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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以及对蒋不满的各方人士对民主宪政运动纷纷表现出积极态度。对此，蒋介石甚为愤怒。9月28日，吴忠信在赴任新疆主席前向蒋辞行时，对孙科提出批评，称孙依附外力，左右逢源，一面依附中共与所有左派以迎合俄国之欢心，一面以民主口号勾结美国，而美国亦暗示有助彼继政之意。蒋深有同感，在当天日记中愤言：“凡所有内外反动与不满余者皆怂恿其倒余，而彼亦莫名其妙，自以为其势已成，各种恶劣形态无不毕现矣。尤以西山会议派居正、邹鲁与武汉时代之汪奸派于右任等，皆投机动摇，表示其颜色，此种反动叛逆，终不能望其改变本心也。若非有此次经历，亦万不料人心之险恶与卑劣至于此极也。”（59） 蒋介石认为，民主活动分子及孙科等人是要借外力来推翻自己：“国人知识分子反动派全以外力之趋以定其对本国政府之向背，此种洋奴根性决不能一时脱除，固无足怪。而本党之主要分子，如孙科邹鲁等竟比一般反动分子洋奴性更为深重。此种借外力以图谋夺取政权，不问其国家前途之险恶如何，而一意以下井投石幸灾乐祸之心临之。余若消极自馁，则若辈必各以其俄美英之外力背景作基础，以作其卖国灭党之勾当。为祸之烈，岂啻汉奸汪兆铭对倭愿为其附庸而已哉。”蒋表示对此不能容忍，认为“此种恶奴根性非彻底铲除不可”。（60） 在下定决心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之后，对于国民党内出现的不同声音，尤其是那些旧时政敌的举动，蒋介石决定改变以往的有所容忍的方针。他在9月底的日记中写道，“外援美罗之态度变更，以及党中凡有旧日反动嫌隙者皆渐露其声色，岂止孙科一人而已矣。反动之终为反动，嫌怨之终为嫌怨，无法泯除，是又为我一最大经历矣。此后对党事之处理，不能不变更向来包涵无我之方针乎。”（61） 蒋介石决定对孙科等采取行动。在10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蒋发起反击，严厉地批评了孙科。而孙科却似乎有意避免与蒋发生正面的冲突，未有任何表示。据蒋日记载，他对孙科“痛加训斥，彼或自知其罪恶，始终低头沉默，不敢正视，亦未发言……余信本日常会必于党内动摇分子知所畏摄而镇定乎。”（62）会后，蒋又让王宠惠、吴铁城找孙科谈话，说明利害，“警告孙科改变恶劣态度”，并采取了肃清孙科左右之人的处置办法。（63） 以往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在史蒋冲突激化的过程中，面临来自美方的强大压力，蒋介石曾一度考虑辞职。蒋的这一意图在以往著述中较少提及。或许有人是出于为尊者讳，以免有损蒋介石作为维护国权的负责任的领导人形象；也或许只是由于蒋并未将其意图付诸实施，这一心理历程在蒋日记公开之前不能为外人所知。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8月28日蒋午夜醒来后，便“辗转不能成眠，考虑对美外交以后之艰难与不堪忍受之情势”。29日继续考虑此事，想到“最后至不得已时应作辞去军政各职之准备”。蒋介石分析，“美罗必以为余不能亦不肯辞职，因之对余压迫无所顾忌，且期利用余为傀儡，故其对日战争未了之前亦不想逼余辞职下野，以其非利用中国陆军作战则彼美必期自派一百万以上陆军来东亚作战牺牲也。”蒋认为美国目前对华政策包含以下五点：“一、利用余为傀儡；二、牺牲中国陆军；三、以中国为其幌子，为其工具；四、压迫余就范，非俯首听命不可；五、在对日战争未了以前不期余辞职卸责。余当以此研讨究竟，以定决心。”（64）简单说来，蒋对美国的判断有两层：一、美国需要中国和他本人；二、美国认为他不会辞职。因此，美国对他会多方逼迫无忌。从这个角度考虑，他的出乎美国意料的辞职必将使美国陷入困境。 8月30日，蒋介石继续研究辞职的可行性。他分析了提出辞职后可能引起的美方的反应，认为有鄙视而置之不理、幡然悔悟而诚意合作及暂作静观三种可能性：“甲、以中国民族无坚定性，不堪其压迫且以鄙劣视之，或以为余对其示威，不愿与美合作之表示，彼则置之不理；乙、以余辞职以后，中国中心失所为对日作战一大不利，不得不对余转变其已往压迫之态势，而以中国为不可侮，中国自有中国之人格与立场，彼或从此觉悟，再与余诚意之合作；丙、暂作静观，并思利用孙科等为其傀儡，待至中国军事、政治更为削弱非余无可维持，彼亦觉不能不有余非余不可者时，而其再谋与余合作，以收拾对日时局。”（65） 最终，对蒋辞职的考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国内因素。蒋介石在31日的日记中从以下十个方面考虑了宣布辞职后可能引起的国内政局的变动：“甲、国际利用孙科等为傀儡；乙、孙科及其联共亲俄政策之实行；丙、受俄共之煽惑（政治社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丁、敌寇乘隙积极进攻，军事不可收拾；戊、滇康川晋各军阀通敌通共谋倒中央，使割据复活；己、中央军军心涣散，从此一蹶不可复振；庚、共匪对教育界与青年之煽乱，使社会骚动不安；辛、让内部扰乱引起各盟邦干涉内政；壬、美国军阀与英俄政府利用此机分化中国，使余不能再起而统一中国；癸、川康滇军阀乘机割据破坏统一，后方动摇，或引敌深入。”总之，蒋担心在美英苏等国际背景的支持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会趁乱而起，局面将不可收拾。由此，蒋表示“以上十虑，不能不再四研讨”，而准备辞职的念头已有所松动。（66） 9月1日，蒋似乎终于放弃了辞职的念头，“五日来对美对共问题深为愤慨，切思只有以辞职一途方能脱离近日国际之束缚，以为打开今后行动自由之计。本日总以为此举于国家前途太险，渐思转变。”（67） 在史迪威事件中，蒋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美退让，但是，对内政的考虑使蒋又多了一层顾虑。蒋介石认为，“美国对余党内已策动分化作用，如果此次撤史交涉彼即使一时让步，而此后将继续策动，必期倒余而后快也。党内老腐与恶劣者似已沆瀣一气进行其叛乱工作。”（68）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内部因素的存在，如果只是单纯的军事指挥权之争，蒋介石并非毫无让步的可能。倘若史迪威事件仅仅涉及主权问题或作战方略问题，事情便要简单得多。然而，军事指挥权问题与政治问题挂上了钩，且在蒋的政治领导正处于广泛质疑的情况下，蒋怎么能放心军权旁落呢？蒋介石当然明白，军队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抗日军事，它必然牵涉到政治权力的稳固。正是这些超出军事范围的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在相当程度上促使蒋介石采取了对美坚持对抗的方针。 余论：流失的信任犹如覆水难收 史迪威事件以美国的退让而告终。史迪威被召回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毕竟，中美关系是双方在战略上都有所企求的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1945年1月，美国撤回史迪威的得力助手窦恩（Frank Dorn）。蒋将此视为美国善意的展现，“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美国对我之表示，其政策似已完全改变其去年史迪威时期之恶劣态势，而表示其援助之诚意……此乃新年之最足自慰”。当然，对于美国是否就此改变，可以完全信任，蒋没有把握，但他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前景还是抱有信心。他写道，“其是否有独占中国之心理，犹难断定，然余不以为惧，以美国政策不能永久不变，而其立国精神，决非如英俄专以侵略统制为主义也”。（69） 然而，疑忌一旦形成，信任一旦破坏，要恢复以前曾有的信任度绝非易事。而一旦有事发生，疑忌便会很容易表现出来。此后，中美关系虽没有大的冲突发生，但一有风吹草动便会使蒋介石对美国的不信任冒出头来。 如关于租借物资的分配，美国认为这是它作为物资提供者的基本权利。即使在史迪威去职后，美国仍然牢牢地把物资分配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按照美方的计划分配给美方认为会积极配合其对日作战的部队。美国先后向龙云、薛岳等人的部队提供了武器。蒋对此深为不快，认为美国此举意在“削弱我中央力量……昨夜深思环境，险恶已极，彼等狡计，防不胜防”，美国“对于我军到处以供给武器为诱惑之饵，必使我国内部分裂与我军人媚外叛命而后快”。（70） 蒋介石认为，美国掌控物资分配权有三大危害：“对武器不交我政府统一接收而由其对我各军自由支配，以武器引诱我军重外轻内，实施其破坏我统一，操纵我内政之张本。凡此三者，皆足以致我国之败亡也，应切实研究防制之。”（71）1945年1月，魏德迈向蒋正式提出备忘录，表示中国租借案物资归其管理支配。蒋很失望，“可知美国政策仍未改变也。今日心神甚为苦闷。”（72） 1945年2月召开的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则使中美互信更为降低。罗斯福背着中国在会上与苏联达成侵犯中国主权的协议，会后又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将会情通报中国，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对罗斯福仅存的信任丧失殆尽。会议尚在进行之时，蒋介石便对该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罗邱史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于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73）尽管三国对有损中国的秘密协议秘而不宣，但蒋已对雅尔塔会议所预示的国际发展态势表现出相当担忧，“美英俄三国领袖黑海会议宣言发表后，世界未来之局势仍陷入于此次大战前即第一次大战后之历史称霸与竞争之覆辙。呜呼，未知人类何日得有光明与安息”，“罗邱史三头会议之结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祸因。美罗犹借此作其外交胜利之宣传，抑何可笑。”（74） 后来，在中苏谈判时苏联提出过分要求，中国希望美国施以援手，但美总统杜鲁门复电称，“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雅尔塔会议之让步”。蒋对此盛怒，认为美方此电“可说侮辱已极。余对雅尔塔会议并未承认，并未参加，毫无责任，何有执行之义务。彼诚视中国为附庸矣。”蒋甚至认为“美国外交之无中心无方针无礼仪如此，殊甚危险，应重加考虑”。（75） 与美国关系的疏远及两国互信的缺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战后对日政策。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战后对日处置方针，无疑主要是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中国以长远的眼光来处置战后事宜，希望避免冤冤相报，以形成长久的和平局面。此点毋庸置疑。但在这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考虑呢？一份在1944年便提出了“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对日政策的文件，对提出这一政策的理由有如下说明：“日本为美国控制并非我国之福，削弱而独立的日本对于我国，相当于荷比，甚至法国，之对于英国，有缓冲美国对我经济及政治压力之作用。因此，对日和约适可而止，使其对我悔、愧、感、敬。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既足以表示我传统的泱泱大国之风，且能获得世界文化上精神上之领导权，以与美国之经济领导权相对抗。”（76）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国民政府以后采取以德报怨政策，其主要原因是基于对美关系的考虑。但作为影响因素之一，应是可备参考的。 抗战时期，中美建立了特殊的战略盟友关系，空前紧密。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的考虑中，中美都在对方的对外关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中美之间的互信却在短短的几年中消磨流失。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缺失，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可说是构成了一种奇特景观。 注释： ①关于战时中美关系，除了外交史及中美关系史的通史性著作中有若干论述外，专著亦相当丰富，如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淇《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永祥《宋子文与美援外交，1931-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对战时中美关系亦有相当篇幅的论述。相关的学术论文则不计其数。 ②《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1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故从略）。 ③《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27日，“上星期反省录”。 ④《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 ⑤《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