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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向宋子文提出，如果两国首脑不能在他地会晤，是否可请蒋介石来华盛顿访晤。对于这一访美建议，蒋似乎并不热心。在蒋的考量中，颇有把双方会晤地点与荣誉及地位挂钩的意思。蒋在8月21日日记中写道：“霍普金斯总想余到华盛顿亲访罗斯福以提高其地位，此乃霍卑陋之见。”蒋复电宋子文，令其对霍氏要求坚决拒绝。（30）这里，会晤地点的重要性显然被过于放大，出访国的首脑被赋予了某种屈尊往访的意味，而坐地受访则似乎意味着地位的尊崇。实际上，此前同为盟国首脑的丘吉尔已数次访美，罗斯福并无回访，丘吉尔也并未在意。蒋介石对会晤地点如此关注，显示了一种对平等地位的强烈敏感，这一敏感因此前与美国交往中屡遭轻视而产生而加强。或许，其中还有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一丝影响。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在争取与斯大林的会晤。由于苏联未对日宣战，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问题的会议即不愿与蒋同会，故美英苏三国将另有一首脑会晤。罗斯福初时设想，将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后再与蒋会晤。蒋对会晤时间亦颇为敏感，认为在三国首脑会后再举行罗蒋会晤有遭轻视的意味，故迟迟不答复罗斯福会晤之约。蒋认为，“默察国际大势，俄国与美英决无根本合作之可能。所谓罗邱史会议亦等于空谈而已。罗约余待彼与邱史会谈后相晤，何其轻华至此。余甚愿无相晤之机，故始终未向之约晤也。”（31） 此后，罗斯福又产生了分别举行两个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提议与蒋及丘吉尔在北非会晤。此时，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谈。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得以列为莫斯科宣言的签署国，10月底四国签署宣言。莫斯科宣言标志着中国四强地位的进一步明确，此举对蒋介石的委屈与不满颇有舒解，使其对美观感有所改善，感到罗斯福对中国还是大力提携的。对出席首脑会谈之事，蒋也渐显积极态度。蒋在10月31日表示，“接罗斯福电，约下月中旬在埃及相晤，余实无意为此。然却之不恭，故犹豫甚为不安。”（32）罗斯福在10月28日、29日及11月1日接连来电，邀蒋与会。蒋介石逐渐感到罗斯福确有扶助中国的诚意，遂于11月2日复电罗斯福，同意参加开罗会议。蒋在该周的反省录中写道：“上月杪罗斯福总统连来三电，其诚挚有加无已，殊为可感。此乃对蒙巴顿及史迪威各事之处置允当，令罗知感，所以对余能更进一步之认识，使之助华之热忱顿增。此次我国参加四国宣言，完全由其全力所促成，而彼自亦以此获得极大之成功也。”（33） 由是可知，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积极，甚至也不像一般文件所显现的那样积极。基于以往被轻视的经历而对参会持消极态度的蒋介石，似乎是被罗斯福推着走向首脑会晤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开罗会议的准备及开罗会议中的会晤也采取了低姿态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方针，担心过于积极会给美英造成中国利用首脑会议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印象而遭到轻视。蒋在11月13日记述了即将出席开罗会议的方针，表示“此次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34）。 11月17日，蒋介石再次确认了不主动提出为中国争利益提案的方针：“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35） 基于这一方针，中国在开罗会议前的提案准备及会议的晤谈中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如关于香港问题，中方原曾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但经反复考虑后，蒋介石决定搁置不谈，并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之间的争端问题不在开罗会议上提起。蒋在拟定与丘吉尔谈话的议题时，决定“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36）在会前的提案中，原先曾提出的“收复琉球”的要求最终被修改。会议过程中，当罗斯福主动提出琉球问题时，蒋介石也表示了克制态度，表示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关于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提议，应以中国军队为主体，但蒋介石表示“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37）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低姿态，显然与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有关联。在述及回避罗斯福提出琉球问题的原因时，蒋表示，如此做是“一以安美国之心”。而对于战后驻军日本问题，蒋认为，罗斯福“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38）蒋介石似乎怀疑美国提出这些问题的诚意，担心美国是在探询中国对战后处置的胃口，不愿引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 当然，对于事关中国基本主权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开罗会议上还是采取了坚定的方针。如关于中国收回东北及台澎领土的问题，英国曾主张，只要声明日本放弃这些领土即可，不必明言归还中国。但中方强烈反对，指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明确表示对于英方的主张“碍难接受”。（39）在中方的坚持下，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须将窃取于中国的东北与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的亲自接触，使蒋对罗斯福的好感大增，多次谈及罗斯福援助中国的诚意。在11月23日与罗斯福长谈后的当晚，蒋介石记曰：“甚觉其（罗斯福）对华之诚挚精神决非浮泛之政治家所能及也。”11月27日，蒋介石对霍普金斯表示：“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并认为，“以罗斯福此之言行及其国民一般之言论与精神，确有协助我中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也”。（40） 开罗会议上中美会谈的顺利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对会议的结果比较满意。蒋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称，开罗会议“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美之效果也。”并表示，开罗会议的结果“出于预期之上”。蒋还颇为自得地写道：“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为已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在12月的反省录中，蒋再次表示：“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41） 三、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 但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对美国及罗斯福的好感并未能维持多久，不久，中美关系便出现了新的风波。中美之间的冲突起因于缅甸反攻作战，美国强力压迫蒋介石出动驻扎在云南的远征军，最后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实际军事指挥权。对于这一冲突的发展及其直接原因，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本文不必赘述。本文要探讨的是，除了人们常常指出的国家主权、战略差异等中美间的冲突及史蒋个性的因素外，中国的内政因素也是影响这一事件、激化中美矛盾的重要因素。 中共问题是抗战后期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中共的发展壮大引起蒋的极大不安。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是蒋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试图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蒋的猜忌。1944年春，美国企图说服蒋介石同意其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观察员，以便从事华北地区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对此，蒋视为美国将与中共调整关系的信号，并认为美国将会以此形成对国民政府的牵制。蒋认为，“美国必期派员视察延安，实则联络共党，以为牵制我中央政府之计也，其心用甚险，余惟以照理力拒而已。”（42）这样的用词，在此前的日记中是不多见的。 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访华，一再表示了美国对国共问题的关切，并最终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军向延安派出观察组。蒋在7月6日的日记中叹曰：“呜呼，二十年来共匪与俄国合以谋我，已不胜其痛苦，而今复即英美亦与共匪沆瀣一气，是世界帝国主义皆向余一人围攻矣。”（43）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赋予史迪威指挥在华所有中国军队及美国军队的权力。蒋深感威胁，指出美国此举“是其必期统治亚洲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44）。7月15日，罗斯福再电催促。对于罗斯福的这一举动，蒋介石甚为愤怒，其日记中的指责用词前所未有地升调。蒋表示，“敌军之深入无足为虑，而盟军友邦之压迫，其难熬实难名状。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期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此何等事，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图中国之速亡，此计甚毒。”（45）此后，蒋日记中充斥着对美国的失望与指责，如“今日与盟国共同作战所受之与压迫与黑暗，实为十三年以来未有之恶凶境也”（46），等等。 在中美因滇西出兵及指挥权问题发生冲突的同时，中国国内也正发生着重大的政治风潮，即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展开，并在1944年4、5月间进入高潮。这一运动与美国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均有联系。这使蒋介石产生了美国欲倒蒋而另行扶植他人的联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处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态度。 在蒋对美国产生猜疑之际，有一个人被卷了进来，他就是孙科。在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派作出了呼应，孙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对蒋集权统治有所不满的孙科，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实施宪政的支持，言辞较少顾忌。孙科时任立法院长，又有着先总理之子的光环，其言论分量自是不同于一般人。他的坦率言论，引起了蒋的极大不满与猜忌。蒋在日记中写道，“孙科在各处煽动，以‘民主’口号企图摇荡人心，打击现局，而若干中委亦随声附和，反对现状，形势汹涌，如有大祸之临头者”（47）。 蒋介石认为孙科有夺权的野心。5月14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发表了支持尽快实施宪政的意见。蒋对此大为不快，指责孙科“诋毁政府无微不至”，认为“其用意在夺取国府主席后与共党合组政府，以俄国为其后台老板，巩固其卖国地位。此人实汪逆之不若也。”（48）在该月的反省录中再次写道，“内部孙科之猖狂谋叛益急……人心之不测，在此期间，孰为诚伪孰为忠奸，更得进一步之认识。”（49） 然而，孙科此时似乎还不知道蒋介石对其猜忌已重。在7月3日与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George Atcheson）会面时，孙科通报了不久前他与蒋介石之间进行的一次“非常坦率的谈话”。在谈话中，孙科向蒋指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拯救时局。首先必须整顿中国军队，为了使军队具有战斗力，必须使其摆脱过时的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中国将领的指挥，而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这些美国军官在缅甸作战中已经显示出他们能够领导中国军队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孙科对蒋表示，美国对中国有三大期望：积极作战、民主化及与美英俄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真诚地期望中国既民主又统一强盛。孙科还指出，中国无法对日积极作战的原因之一是国共对立，它束缚住了30万中央军精锐部队，也束缚住了大批的中共军队，这些中共军队过去在对日作战中曾打得很好。而且这种局面对建立良好的中苏关系也是一大障碍，只要这种对立状况存在下去，就难以指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为苏联日后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的进攻将会要求中共的配合。孙科还对蒋说，他并不认为中共想将中国共产化或想统治中国。孙科对艾切森表示，蒋介石习惯于个人决断，很少听取左右的意见，而其亲信中也没人敢与之坦率交谈，但他的这次谈话，已经对蒋产生了一些影响，蒋将会调整一些想法和政策。（50）显然，孙科的估计是太过乐观了。孙科所提出的让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及予中共军队好评并试图发挥其作用的想法，都直接碰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但孙科尚不自知。 孙科一般被归于亲苏派，这类人士在国民政府中势力单薄，原不足为惧。然而，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蒋对美国的怀疑日重，认为孙科已成为美国中意的目标。在前述7月3日的谈话中，艾切森提出建议，期望在蒋的领导下，联合各党派，成立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共同承担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以拯救国家。艾切森认为，蒋如果这样做，其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声望在国内和国外都将得到加强。孙科对此表示赞同。（51）然而，对于美方与孙科的这些接触，蒋介石却另有想法。他感到，孙科已成为苏联与美国皆能满意的人物：“美英俄皆期以孙科为傀儡之暗示与宣传逐渐发现，而以美为最甚。”（52） 蒋介石认为，美国在军事上要以史迪威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则要以孙科取而代之，这样中国便会完全由美国摆布。蒋介石日记中屡屡有如下记载：“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期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期余接受其以史迪威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又以其暗示孙科为余代替之人，帝国主义之面目全露，其意非使中国为其附庸不可。”（53）蒋甚至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超过正发动战争的日本，“为史迪威事及美国对余态势时用寒心，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此种恶意宣传及证之罗之态度，似其已决心有非速谋倒蒋不可之势”，“国防会议中受孙科等踞慢之恶态，阅共匪荒谬骄横之复电，皆为十年来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劣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侮辱我，似乎地狱张开了口要等待吞吃我。”（54） 即使是此时对史蒋之争激化尚不知内情的中国共产党，也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趋势。中共中央在1944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55）这一局外人的预感，真的是颇为敏锐。 参加民主宪政运动的人们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呼吁美国压迫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美国扮演了民主促进者的角色。1944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要求他向蒋介石转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如下看法：“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人民在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领导下，开发和利用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继续进行战争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56）9月15日，即在中共代表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当天，高斯拜访了蒋介石，谈论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问题。蒋介石显然不愿讨论这类问题，很快把话题转到国民参政会上，并明确表示改变政府结构“不是在目前应该做的事”。高斯则提醒说，“国民参政会纯粹是一个咨询机构”，建议成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以使各主要党派都能参与目前的危机解决并分担责任，这一委员会应该“有权有责”。（57）对此，蒋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记曰：“高斯15日来见……令人心寒。”（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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