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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麐所说有误，如谭嗣同访袁在法华寺非海淀旅店，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北京，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但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记载。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 张一麐颇有作证的资格。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另一则史料是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说，袁世凯被光绪帝提升为侍郎，在京预备召见。 “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即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 陈夔龙所说亦有误，如记袁世凯八月初三回津应为八月初五，但所记与张一麐有几点符合，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三是张一麐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 陈夔龙亦有作证资格，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而不像张一麐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 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卫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据陈夔龙说：“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慈圣意不能释，姑令来京召见，袁最机警，谄事东朝，前事不惮，悉诿之主坐（指光绪）”（《梦蕉亭杂记》）。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早在小站练兵之初，荣禄就很器重袁世凯。当年袁世凯受御史胡景桂弹劾，荣禄时任兵部尚书，赴天津调查，陈夔龙与荣禄同行，袁所练新军“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非常欣赏袁世凯的才干，对陈夔龙说：“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所以袁虽未主动告发围园密谋，而荣禄仍极力庇护他。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不但与闻兵变之事，而且参与密谋，作出投向维新派的承诺。他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袁说：“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1]，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记载：“再与卓如、孺博（梁启超、麦孟华）联名递察院，不肯收。又交袁世凯递督办处，荣禄亦不收” [2]。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七月初与次亮（陈炽）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叔衡（玄钧）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沈曾植、沈曾桐）、张巽之（孝谦）、陈□□，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3]。梁启超也说：“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 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袁公收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4]。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 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是时，袁（世凯）、徐（世昌）出天津练兵，同志夜饯观剧，适演十二金牌召还岳武穆事，举座咸欷歔，李玉坡大理至泣下”[5]。可见强学会时期，康有为与袁世凯，声气相投，过从甚密，饮酒谈天下事，甚为相得。后来，康有为给袁世凯的信函中说“追昔强学之会，饮德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沈曾植、徐世昌）”[6]。此后，康有为南下，袁世凯去天津练兵，没有什么交往。康有为再到北京，进行百日维新，袁世凯已是掌握兵权的高官，且袁在小站，不便与朝士们往来，故而也没有多联系。但康有为没有忘掉这位强学会的老朋友，称赞袁在小站练兵的成绩。康在代徐致靖拟《保荐袁世凯折》中说：“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项，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7]。康有为推行新政变法，遇到极大阻力，守旧派计划在天津阅兵，实行废立。康有为寻觅奥援，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向赞成变法，往日颇有交谊而今日又手握兵权的袁世凯。“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8]。因此，戊戌年六月，康有为派徐仁录前往小站， 游说袁世凯。徐仁录为徐致靖之侄，也是康有为的学生，少年气盛，议论风生，因有姻家言敦源在小站袁世凯幕中，由言的介绍，徐仁录来到小站。据《徐世昌日记》中说：戊戌年六月七日，袁世凯请徐世昌赴天津，当为迎接从北京来的徐仁录，六月八日，徐世昌至天津，九日与徐仁录见面，“聚谈半日”。“六月十二日，起行回营。午后到小站，到慰廷（袁世凯）寓久谈。徐艺郛（徐仁录）同来，留宿营中。六月十三日，午后沐浴，与艺郛谈。六月十四日，与艺郛、仲远（言敦源）畅谈一日，云台（袁克定）来。六月十五日晨起，艺郛冒雨行”。徐仁录在小站逗留四天，第一天即到袁世凯公馆中“久谈”，第二天、第三天又和徐世昌、言敦源谈，还有袁克定参加，所谈当是维新派希望袁世凯以兵力支持光绪帝变法。这是维新派与袁世凯取得联络的关键。徐仁录是康门弟子、维新派代表，而维新派当时受到光绪帝重视，故袁世凯对徐仁录亦另眼看待，“设盛筵以款。由袁之高级幕僚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坐陪，并请阅兵，极宾主之欢。徐乘间说袁，今后应一心拥帝，排除腐旧之大计，袁一一首肯之，临行并厚赠程仪。徐回京后自鸣得意，认为此行收获巨大，一切主张都得到袁的收纳，将来天下事，举手定矣”[9]。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六月，令徐仁录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10] 从徐仁录去小站之后，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当然，袁世凯官位已高，不便和维新派公开来往，他的联系人即是徐世昌，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维新派活动的结果。据陈夔龙说：“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一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辇毂之下，传为笑话”[11]。陈夔龙所说的某太史，即是徐世昌，某学士，即是徐致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