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使女真统治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世宗、章宗都曾采取某些措施来倡导和敦促女真人习武，其中就包括围猎活动。大定间，朝廷臣僚向世宗进谏说：“陛下为天下主，系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围猎击毬危事也，宜悉罢之。”世宗明确回答说：“朕以示习武耳。”[123]梁襄亦谓世宗“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124]世宗不但自己亲为倡导，而且也很看重一般女真百姓的围猎活动，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十月，他对宰执说：“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谋克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125]在世宗看来，围猎对于女真人乃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闲习骑射”。章宗也试图采取各种办法使女真人保持骑射之长技，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二月，“谕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雕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废射也”。[126]自世宗大定间创立女真进士科以来，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章宗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特地规定在女真进士的考试内容中加射试箭。明昌间，“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127]承安三年（1198年）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128]这些措施与世宗倡导围猎的用心是完全一致的。
    三、总  论
    金朝的捺钵虽然不像辽朝那样始终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但春水秋山在金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金朝诸帝一年之中往往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住在都城里，而所谓的春水秋山当然也并不只是娱乐嬉戏而已。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就其扈从队伍的规模来说，可谓相当可观。大定间，梁襄谏幸金莲川曰：“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伤于财、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欤？”[129]我想梁襄的说辞肯定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成分，即使把沿途供役的百姓都算在内，恐怕也不会“逾于百万”。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御史中丞董师中等谏幸景明宫，谓扈从者“口以万数”，[130]大概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即便是这数万人的扈从，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在中都周边州县进行的秋猎和冬猎，时间既短，扈从规模也小得多，如世宗时的秋猎，一般是“扈从军二千”。[131]
    春水秋山，秋冬围猎，后妃必随侍于侧。如熙宗太子济安为悼平皇后所出，而《金史》谓“济安皇统二年二月戊子生于天开殿”。[132]据《金史》卷四《熙宗纪》，皇统二年（1142年）二月丁卯至三月辛丑，熙宗在爻剌天开殿春水，太子济安既生于此，说明当时悼平皇后也在爻剌。又《金史》卷六四《后妃传》（下）《世宗元妃李氏传》记载说：“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长春宫。戊子，妃以疾薨。”世宗在位近三十年，始终没有立过一位皇后，元妃李氏“下皇后一等，在诸妃上”，实际上具有皇后的地位，世宗是年春水于滦州石城县长春宫，随行的元妃李氏即卒于此。以上二事都反映了后妃扈从春水的事实。又张棣记海陵时的冬猎情况，谓“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133]
    太子和诸皇子一般也要扈从春水秋山，尤其是太子更是经常随同皇帝出行。如大定间，太子允恭“事世宗，凡巡幸西京、凉陉，及上陵、祭庙，谒衍庆宫，田猎观稼，拜天射柳，未尝去左右”。[134]刘迎时为太子司经，“显宗（即太子允恭）特亲重之。（大定）二十年，从驾凉陉，以疾卒”。[135]刘迎之卒于凉陉，就是因为当时太子允恭正在金莲川扈从世宗捺钵的缘故。允恭之子金章宗即出生在金莲川，《金史》卷九《章宗纪》（一）载：章宗“小字麻达葛，显宗嫡子也。……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莲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东宫，宴饮欢甚，……又谓司徒李石、枢密使纥石烈志宁等曰：’朕子虽多，皇后只有太子一人。幸见嫡孙又生于麻达葛山，朕尝喜其地衍而气清，其以山名之。‘”麻达葛山是女真语的译名，因章宗生于此山，世宗遂以“麻达葛”为章宗命名。《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西京路抚州下有注曰：“有麻达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更名胡土白山。”麻达葛山之更名，显然是由于章宗在这年正月即了帝位，所以要避其名讳。章宗出生于麻达葛山的事实，说明当时太子允恭及其妻室都在金莲川扈从世宗捺钵。除了太子之外，诸皇子也常常随同皇帝出行，大定间，参知政事梁肃谏“四时畋猎”，世宗向他解释说：“朕诸子方壮，使之习武，故时一往尔。”[136]《金史》中还可以见到一些诸皇子扈从春水的记录。
    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动辄历时数月，在此期间，国家权力机构便随同皇帝转移到行宫。故每当皇帝出行时，自左右丞相以下的朝廷百官大都要扈从前往。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七月，世宗在金莲川捺钵，“宰臣奏事，上颇违豫，宰臣请退，上曰：’岂以朕之微爽于和，而倦临朝之大政耶。‘使终其奏”。[137]世宗临朝听政的地方，就是凉陉的景明宫。明昌四年（1193年）十月，章宗在滦州石城县秋山，“谕旨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至还京当定议以闻。‘”[138]可见是时尚书省即在石城县的秋山行宫。赵秉文有《题移剌右丞画双鹿》诗二首，其二云：“当年扈从直长杨，想见秋山槲叶黄。沙外小滩圆似月，眼明双鹿噍斜阳。”[139]移剌右丞是指章宗时任尚书右丞的移剌履，这首诗描述了移剌履扈从秋山的情景，“长杨”即汉代行宫长杨宫，此处用以代指章宗秋山行宫。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时候，秋冬围猎似乎并没有百官扈从，如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正月，“上出猎，宰相以下辞于近郊”。[140]与春水驻夏相比较，这种围猎活动一般来说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固定场所，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141]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百官处理政务当然很不方便，所以“宰相以下”不从海陵出猎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类似这种情况在金代文献中缺乏更多的记载，不知是否属于偶然现象。
    除了朝廷大臣外，扈从皇帝出行的还有翰林院属官。据金人记载称，王庭筠“泰和元年复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至三十馀首，宠眷优异”。[142]同样在泰和年间任翰林修撰的赵秉文，曾经多次扈从春水秋山，在他的《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中留下了不少有关的诗文。另外，掌修起居注的官员是春水秋山必不可少的扈从，史载大定七年（1167年）九月乙酉，“秋猎；庚寅，次保州；诏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访所经过州县官”。[143]金代的起居注制度始创于熙宗时，修起居注官员扈从春水秋山大概也由来已久了。
    当然，金朝诸帝捺钵时，势必还会有一些朝廷官员留守都城。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二月，世宗春水于滦州石城县长春宫，元妃李氏病逝于此，“皇太子及扈从臣僚奉慰于芳明殿，……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曹王允功等上奉慰”。[144]金代官制，“自尚书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为执政官”。[145]平章政事为从一品，位居左右丞相之下，按金代惯例亦属宰相，是年留守中都的最高官员就是平章政事唐括安礼。但以平章政事为留守官大概并非定制，如大定六年（1166年）世宗赴凉陉驻夏，即以御史大夫李石留守中都。[146]依照惯例，留守官员每隔若干天要向皇帝上表问候起居，《金史》云：“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问起居。”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上以使传频烦，命二十日一进表”。[147]但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十月却又有这样的记载：“以岁幸春水、秋山，五日一进起居表，自今可十日一进。”[148]从上述记载来看，大概最初规定十日一进起居表，大定六年后改为二十日一进，后来又一度改为五日一进，至明昌六年仍改为十日一进。除了留守官员之外，留居皇宫的妃嫔也要另行上表问候起居。《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有《车驾幸庆宁宫皇妃起居表》二首和《百官起居表》一首，是泰和五年（1205年）八月章宗驻夏庆宁宫（泰和宫）时，由赵秉文代作的表文。[149]其中《皇妃起居表》谓“妾留侍掖廷，阻趋行阙”云云，其内容是很清楚的。
    金朝的捺钵之制，使得春水秋山行宫成为处理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场所。熙宗时的汉制改革，其中部分内容就是在爻剌春水行宫进行的。天眷二年（1139年）二月乙未至五月乙巳，熙宗春水于爻剌，“三月丙辰，命百官详定仪制”；“四月甲戌，百官朝参，初用朝服”。[150]一般认为，上述事件是熙宗汉制改革完成的标志。另外，宋金两国的绍兴和议也是在爻剌春水行宫签订的，据《金史》卷四《熙宗纪》记载：皇统二年（1142年）二月二十七日，“宋使曹勋来许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画淮为界”，正式签订了绍兴和议。而这年的二月三日至三月八日，熙宗一直住在爻剌的春水行宫天开殿。南宋方面的史料也记载说：“签书枢密院事何铸、知閤门事曹勋至金国，见亶（即金熙宗）于春水开先殿。”[151]这条史料可以与《金史》的记载相印证，惟“开先殿”为“天开殿”之误。[152]
    在春水秋山行宫进行的外交活动，还可以举出两个例子。大定十年（1170 ）闰五月，世宗驻夏柳河川，“时夏国任得敬胁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请中分其国”，世宗“诏不许，并却其贡物”。[153]世宗接待夏国使臣的地方，就是柳河川的驻夏行宫。又泰和四年（1204年）正月，章宗春水于遂州遂城县光春宫，“时高丽国王王晫没，嗣子韺遣使来告哀”。[154]因为章宗住在光春宫，所以高丽使臣径赴行宫告哀。
    金朝初年，甚至还在驻夏行宫举行过科举考试。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以前，金朝的科举制度很不规范，多为权宜之制，表现为时间、地点皆不固定，考试程序也比较简单，有时只有一级考试，而且熙宗以前的科举取士往往由统兵的元帅府操纵，如天会十年（1132年）的西京白水泊榜就是由左副元帅宗翰主持的。据宋人记载说：“是夏，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之白水泊避暑，试举人以词赋，得胡砺以下。……是举也，宗维谕主司勿取中原人；砺，磁州人，与知制诰韩昉善，用燕山贯得之。”[155]《大金国志》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是岁，胡砺之馀，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赋讥者，其略云：’草地就试，举场不公，北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预其中。‘”[156]“草地”就是指的白水泊（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宗翰曾经多次在此驻夏。上述宋人记载，可以在金代文献中得到印证，金末李世弼《登科记序》曰：“金天会元年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廷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处亦不限定州府。”[157]这段文字记载的是金初科举取士的情况，文中说的“凉廷试”可能就是指的天会十年西京白水泊榜。
    金代历朝皇帝的春水秋山，以及女真人经常而又普遍的围猎活动，给当时的农业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其中的受害者主要是广大的汉族人民。
    春水秋山的扈从队伍极为庞大，动辄数以万计，所须之物例皆取之民间，而且沿途百姓还须负担沉重的力役，虽屡有免除被役百姓赋役的诏令，却也无济于事。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三月，“谕户部：今岁行幸山后，所须并不得取之民间，虽所用人夫，并以官钱和雇，违者杖八十，罢职”。[158]但这样的规定并不具有普遍性。春水秋山，扈从扰民，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元好问谓章宗泰和间秋山，“车驾所经，居民为近侍所扰，无所于诉”，[159]冯延登有“田翁太息论三害，猎骑俄惊见一斑”的诗句，[160]都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春水秋山的庞大扈从队伍，所至之处，粮食供应往往发生危机，明昌四年（1193年）朝廷臣僚谏幸金莲川曰：“西、北二京，临潢诸路，比岁不登。加以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若扈从至彼，又必增价。日籴升合者口以万数，旧籍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以物贵，或不时至，则饥饿之徒将复有如曩岁，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者矣。”[161]这段话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大概在章宗明昌初年，春水秋山的扈从队伍曾因粮食供应短缺而发生过骚乱。另外还有记载表明，在冬猎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发生过冻死人的事情。章宗明昌间，“车驾东狩，是岁大寒，人有冻死者”；[162]又承安三年（1198年）冬猎，“猎于酸枣林，大风寒，罢猎，冻死者五百馀人”。[163]一次冬猎竟冻死五百馀人，显然不是一桩无关紧要的小事。
    春水秋山、秋冬围猎所引起的更严重的后果，是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自世宗大定初年起，为了解决女真人的贫困化问题，金朝屡次进行大规模的括地运动，即括取汉人耕种的良田分配给猛安谋克户。因此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就成为金代中后期民族矛盾的焦点问题，春水秋山、秋冬围猎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金史》中屡见“禁侵耕围场地”的诏令，正是由围猎活动而引起土地争端的明确迹象。大定间，右谏议大夫移剌子敬“言山后禁猎地太广，有妨百姓耕垦”。[164]山后专供秋山围猎使用的猎地不只是禁止百姓捕猎，也不允许百姓耕种。从中都前往各地春水秋山的沿途地区，还要辟出专用牧地，以供来回途中牧放马群。大定十一年（1171年），世宗对宰执说：“往岁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广，殆无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垦。”[165]大定二十年（1180年）夏，世宗赴金莲川驻夏，“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濼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166]相对于金代帝王的春水秋山来说，广大女真百姓的围猎活动对土地的侵蚀也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金史》卷六六《完颜齐传》曰：“先是，复州合厮罕关地方七百馀里，因围猎，禁民樵捕。齐言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则公私有益。上然之，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安。”复州在辽东半岛，自唐以来就已是农业区域，而这里居然有多达七百馀里的耕地被划为女真人的围场。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在大定间弛禁以前，这里不仅仅是“禁民樵捕”而已，大概也是不许百姓耕种的。这条史料所提供的信息表明女真人的围场对土地的侵蚀可能是相当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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