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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一堆疑团。 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这一传统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 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时，颁发上谕说：“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八月初六日上谕）。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决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指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 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张仲炘、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那么，袁世凯曾否告密？告密真相如何？影响如何？关于告密真相，有的同志相信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为真。袁世凯说：初三夜，“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以下袁详叙与谭的谈话，谭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谭嗣同“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袁乃言：九月将有巡幸天津之举，届时皇帝走入袁的军营，“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离去后，袁“反复筹思，如痴如醉”。初五日上午袁觐见光绪请训。 “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即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语未竟，叶祖珪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 “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荣相复抚茶杯笑曰‘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 在这里，袁世凯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因为袁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毋庸讳言。 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谭嗣同已明告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这样说来，慈禧的性命可虞。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王奕劻、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据《戊戌日记》载：初一、初二日，袁世凯除觐见光绪外，还谒见了刚毅、王文韶、裕禄，又和庆王奕劻在宫门外见面，如果袁决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日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没有在北京告密？合理的推想是袁世凯最初并不想告密，或者在作思想斗争后未作告密的决定。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珪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何其拖沓、糊涂？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 袁世凯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相信。 那么，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属机密，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但可以从其它史料中窥测到一些痕迹。 第一条史料是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 “戊戌政变，人人言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一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之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帝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朱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詷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则见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