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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楼兰古国的国都，是否一直设在罗布泊西南的扜泥[27]，我认为孔雀河尾闾地带包括LA、LK地区，必定属于古楼兰的范围。楼兰与姑师境土相接，两国间的联系当然是直接的、频繁的。正因如此，当汉军攻击楼兰之后，姑师自然成为紧接下来的军事目标。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这种情形就发生了。《汉书·西域传》： 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根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从票侯赵破奴以匈河将军击楼兰，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王恢以故中郎将将兵捕得车师王，封浩侯，在元封四年（前107）正月甲申。可见元封三年赵破奴率兵先破楼兰，俘虏楼兰王之后，王恢于次年率兵北上，把姑师势力从库鲁克塔格一线逐出，并捕得其王。从现存史料中得不出汉军曾经全面扫荡吐鲁番盆地的结论，姑师兵败以及其王被捕，可能只是一次遭遇战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汉朝军队在元封三年和元封四年的军事行动中，曾经征服了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王国，并从楼兰国出发，向北翻越了库鲁克塔格，兵锋直指姑师王国的腹心。 没有理由认为王恢的行军路线是绕开库鲁克塔格的。这时候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为匈奴控制，焉耆盆地诸国受到乌孙和匈奴的双重影响，都不可能提供进军吐鲁番盆地的通畅大道。从楼兰到车师，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翻越库鲁克塔格的墨山国之路。这条路本来就是楼兰与姑师紧密联系的纽带，经过元封年间的战役，当西汉与楼兰结成比较亲密的盟约关系之后，就成为西汉对车师地区加强政治和军事影响的主要渠道。 汉武帝时期，汉朝曾两次动员楼兰的武装与匈奴争车师，时间分别是天汉二年（前99）和征和三年（前90）[28]。《汉书·西域传》：“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这次对车师的争夺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却取得了大胜。《汉书·西域传》：“征和四年（案当作三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天汉二年发楼兰国兵击车师，行军路线无疑是经墨山国之路，越库鲁克塔格入吐鲁番盆地。征和三年之役，所发六国除楼兰、尉犁和危须外，还有哪三个国家呢？我估计还应当有焉耆、渠犁和山国（墨山国）。如果进一步推测，第二次行军路线可能分为东西两支。尉犁、危须和焉耆的军队行经今榆树沟、库米什、苏巴什一线进迫车师交河城，这条交通线是汉代西域北道的干线，即唐代的银山道[29]，是为西线。而以楼兰国士兵为主的楼兰、渠犁和墨山三国联军，当是循墨山国之路，越库鲁克塔格，直捣车师后方，是为东线。 楼兰与西域其它绿洲国家一样，当北方游牧地区存在着强大的草原民族时，就很难保持独立地位，依附或役属外来势力，几乎成为一种历史传统[30]。前92年匈奴日逐王设僮仆都尉于焉耆盆地时，楼兰只有同时遣子质汉与匈奴。匈奴日逐王设僮仆都尉，表明匈奴加紧了对西域绿洲国家的争夺，以获取必要的绿洲物产，来缓解由于在东方遭受汉朝打击和压制（包括物资封锁）所造成的物资危机[31]。同时也表明，这时候匈奴可能已经进入甚或控制了裕尔都斯草原。僮仆都尉既设在危须、尉犁与焉耆三国间，则焉耆盆地就成了日逐王在西域的政治代理中心。要把匈奴势力逐出焉耆盆地，战略上需要控制车师。由于匈奴控制了伊吾（哈密盆地），阻断了由敦煌出玉门经伊吾直接进军车师的道路，所以汉朝只能经营楼兰，从楼兰北进，以求控制车师。西汉与匈奴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对车师控制权的争夺，而这场争夺的关键就在经营楼兰与渠犁。 汉武帝之后，对西域的经营有以下两个重要步骤：一是改易楼兰君主，建立亲汉政权，彻底控制楼兰地区；二是屯田渠犁[32]，准备军粮，积极筹划对车师的军事攻击。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刺楼兰王，楼兰改名鄯善，完成了第一个步骤，其事为学者所熟知，具见《汉书·西域传》，今不备叙。鄯善归汉，遂成为汉与匈奴争夺车师的前哨。《汉书·西域传》鄯善条载鄯善国职官制度，有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各一人，反映了鄯善在争夺车师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的特殊地位。宣帝时期完成了第二个步骤。《汉书·西域传》：“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在渠犁的屯田至少有田士一千五百人，其规模是两汉屯田史上最大的。为什么要在渠犁开展如此规模的屯田呢？ 首先，是渠犁有进行大规模屯田的条件。《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载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以东，有“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等语，可见渠犁和轮台一样，已经成了“故国”。轮台于贰师西征时遭屠，而渠犁何时何故沦为“故国”，还不清楚[33]。要之，正由于渠犁国家残破，人口锐减（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屯田乃有可能。其次，我们知道，汉军从敦煌西征，路途远，时间长，军队自备的粮食不能满足漫长的行军需求，所以经常遇到的困难就是军粮供应问题。征和三年（前90）开陵侯发六国兵共击车师之役，汉军得到了六国的物资援助，破车师后还取得车师的军粮畜产，结果回军途中，还是因为军粮不继饿死数千人。在武帝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中，对此有沉痛的回忆[34]。1930年，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地区考察时，发掘到一批汉宣帝时期的汉简，其中有一简云：“敦煌去渠犁二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35]”其背景就是宣帝时以渠犁为基地与匈奴争车师的艰苦状况。屯田积谷，是为了保障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是汉朝维持其在西域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的前提。而楼兰（鄯善）地区，据《汉书·西域传》鄯善条，“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显然不宜开展大规模屯田，所以只好到鄯善以西人少田多的渠犁进行这项计划。 据《汉书·西域传》，地节二年（前68）秋收之后，郑吉与司马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虽然军事上获得胜利，但仍然因军粮问题，放弃了车师。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郑吉进军车师的行军路线。前面已经指出，焉耆盆地为匈奴僮仆都尉所控制，郑吉的行军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墨山国之路。郑吉所动员的“城郭诸国”，除鄯善、渠犁、墨山国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呢？根据这时西域的政治格局，我认为主要是南道诸国。这些国家的军队在鄯善集结，与郑吉会师以后，向北翻越库鲁克塔格，经行墨山国之路，发起对车师的攻击。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地区找到的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期的汉简中，有“交河壁”、“车师戊校”、“交河曲仓”之类的字样，反映的就是汉军自楼兰与交河间的联系情况[36]。 可以说，宣帝时期，郑吉经营西域，目标是争夺车师，基地设在渠犁，而行军道路一直是墨山国之路。地节三年（前67）秋收后，郑吉再次进军车师，终于逼降车师王，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此后郑吉屯田车师，与匈奴周旋。在此期间，车师与渠犁间的交通，仍然是通过墨山国之路，经过鄯善国东北境。直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焉耆盆地摆脱匈奴控制，经焉耆通车师的所谓“银山道”开通，墨山国之路的地位可能有所下降。新莽始建国天凤三年（前16），新室在西域的权威遭到质疑，发动对焉耆的战争又告失败。《汉书·王莽传》载其事曰： 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皆死。钦、封后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西域从此绝。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何封与郭钦“从车师还入塞”所走的路线。根据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何、郭二人从焉耆退入车师后，并没有立即撤退，而是坚守了相当一个时期[37]。马圈湾汉简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在车师期间所遭受的困难[38]。这期间，匈奴活跃于天山东部，焉耆又成死路，何封与郭钦只有从车师直接向东南撤退回到敦煌。但是，他们是经过后代所谓大海道呢[39]，还是走墨山国之路，尚不能肯定。 三、东汉时期楼兰与柳中的交通 一般来说，东汉的西域经营比起西汉来，似乎要相对消极。如果这种印象符合实际，我们应该承认这是由于东汉时期国防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匈奴开始衰弱，已经不再能够象对西汉那样，对东汉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使匈奴作为汉朝主要边患和外部压力的时代宣告结束。东汉朝廷对于经营西域、向西拓展缺乏持久热情和一贯政策，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复存在汉武帝时候那种“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需要了。 但是对于西域绿洲国家来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以后，匈奴的威胁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北匈奴势力被迫西迁，使得西域对北匈奴来说更加重要，争夺也就更加激烈。东汉与北匈奴对伊吾和车师的反复争夺，就是这个背景上的产物。实力已经大不如前的北匈奴，在保卫西域咽喉和游牧民族的膏腴之地伊吾（巴里坤草原）方面，可以称得上艰苦卓绝，使汉朝屡得屡失，无法有效控制这个战略上极为重要的地区。同时，北匈奴的势力伸展到天山中部，从裕尔都斯草原对天山南麓以龟兹为首的各绿洲国家施加影响，获取其游牧经济生活中所必需的绿洲农业物产和商业物资。另外，通过南北向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今和田河等河谷，匈奴的影响还一直伸展到于阗和莎车等主要的南道绿洲[40]。另一方面，当两汉之际来自汉朝中央的控御暂时消失，匈奴势力还没有及时进入时，塔里木地区的形势有一些重要的变化，这时各绿洲国家间的关系获得了一个不受外来干预、只凭各国实力进行重新调整的机会。主要绿洲国家如莎车、于阗、鄯善、龟兹、焉耆等，以军事兼并或政治联盟为手段，分别建立包括了邻近绿洲邦国的几个较大的集团。各地区大国间发生了一系列兼并与反兼并的战争。所以当匈奴和汉朝势力再次进入西域展开争夺时，西域的地缘政治状况比起西汉后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后汉书·西域传》曰： 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 与本文论旨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焉耆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它对于焉耆盆地内危须和尉犁的统治权[41]，同时它还把势力向东伸展到库鲁克塔格山间，使得山国（墨山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附属于焉耆。其间只有不长的时间山国附汉。《后汉书·杨终传》载终于章帝建初元年上疏，言及永平以来（明帝时期）西域经营，称屯田之地有伊吾、楼兰、车师戊己。如果这里提到的楼兰不误，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东汉在开通伊吾道的同时（占领车师），从楼兰方向也曾打通墨山国之路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时期山国可能是服属汉朝的，时间是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章帝建初元年，只有三、四年时间。另外，《后汉书·耿恭传》，章帝即位，遣耿恭等发“张掖、酒泉、敦煌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此处提到有鄯善兵参战。鄯善兵极可能就是由墨山国之路越库鲁克塔格前往柳中的。不久汉弃西域，山国即役属焉耆。 和帝永元六年（94）秋，班超以龟兹为基地，发动对焉耆的战役。《后汉书·西域传》焉耆条记其事曰： 至永元六年，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犁、山国，遂斩焉耆、尉犁二王首，传送京师，县蛮夷邸。超乃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王，尉犁、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 这则材料证实，这个时期内山国一直附属焉耆集团。班超把山国从焉耆的统御中解放出来以后，虽然焉耆在匈奴支持下一再坚持反汉朝的立场，山国却似乎没有再卷入焉耆的势力范围。《后汉书·班勇传》，记载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与张朗击焉耆一役，军事目标是焉耆、尉犁和危须三国，而没有提到山国，说明此时山国与焉耆集团没有联系[42]。我们讨论山国与焉耆的关系，其意义在于，山国政治上亲匈奴或亲汉的立场，决定着墨山国之路的开通与关闭。同时，墨山国之路的开通或关闭，又直接影响着东汉经营西域的具体安排。 在这里我要讨论东汉对伊吾地区的关注。西汉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并没有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伊吾和蒲类海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过居延，攻祁连山”。《汉书·霍去病传》也有类似记载，颜师古注以为祁连山即天山，指天山东部今哈密境内一段。现代学者中，颇有人信从其说[43]。但我们认真思考武帝元狩时期汉匈力量的分布，实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而要赞成以藤田丰八为代表的认为祁连山即今河西走廊祁连山的观点[44]。西汉与匈奴争西域，表现在争北道控制权，特别是争车师与焉耆，但汉军从没有取伊吾道，而是重点保障南道和楼兰道，主要取墨山国之路进兵车师。这时如果取道伊吾，则必须与巴里坤草原的匈奴发生直接冲突，甚至可能不得不面对大规模决战。 可是到东汉，经营西域的情形有了一些变化，伊吾成为汉军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目标，伊吾屯田也反复多次地进行。明帝永平十六年（73）、十七年（74），窦固两次出兵伊吾及蒲类海，设宜禾都尉，进兵车师，置西域都护（可能屯于龟兹与焉耆之间）、戊己校尉（屯田柳中）。打开伊吾路，就打开了通往车师的大门，为进一步经营西域准备了条件，伊吾屯田的意义在此。可是不到一年，匈奴控制下的焉耆、龟兹就攻没都护，车师与匈奴也围攻戊己校尉。接下来两年之间，东汉接连失去了对车师和伊吾的控制权。事具《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元年（89），为班超在西域南道取得的成功所鼓励，汉朝重开西域经营，窦宪大破北匈奴。次年（90），再取伊吾，车师前后王归汉。此后汉军与匈奴在伊吾的争夺大约又有四、五个回合，旋得旋失，一直没有能够稳定地控制住伊吾[45]。在巴里坤及哈密地区保存至今的东汉石刻文字，记录了汉朝争夺伊吾的历史的某些篇章[46]。 现在我们来看看伊吾问题与墨山国之路的关系。前面指出，直到汉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攻取焉耆盆地以前，除了三、四年的时间以外，山国是役属于焉耆的，因而也就是站在匈奴一边，与汉朝为敌的。这一时期内，墨山国之路当然不对汉朝开放。这一情况与西汉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西汉能够在伊吾、焉耆均为匈奴所控制的情况下，出兵车师，经营柳中和高昌壁，基本控制吐鲁番盆地，所依赖的就是墨山国之路的畅通。而东汉中期以前的墨山国之路长期闭塞，汉朝要经营西域北道，只剩下两个选择：一，强行打通伊吾路；二，从经营南道开始，向西发展，迂回北进，再由西向东发展。窦固、窦宪是前者，班超是后者。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了墨山国之路对于汉朝的西域经营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