英美的领导，故英美也将中国排除于联合参谋组织之外，以此示好俄国，而待俄国愿意加入时，则再邀中国加入。蒋表示，“如此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质问”。⑦
    1942年9月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将全球战争分为俄国战区、太平洋战区、地中海和中东战区、欧洲战区这四大战区，表示尽管“不同的人迫切要求我们把兵力集中在这四个地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但“我们不会忽视这四大战区里的任何一个”。⑧罗斯福讲话中未提及中国战区（也许已将其包括在太平洋战区中，但其讲话中论述的皆是海洋作战）。蒋在日记中叹曰：“本日见罗斯福炉边播音，惟未提及中国战区，是其不加重视我中国更显然矣。”⑨
    蒋介石一直认为，美国战略受英国影响太大，英国在外交上老谋深算，而美国则毫无心机，欧洲优先的战略便是英国牵着美国走。有关英美关系的此类论断，蒋日记中屡见不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丘吉尔于1942年1月间访美。蒋在日记中分析说，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便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⑩。一年之后，蒋仍是如此认识。1943年1月，美英首脑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会晤，决定英美战略仍以欧战为主。得此信息后，蒋介石写道，“可说此次会议又是罗斯福失败，而所成功者乃丘吉尔也”（11）。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中国仍无法改变美英欧洲优先的战略。蒋介石虽把轻视亚洲与中国的主要责任归诸丘吉尔，但也逐渐对罗斯福支持中国的诚意及魄力产生了怀疑。蒋介石感到，“对美所行，颇以罗斯福魄力不足缺乏诚意为念……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战后能恢复台湾、东三省、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并颇有些无奈地写道：“英美待我如此不诚无信，使我不必为其所牵累，此乃吾国之利而并无损害也。”（12）
    此外，蒋介石对美国支持中国的动机也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对中国只是利用而已。此时，宋美龄正在访美。宋与美国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呼吁美国重视中国战场，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但其收效在蒋看来甚为有限。1943年2月，蒋写道：“余妻访问白宫以后，美国对我政策惟有利用而毫无补助诚意乃可断言。”蒋介石甚至认为，美国的政策“专以中国为牺牲品也”，并表示“从此对于国际政策应再加检讨”，似乎有对以往的联美政策加以改变的意味。当然，这应只是蒋的意气之言，蒋介石也知道，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并无其他可行的选择。蒋继续写道：“除联美政策之外，亦无其他较妥之途径，务不忘只借其声势之道，其他本无实际作用也。”（13）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亦对中美关系有相当的损害作用。关于史蒋冲突的缘由及过程已有诸多研究，本文不必详述。（14）但史蒋冲突的影响不只限于史蒋个人关系的恶化，更重要的是透过观察史迪威及围绕着史迪威问题与华盛顿方面展开的交涉，蒋介石对美国的观感恶化，不信任感逐渐升高。1942年5月，因缅甸作战问题与史迪威已发生龃龉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而及知此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语，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15）。从史迪威及其周围的人身上，蒋介石看到了美国援华缺少诚意，“美国军事代表团大部皆自私自大之徒”，“美国来华军官团员与史蒂华（即史迪威）对我军官与军事之报告，皆极轻视且力加污蔑，故其政府对我国军之心理亦完全变更，对我接济亦甚冷淡，思之愤痛”，“史蒂华之愚拙，其言行之虚妄，可谓无人格已极，而美国政府对我国之援助一无诚意，不过点缀敷衍，于其言行所流露者亦可大白。中国之痛苦几乎无一友邦有诚意可恃也。”（16）
    为调解史蒋矛盾，罗斯福派居里来华。但居里的表现亦不能令蒋满意，反而让蒋看到，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总体上与史迪威并无大的差异，而更觉失望。蒋记曰：“近日与居里谈话，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不止。美国所谓道义与平等为号召，实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谓，不过其人民精神与自由思想或较英国为进步耳。”（17）居里离华后，蒋总结道：“国际间只有势利与强权，而无道义与公理可言，更无诚信可恃……此次居里来华可明察罗斯福以及美国军部决无中国军队中国战区在其心目之中也，能不奋勉乎。”（18）
    在对美国的不满日积月累的同时，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也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担心日后强大起来的中国将会与其争夺亚洲的领导权。为此，蒋介石数次公开表示，中国并无领导亚洲的企图。1942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阐述中国的外交方针，一方面表示，“我们不仅要对本国负责任，也应对世界负责任”，对于世界战后秩序的再造，中国将“与联盟各国共同负起解放全世界人类的大责任”；同时表示，“我们中国为亚洲最大最古之国，但我们决不要侈言什么‘领导亚洲’”，“我们对于世界，对于亚洲，就只有尽我义务，承担责任，毫不存有任何权利自私的观念”。（19）对于这一外交政策宣示所引起的反应，蒋颇为满意。在1942年日记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如此写道：“余在参政会宣布外交方针，否认我国有领导特权，提出经济管制物价方案，国际与国内对政府之心理同时转变，同声赞誉。”
    1942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专文，表示“最近有中国将为亚洲领导者之论，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钵行将传于我国，中国年来历受压迫，对亚洲沉沦的国家自表无限的同情，但对此种国家的自由与平等，我辈只有责任，并无权利，我辈否认将为领导者。”（20）美国舆论对蒋介石的这一专文给予肯定。蒋对此颇为关注，他的解读是：“自余否认领导亚洲政策在美报发表以后，英美对我心理与观念全变，皆一直表示好意，而纽约时报则自认其美英对华有在战后建立平衡力量不使中国在亚洲独自强大成为世界新威胁之意。余可知美国对我之防范顾忌总不亚于英国，而子文昔以为美国无此顾忌，是其太不懂美国对（我国与）太平洋独霸之政策矣，而其来华之军官，对中国之轻视与把持之状态更可知矣。”（21）
    此后，美国援华战略上出现了史迪威与陈纳德的陆空战略优先之争。蒋介石支持陈纳德，希望美国提供大规模的飞机援助，并增强中国空军力量。但是，美国未能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对此，蒋介石并不只是像以往研究者常常提及的，即从美国轻视中国战场的角度去考虑，而是想到了人们未加注意的另一方面，即美国对中国的猜忌。蒋认为美国是不想看到中国的强大而不愿提供飞机，“美国不愿我有独立之空军，不助我建立空军，其在现时甚恐我有空军，则我中国战区不能受其控制，其在战后必期以空军控制整个太平洋及其西岸之陆上，而其用心之险昭然若揭。如果若此，则罗斯福政策必贻害美国矣。”（22）
    当时蒋介石的避免与美国发生可能的战略竞争，或避免使美国误认为中国有意与美国竞争的想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防重心的确定。尽管中美在实力上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为避免今后与美国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出现竞争关系，蒋介石确定中国国防的发展重心在陆防。开罗会议前，蒋介石认真地思考了今后中国国防之重心，得出的结论是：“一、以大陆为国防之基础；二、西北为国防之重心，故对海防与海军应取守势，并与美国共同合作，且避免与美有军事竞争之趋向。”蒋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发展方向不在海上，既不能与美国竞争，亦无竞争之必要，“此在我立国大计基本之方针，应首先决定。故今后国防方针与国际政策，必须与美积极合作及互助，万不可与作海洋竞争。”蒋介石并设想中美合作，共同确保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余意在太平洋方面，中国负陆空军之责，而美负海空军之责。如美国能同意于此，则东方和平或可无虑乎。”（23）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认为美国有称霸东亚之心，并时有批评，但他并不反对美国在东亚及世界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且愿意担当美国追随者的角色，“惟美国马首是瞻”（24）。1943年4月，在蒋介石与熊式辉的一次谈话中，熊对美国颇有微词，但蒋并不赞同。蒋认为，“彼对美国之观察，多带感情与主观之言”。蒋分析了美国政策与国际未来情势，表示“以吾国卅年之内不特不怕美国称霸东亚，而且惟恐其不称霸东亚也”。（25）蒋介石不担心美国称霸，固有对美国奉行反对殖民主义政策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此时对美国的信任尚存。
    二、开罗峰会的背后
    开罗会议无疑是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大有收获。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了对战时及战后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并获会议确认战后将收回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学界对这一会议已有充分肯定，有学者将开罗会议称为战时中国外交的顶峰。积极参与这样一个重要的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在以往公开的文件中，人们看到的是蒋对首脑会晤的热情，如“多年以来，中即期望能与阁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种问题”（26）。在人们的认知中，正渴望成为政治大国且从未有过与大国首脑会晤经历的中国，期待参加将决定中国与世界走向的开罗首脑会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对此不会产生怀疑。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战时外交》中收有一封1943年6月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其中蒋表示，在苏联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之前，中国参加四首脑会谈，恐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因此，美英俄三国首脑可先行会谈，蒋甚愿有另一机会与罗单独会谈。（27）如果只从该电的文字上看，蒋还是愿意参加四国首脑会谈的，只是担心苏联不愿，故有所谦辞而已。
    然而，蒋介石日记却表明，此电只是托词而已。顾虑斯大林不愿与中国首脑会面固是原因之一，但却并不是蒋不愿参加首脑会谈的真正原因。蒋在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罗斯福约余与其三国领袖会晤，并谓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28）在该周反省录中，蒋再次写道：“余不愿领受此虚名，亦不愿领其人情，故决谢绝。”（29）可见，蒋不愿出席峰会，是觉得中国在这样的会议上不会受到平等待遇，或不能分享真正的决策权，故不愿作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6月下旬，罗斯福在与宋美龄的谈话及通过史迪威向中国官方提出的正式文电中分别表示，他与蒋介石的会晤甚为重要，两人可于华盛顿与重庆之间寻一中途地点会面。蒋复电表示同意，并提议时间应在9月之后。此后，罗斯福又提出，双方是否可在阿拉斯加会晤。蒋介石顾虑到往返途中将飞经苏联，他如不先晤斯大林，恐对中苏关系有不利影响，故提议改地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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