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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捺钵研究(下)(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北京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 参加讨论

    与契丹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朝的捺钵在制度化和规范性方面不如辽朝,这主要是因为女真人和契丹人生活方式不同。辽代的契丹人大多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一年四季必须适时地更换畜牧地,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标本。与生活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草原地带的契丹人不同,女真人在建国之前主要从事于狩猎和农耕,而金朝建立后,女真族基本已进入农业社会,金代的捺钵只是女真人传统渔猎生活方式的象征性保留。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金朝捺钵的季节性不像辽朝那么分明,时间规定不像辽朝那么严格。当然,金朝捺钵制度对辽朝的摹仿和因袭也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春水驻夏尤为明显,而秋冬围猎则更多地表现出女真人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面。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末。
    [2]《金史》中“捺钵”一词仅三见,而“行宫”一词凡二十四见。
    [3]池内  宏:《辽代春水考》,《东洋学报》6卷2号,1919年;收入《满鲜史研究》中世第1册,吉川弘文馆(东京),1979年。津田左右吉:《达庐古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2册,1916年;《关于辽代的长春州》,《东洋学报》7卷1号,1920年。
    [4]《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2分。已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
    [5]《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五,引马扩《茆斋自叙》。
    [6]《靖康稗史》本。
    [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孝成皇帝》(三)将此事记于皇统三年(1143年),不可信据。
    [8]《松漠记闻·补遗》,《学津讨原》本。以洪皓《鄱阳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跋〈金国文具录〉札子》校正。
    [9]《金史》卷四《熙宗纪》。
    [10]《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74页。
    [1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按: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宜春县“大定七年置,有鸭子河”。
    [12]《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本朝》(七)“夷狄”。
    [13]池内  宏:《辽代混同江考》,《东洋学报》6卷1号,1919年。
    [14]《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15]《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6]《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17]《金史》卷三二《逆臣传·纥石烈执中传》。
    [18]《金史》卷八九《苏保衡传》。
    [19]《金史》卷一九《世纪补·显宗纪》。
    [20]《金史》卷八五《豫王永成传》。
    [21]《金史》卷一○《章宗纪》(二)。
    [22]《金史》卷一○《章宗纪》(二)。
    [23]《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
    [24]《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三。
    [25]《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二。
    [26]《金史》卷一○《章宗纪》(二)。
    [27]《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28]《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三。
    [29]《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田制”。
    [30]《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三。
    [31]《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32]《钦定盛京通志》卷一○七《物产》二《禽类》曰:“海东青亦曰海青,雕之最俊者。”
    [33]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34]参见于景让:《天鹅与海东青》,《大陆杂志》31卷第8期,1965年。
    [35]邵奎德:《名鹰海东青捉放记》,《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36]《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据《金史》卷八二《海陵诸子传》载,海陵王天德四年(1152年),立光英为太子,“以’英‘字与’鹰隼‘字声相近,改’鹰坊‘为’驯鸷坊‘”。但世宗即位以后大概就恢复了鹰坊的旧名。[37]《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为春水时预期告谕事状》。
    [38]《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衣服通制”。
    [39]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40]杨伯达:《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
    [4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金虏图经》。
    [42]《留青日札》卷一九《海东青扑天鹅》。
    [43]《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曰:“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又《金史》卷七○《完颜宗宪传》曰:“宗宪,本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
    [44]刘最长、朱捷元:《西安碑林发现女真文书、南宋拓全幅集王〈圣教序〉及版画》,《文物》1979年第5期;金启孮:《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
    [45]《金史》卷九六《李仲略传》。
    [46]《中州集》卷四。
    [47]《遗山集》卷四。
    [48]《紫云庭》第一折,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
    [49]见金启孮编著《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
    [50]参见崔广彬《“肃慎”一名之我见》,《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51]《南迁录》之为伪书,早已成为定论,但此书既为南宋人所伪撰,书中有关金朝历史之记载未必全无价值,如此书谓绍兴九年金人归河南、陕西地于宋是为了诱歼宋军于中原,这一说法即为宋史研究者普遍采纳。
    [52]《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53]关于山后、山前之别,参考了景爱先生的意见,谨致谢忱。
    [54]《大金吊伐录》卷四。
    [55]《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引苗耀《神麓记》。此据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以明湖东精舍钞本校正。
    [56]《金史》卷四《熙宗纪》。
    [57]《金史》卷五《海陵纪》。
    [58]《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八,引张汇《金虏节要》。
    [59]《金史》卷七四《宗望传》。
    [60]《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引苗耀《神麓记》。
    [61]《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引《金虏节要》。
    [6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引马扩《茆斋自叙》。
    [63]贾敬颜《王恽〈开平纪行〉疏证稿》(《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云:“曷里浒,又名界里泊、辖里袅、辖里尼要、押里尼要。袅(或尼要)即脑儿,浒也,泊也。今称好莱诺尔(张北县境内)。曷里浒东川,言其为曷里浒以东之平川也。”
    [64]《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65]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66]《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67]《续夷坚志》卷三“测影”条。
    [68]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条。
    [69]《金史》卷三五《礼志》(八)。
    [70]《金史》卷一○五《杨伯雄传》。
    [71]《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
    [72]《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谓西北路招讨司置司丰州,卷四四《兵志》又谓置司应州,皆误。谭其骧先生《金代路制考》一文(《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据《大金国志》卷三八《京府州军》的记载,指出西北路招讨司实置司于桓州。
    [73]《金史》卷一○五《杨伯雄传》。
    [7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西京路桓州条。
    [75]《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76]据《金史·世宗纪》记载,世宗分别于大定六年、八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共计十次前往金莲川驻夏。
    [77]《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78]《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79]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1983年。
    [80]《金史》卷一九《世纪补·显宗纪》。
    [81]《金史》卷九六《梁襄传》。此事又见载于《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一《梁公墓铭》,但均不著年份。按梁襄为大定三年(1163年)进士,任薛王府掾约在大定十几年间。
    [82]《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83]《金史》卷九六《许安仁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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