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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不管怎样，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 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据康有为说“（八月）初三日晨，暾谷（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语，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于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谭嗣同）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来（梁启超、徐仁铸、徐仁录、康广仁），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12]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经画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袁世凯对维新派作过全力支持的承诺，从毕永年的记载中可以证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好友，为人豪侠，谭嗣同邀请他到北京来实行兵变，待劝说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后，即由毕永年率领勇士，拘执太后。毕永年对袁世凯不信任，怀疑“袁不可用”，康有为对他说：“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13]。袁世凯给康有为的信中：“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分明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故而做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最初怀疑“袁不可用”的毕永年，看了这封信，也说“袁可用矣”！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八月初三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谋救光绪时，这是多么机密的大事，竟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坐，正因为袁世凯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 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毕永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二十九日，康有为已对毕永年说：“吾欲学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可见至晚在七月底维新派已在策划围园劫太后之谋。现在事态紧急，维新派走投无路，就要把策划多日的密谋付之实施。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据康有为的说法“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但是，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 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与维新派交往甚少，属于圈子以外的人，谭嗣同会那样冒冒失失地去夜访他，向袁谈极机密的消息，要袁去做极危险的举动吗？谭嗣同是血性汉子，豪侠任气，为事业而不惜自己牺牲，但他是读书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据毕永年说，谭嗣同不赞成围园劫后的举动。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为了挽救维新事业，执行光绪与康有为的命令，谭答应夜访袁世凯，不惜一走龙潭虎穴。如果袁世凯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他未必肯如此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 事实上，八月初三日康有为等哭诵光绪密诏及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作为袁世凯心腹的徐世昌是亲自参与了的。《徐世昌日记》中虽讳莫如深，未留痕迹，但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不容怀疑。且《徐世昌日记》中记载当时徐的活动虽十分简略，但从时间、地点上对证，徐确实参加了这些活动，与康有为的记载符合。 《徐世昌日记》“七月二十七日，慰廷（袁世凯）约赴津，黎明，冒雨行……日西到，与慰廷谈……夜归，又与慰廷谈，嘱明日赴京”。由于袁世凯此次赴北京是应皇帝的召见，维新派推荐袁，故有召见和升官之命，袁世凯意识到要和维新派打交道，故特地把徐世昌从小站找到天津，要徐先期赴京联系。“七月二十八日，（徐）上火车，申刻到北京。宿梧生宅中，出门访数友”。梧生宅在城外，此时，徐世昌所访数友，很可能有维新派在内。“七月二十九日，叔峤（杨锐）、钱念劬来谈。敬孚约早饭，又看数友，慰廷到京，住清（法）华寺，往看，天晚，遂宿城内。”当袁世凯第二天来到北京，徐世昌就跑进城内，与袁同住法华寺。法华寺在东城报房胡同，靠近王府井大街，属内城。而康有为所住的南海会馆，在宣武门南，属外城。从《日记》中可见，这几天徐世昌在内城、外城之间奔走“访友”。当八月初一，袁世凯去颐和园觐见皇帝，住在海淀。徐世昌在外城活动。八月初二日，袁觐见皇帝后，返城内法华寺，徐世昌也立即来此同住，“八月二日，到城内，住清（法）华寺”。他和袁世凯，如影随形，亲密不离。“八月三日，出城，料理回津。晚又进城，闻有英船进口”。其实，这是徐世昌应维新派之约，从法华寺出城，至南海会馆，去看光绪的密诏，并共商举兵救光绪之策。晚间又匆匆进城到法华寺，其实是和谭嗣同来，找袁世凯谈话。此时徐世昌与康有为等哭诵密诏，议救光绪必定已向袁世凯汇报，谭嗣同亦非不速之客，当是徐世昌携来。袁世凯和谭嗣同谈话之前对事态发展和谭的来意已一清二楚，而且徐世昌又是谭嗣同、袁世凯谈话的参与者。据梁启超说：当谭嗣同与袁世凯面谈杀荣禄、围园劫太后时，谭问袁：“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这时，有一位幕友插话述说荣禄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并说“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梁启超未言明此幕友是何人，但有资格有条件参加这次机密谈话的人，必是徐世昌无疑。 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画，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当初并无具体的行动计划。八月初三提出了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袁世凯犹豫了。因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聂、董的军队人数远在袁军之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阅兵时，光绪走入袁营中的设想。这一计划可能维新派与袁世凯早已商量过，袁主张实行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袁世凯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但当时形势已迫在眉睫，维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阅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对袁世凯表示失望。故翌日（八月初四）康有为即奉旨离京，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等没有想到袁世凯告密，而事实上袁亦并没有立即主动告密。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袁世凯回到天津，并没有发生像他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与荣禄的谈话，而荣禄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让他回小站营中。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为保全自己，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荣禄是守旧派中极有头脑的人，他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笼络他。而且袁供出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给守旧派提供了进行镇压的借口，故而宽恕和庇护了袁世凯，从此袁死心塌地追随着慈禧太后和荣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