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分别是这两个朝代的西京和东京，时人合称为“两京”。这两座规模空前的京城，都是始建于隋代，唐人承其遗规而续有改作。隋唐两朝都有人撰作专著，记述这东西两京的城坊宫室建置情况，唐韦述的《两京新记》五卷，就是其中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韦述的事迹和《两京新记》的成书、流传经过，日本学者福山敏男的《两京新记解说》一文已有详细论述，今译出附在本书前面，这里就不再重为叙说了。下面仅就本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和成书时间、在国内的散佚时间等几个问题，做一点补充说明。
    《两京新记》成书后颇受时人称誉[1]，曾风行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北宋皇祐、熙宁间宋敏求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增删改订，又分别撰写出《河南志》和《长安志》两书后[2]，由于《两京新记》的主要内容已被吸收到《长安志》和《河南志》中，而且《长安》、《河南》两志较之韦述《记》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司马光称“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馀倍”，《两京新记》就逐渐被《长安》、《河南》两志所取代了[3]。从此流传日少，最终亡佚。关于《两京新记》在国内的散佚年代，以往未见明确的说法。过去的研究者都提到过明郎瑛《七修类稿》引述了一点《两京新记》的内容，但因其“皆非征引全节”[4]，并未引起注意。今案清曹元忠辑本中就从明吴道南《秘笈新书》辑得若干条《新记》佚文，新近发现的《永乐大典》卷三五一八，在九真门制类下，亦明确引有一段“韦述《两京记》”的内容，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七《谈丛》三，也谈到从《两京记》等书中抄录唐代帝王与臣下唱和篇目的故事。这可以把《两京新记》在国内的散佚时间大致定在明清之际这段时期内。
    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宽平中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可知韦述《两京新记》至迟在唐末已经传入日本。但是《两京新记》原书五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这个本子只有四卷，已不是足本。这个四卷残本在日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日本流传至今的是尊经阁藏金泽文库本，这是原书第三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抄本。日本宽政、文化间天瀑山人林述斋刊行《佚存丛书》时，根据转抄的“写金泽文库本”，将这个残卷收入丛书。《两京新记》由此重又传回中国。
    《佚存丛书》本《两京新记>残卷传入中国后，又先后被收入《粤雅堂丛书》和《正觉楼丛书》，光绪年间上海黄氏还有木活字排印本。进入民国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影印《佚存丛书》本及《丛书集成》本。由于以上这些版本都是出自《佚存丛书》本，而《佚存丛书》本一则传抄颇有舛误；二则金泽文库本原来是卷子本，卷子排列次序紊乱，《佚存丛书》刊刻时未经校订，因此其中有严重错简和大量讹误。上述这些版本中虽然有的也对《佚存丛书》本做有一些订正，但工作都十分有限。1936年，有两部校订本同时刊出。一是周叔迦在日本发表的《订正两京新记》；一是国内当时所谓“西京筹备委员会”铅印的陈子怡作《校正两京新记》。这两种校本大同小异，主要都是就错简进行订正，基本改正了《佚存丛书》本的绝大部分错简，但仍然存有个别错误。四十年代，岑仲勉又对《两京新记》做了全面的校订复原工作，1947年，在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上刊出了《两京新记残卷复原》。岑仲勉的考订工作花了很大功夫，参考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应该说是根据《佚存丛书》本整理出来的一个最好的校本，从总体上来说，超过了周叔迦和陈子怡的校本。但由于周校本刊于日本，陈校本为西安地方刊行，当时又处于战乱时期，所以岑仲勉没有能够见到周、陈两种校本，以致书中个别地方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简未能纠正，在这些地方反不及先出的周、陈二本。尽管周叔迦、陈子怡、岑仲勉三人都花了很大气力来校订《两京新记》，但由于其底本《佚存丛书》本错简严重，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日本学者福山敏男1953年根据尊经阁藏金泽文库卷子本作底本，对《两京新记》残卷做了全面考订复原。福山敏男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重新排列、拼接各页卷子的衔接次序，消除了全部错简；（二）对原书涉及到的名物典故做了详细的注释；（三）对原书文字做了认真校订。福山敏男是一位造诣甚深的学者，又有便得以利用原卷子本，他所做的《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是目前国内外的最佳校本。
    除了从日本传回的这个残第三卷的节略本外，光绪二十一年曹元忠又以《佚存丛书》本为主体，做了一个《两京新记》全书的辑本，收在《南菁札记》中。这个辑本佚文收集得还是比较全面，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校订工作做得十分粗疏。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后来又做了一个《两京新记续拾》，新辑出一些佚文，收在《唐代の长安と洛阳·资料篇》中。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两京新记续拾》重复收录了一些曹元忠辑本已有的佚文；又有三条出自《说郛》的佚文，则应属误收。这三条佚文出自涵芬楼本《说郛》卷四，题作《西京杂记》。《说郛在《西京杂记》题下原收有六条，不知是为什么，平冈武夫只从中选录了三条。这六条中，第二条语及李藩入相事，而李藩入相在宪宗朝，显然不会载入韦述在开元十年写成的《两京新记》。由此可证《说郛》引《西京杂记》与韦述《记》无涉，当别是一书。《说郛》引六条《西京杂记》中，有两条见于曾慥《类说》引《西京杂记》；另四条见于《类说》同卷引《秦京杂记》。见于《类说》引《西京杂记》者有一条就是上引李藩条，另外《类说》引《西京杂记》中还有“佛袍集”一条，语及牛僧儒事。显然，这个《西京杂记》的成书时间已比韦述《记》要晚许多。《类说》引《秦京杂记》内有“渼陂”条，云“渼陂以鱼美得名”。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渼陂”条下有，“唐元澄撰《秦京杂记》，载渼陂以鱼美得名。”可证《类说》所引即元澄所撰《秦京杂记》。因此，陶宗仪《说郛》实未采韦述《两京新记》。《说郛》引《西京杂记》，当是由不详撰人的《西京杂记》和元澄《秦京杂记》中抄来，而且从行文上看很可能就是从《类说》里转抄来的。
    尽管宋敏求《长安》、《河南》两志已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替代《两京新记》的作用，但是对于隋唐长安、洛阳两城来说，《两京新记》毕竟是更直接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河南志》久已亡佚，今只能从徐松录自《永乐大典》的元《河南志》中见其部分内容；《长安志》传刻之间也多有阙讹，世无善本。因此，整理辑校《两京新记》的残卷和佚文，对于隋唐东西两京的研究来说，仍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工作。
    这次所做的辑校本，是以曹元忠和平冈武夫的辑本为基础，又增补了若干条新发现的佚文。残第三卷部分采用了福山敏男的校本作底本；其他佚文除《秘笈新书》一时未便核对，仍依曹元忠辑本转录外，其余诸书则全部一一核对了原文，所依据的书籍尽可能采用现在通行的较早、较好的版本。同时，查核有关文献重做了全面的校勘。辑本的卷次仍依原书编为五卷。卷目划分大体依照福山敏男的看法，但略有一些调整。根据残第三卷的书写形式，可以推断《两京新记》原书分为大字正文与小字双行自注。这次辑校即参照残第三卷的情况，对所有佚文都做了大小字划分编排。此外，这次所做辑校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参照《长安志》等书仔细编排了各条佚文的次序。在佚文编排的具体做法上，有一点与现在的一般做法略为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没有把出处不同而文字互有优劣的同项佚文并列在一起，而是择善而从，选取其中一条，如果出自他处的同项佚文有可资校补处，则或做出校勘说明，或从中剪取有关章句补入，并同时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大辑校本的可读性，便于查阅；而每一条目、章句下面明确标注的出处，也可以保证深入研究的需要。
    福山敏男根据《两京新记》残第三卷太平坊舒王元名宅条“今为户部尚书尹思贞居之”一语，以及《太平御览》卷一八○引《两京新记》明教坊开府宋璟宅条，考定《两京新记》中出现的最晚年代是开元八年，从而确认了《玉海》关于《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的说法。今案福山敏男的见解是十分正确的，但《两京新记》中出现的最晚年代不是开元八年，而是开元九年。残第三卷光德坊京兆府廨条下载京兆尹孟温礼修葺府廨事，福山敏男校本作开元元年，而此“元年”应为“九年”之讹（详见本书校记）；又义宁坊化度寺条下今福山本有开元元年敕令毁除三阶教无尽藏事，这个“元年”同样也是“九年”之讹（详见本书校记）。这两条材料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福山敏男的结论。
    在这次辑校过程中，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妹尾达彦先生提供了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和平冈武夫《两京新记续拾》；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黄永年先生提供了所藏陈子怡《校正两京新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先生提供了所藏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对此工作给予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而《两京新记》的整个辑校工作以及《大业杂记》的辑校工作，则都是在我的恩师史念海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此，我谨向这些前辈们致以真挚的谢意。由于个人学识有限，辑校工作可能会有许多错误，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辛德勇   1989年12月记于古长安
    [1]《文苑英华》卷六七八萧颖士《赠韦司业书》。
    [2]关于《河南志》和《长安志》的成书时间，请详拙稿《古地理书辨证续札》，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
    [3]《温国司马文正公文集》卷六五《河南志序》。
    [4]见岑仲勉《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