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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8月4日下午抵达乌兰巴托，第二天早晨就出发去看暾欲谷（Tonyukuk）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之一，另外两大碑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这三大碑是我们考察计划中的重要目标。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俄罗斯和瑞典的一些学者、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河谷，先后在石头、墙壁和陶器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陌生的文字。当时把这种文字的字母与起源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后来进入到古日耳曼文的鲁纳（runa、runs）文字的字母联系起来，认为是鲁纳文的一个分支，遂称之为鲁尼文（runic）字母。当然这是一种误解，后来学界已经知道这些字母其实是古粟特文字母的变体，但人们久已习惯这一称呼，到现在“鲁尼文古突厥碑铭”的说法仍然很常见。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鲁尼文，是7～10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音素与音节混合型拼音文字，字母一般认为有38～40个，大部分源于阿拉米字母，直接来自粟特文字母。与常见的粟特文字母不同的是，由于书写工具和铭刻而造成字母书写的变化，如线条僵硬、劲直，这也是人们最初没有把这些铭刻文字与粟特文字母联系起来的原因。 如果没有突厥三大碑的发现，那些奇异的铭刻文字的解读也许仍然处于蒙昧阶段，甚至仍然迷失于错误的方向。19世纪早期在南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些刻有同样文字的石柱，尽管风化严重，但显然揭示了一种未知的草原文化。这首先引起了探险家的兴趣。据说最早发现鄂尔浑碑铭的是芬兰人A.Geikel，他1890年来到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地方，发现了两座巨型的、刻有不认识文字的石碑（即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另有一种说法，1889年夏天，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就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最早解读古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就是依据了Geikel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出版的有关报告。 汤姆森（1842-1927）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他此前已经学习和研究了数十种欧亚语言和文字，他的有关古俄罗斯语言文化与北欧关系的研究，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偶然的机会下，汤姆森接触到Geikel的报告，就着力解读这些古文字。首先，他确定了铭刻文字的书写和阅读方向，不是由左而右，而是如中文一样自右而左。其次他清点了字母的数目，并确认这是不见于史籍记录的古老文字。最后，他开始解读和辨认单词，第一个被读出的单词是“天”（tengri），后来这被看成一个神秘的巧合。1893年12月15日晚间，汤姆森向丹麦皇家科学组织提交了一篇寥寥数页的论文来报告他的发现，后来人们把这个时间，称作“突厥再生”（Rebirth of the Turks）的时刻。在汤姆森完成这一伟大工作的同时而稍晚，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也独立抵达了几乎同一个目标。古突厥文的解读和古突厥史的重建，使近代突厥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三年后汤姆森的名著《鄂尔浑碑铭译解》（Deciphered Orkhon Inscriptions）出版，标志着突厥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暾欲谷碑就是在突厥文刚刚解读、突厥学正在建立的时候，于1897年，由克莱门茨（E.L.Klements）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发现的。虽然位于土拉河流域，但由于立碑时间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相近，内容也基本相关（暾欲谷是毗伽可汗的岳父），所以被一并纳入鄂尔浑碑铭中研究，甚至被称为鄂尔浑碑铭。幸运的是，和阙特勤、毗伽可汗一样，暾欲谷碑的主人暾欲谷，在中国唐代史籍里有不少地方提到，这对于学者解读和研究古突厥碑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由于此碑的出现，有很多学者相信暾欲谷与史籍中另一个突厥要人“阿史德元珍”，可能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用名。中国学者对古突厥的解读基本不曾发挥作用，但是借助欧洲学者的转写、翻译，一些中国学者利用中国唐代文献加入了对突厥碑铭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还没有人能够亲身远赴漠北拜访三大碑。现在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其激动与兴奋就可想而知了。 2004年8月5日清晨9点（蒙古实行夏时制，9点即中国8点），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中上车，溯土拉河东行，前往暾欲谷碑所在的草原。全体队员加上蒙古国立大学的钢巴特尔和博物馆的一个小伙子，分乘两辆俄国“普洛冈”越野型中巴车（这两辆车外加一辆三菱中巴，就成为后来我们西征哈拉和林的全部运载工具）。土拉河蜿蜒西流，河谷里成片成片分布着白桦和白杨。暾欲谷碑位于乌兰巴托以东60公里的巴彦楚克图地方，属于土拉河河谷地带，西距鄂尔浑河东岸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460公里。上午10点多，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青翠草原上，远处零星地分布几座毡包，更远处在如波起伏的草地上，有羊群和牛群。汽车停在一处铁栅栏围起来的很大的略有缓坡的方形台地上，这里就是暾欲谷碑的所在。 和报告中所见的情况接近，暾欲谷碑立于一片开阔的草原缓坡上，一大一小，都基本完好。两碑的西面，有青砖地基，可见当年本有大型地面建筑。周围零乱地堆放着石头和石像。栅栏范围内的西南角，有明显发掘大坑的地方，散乱地堆放着原来应是树立成石穴或石室的六块大石板，石板的一面有线雕的宝相花图案。两碑的东面，在铁栅栏以外，有数百块石条排列成的一条数百米的长线，向东方的草地伸出。这种形式的突厥墓葬在中国境内似乎尚未发现，但在蒙古境内还有很多。8月12日上午我们在中央省忽斯台国家公园（Khustai National Park）内土拉河北岸翁哥特山（Ongot Uul）的东麓，参观一处突厥古墓葬，也见到同样的石头排列的长线。鄂尔浑碑铭里提到balbal，学者们认为即是《北史》提到的“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的突厥丧葬制度，名之曰“杀人石”。 中文不同材料对暾欲谷碑的介绍颇有谬失。比如有中文著作介绍暾欲谷两碑，一为1.7米，一为1.6米，实际上到现场一看，那块大碑至少有2.7米高，小碑也不可能低于2米。对两碑碑文的翻译介绍，国内有韩儒林、耿世民和芮传民三种，但基本上是由西文译本再翻译而来。现在通行的英文译本与文法研究，是土耳其学者Talat Tekin在美国出版的《鄂尔浑突厥文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这是代表古突厥文研究的重要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