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颇读新出中古墓志，深感新史料之大有助益于读史。兹整理笔记，举北朝墓志中有关材料，以证北朝史相关问题，非敢谓确知新史料之价值，聊以示意云尔。
    一、和绍隆墓志与和士开族属
    北齐和绍隆墓志，1975年9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张家村，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元华墓志，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墓志的出土情况及录文，详见考古简报[1]。《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收有墓志拓片图版和录文[2]。和绍隆（493-568）本人不见于史，但据墓志所载其家世线索，可以考知其为北齐后期权臣和士开的叔父，而这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和士开的族属。
    墓志叙和绍隆家世曰：
    君讳绍隆，字绍隆，清都临漳人也。源流冥浚，与九派而齐深；基构崇竦，等三峰而比秀。克昌世载，茂绪蝉联，门袭公侯，家传将相。高祖尚书令、定陵公，声高海内，名重群公，模楷前朝，栋梁往代。曾祖雍城镇将，祖燕州史君，并习兵书，俱传接要，气陵韩白，勇夺关张。父从事府君，学擅儒林，言成辩囿，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君即司空文贞公之季弟也。兄以清白播响，弟以雅素显名，花萼相承，传芳不绝。
    依墓志的线索，可知和绍隆之父祖官位为：
    ①高祖    尚书令、定陵公
    ②曾祖  雍城镇将
    ③祖父  燕州刺史
    ④父       从事史
    ⑤兄       司空、文贞公
    “尚书令、定陵公”应当是道武帝时期的和跋。据《魏书》卷二八《和跋传》，“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国附臣”，世居犲山一带。从道武帝平后燕，“以功进为尚书，镇邺，……改封定陵公”，后被诛。墓志称“尚书令”，可能是夸大之辞，也可能是太武帝时期追赠。
    “雍城镇将”，据《和跋传》，应是和跋少子归，太武帝时为雍城镇都大将。和跋死后，诸弟亡奔长安，“太祖怒，遂诛其家”，而和归幸免，可能是由于年幼。太武帝校猎犲山，致祭和跋之墓，其家族始获昭雪，和归从此被用。“燕州史君”，即燕州刺史，是和归之子和度。《和跋传》云：“（和归）子度，袭爵。尚书都官郎、昌平太守。”墓志不称昌平太守而称燕州刺史，当是援称死后赠官，以昌平太守而赠燕州刺史，情理可通。
    从事府君，即从事史，指和度之子和延穆。《和跋传》：“度子延穆，司州部郡从事，早卒。”这和墓志“父从事府君……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完全相合，“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就是说死得太早。
    “司空、文贞公”，指和延穆之子和安。《北史》卷九二《恩幸传·和士开传》：“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父安，……齐神武闻之，以为淳直，由是启除给事黄门侍郎，位仪州刺史。士开贵，赠司空公、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文贞公。”而《魏书》卷二八《和跋传》：“（延穆）子安，子安，武定末，给事黄门侍郎。”以《魏书》体例，记事限断于东魏之末，和安在北齐的赠官情况并未记录。而《北史》和士开之父和安，与《魏书》和延穆之子和安，在东魏时历官相合，可知和延穆之子和安，即和士开之父和安，亦即和绍隆之兄“司空、文贞公”。
    据以上推论，和绍隆的父祖世系为：高祖和跋，曾祖和归，祖和度，父和延穆，兄和安。
    和安是和士开之父，史籍叙和士开家世止于其父，其族姓渊源付之阙如。通过以上揭示和绍隆墓志中和安、和绍隆两兄弟的父祖世系，关于和士开的家世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资料。
    《北齐书》卷五○《恩倖传·和士开传》（《北史》卷九二同）：“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其先西域商胡”一语，为后代学者所重视，有些学者遂以为和士开家族乃西域商胡。《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高思好传》（《北齐书》卷一四同），载高思好与并州诸贵书，指责北齐朝廷“遂使刀锯刑余，贵溢轩阶，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吕思勉先生认为“商胡丑类”是指和士开，说“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姓素和氏，思好是言，盖有所指”，说明他相信和士开为西域商胡之后的说法[3]。万绳南先生所编《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西域商胡居洛阳者众多，北齐邺城的西胡即其子孙，“象和士开，其先即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4]。周一良先生亦曾引用此条史料，以说明西域商胡在北朝落户的情况[5]。
    由于史籍在和士开“其先西域商胡”之外，还有一句“本姓素和氏”，因此存在着抵牾扞格的地方。《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部有素和氏，“后改为和氏”。与素和氏前后相邻的，是薄熙氏、乌丸氏和吐谷浑氏，皆乌桓与东部鲜卑。又《魏书》卷一○○《勿吉传》，附勿吉国旁有大国若干，其一即素和。这个素和未必便与和跋所从出的素和部同族，但是可以认为素和属于东胡系统，并非“西域商胡”。《元和姓纂》卷八“素和氏”条：“素和，鲜卑檀石槐之支裔。后魏有尚书素和跋，弟毗，右将军素和突。《后魏书》云，以本白部，故号素和，孝文改为和氏。”[6]所引《后魏书》云云，姚薇元先生认为“当系《官氏志》注文，今本脱佚”[7]。以上可知，素和氏为东胡支裔，并非西域商胡。这个内在矛盾是显然的。
    和士开精于握槊，又善弹琵琶，无疑近于西胡的文化面貌，所以姚薇元先生感到了问题的复杂，“其为西域胡人，宜为可信。惟素和氏乃鲜卑素和国之归化人，……疑士开先世本素和国人，徙居西域，或本出西域，归魏后赐姓素和，亦未可知”[8]。陈连庆先生直接把素和氏置于鲜卑慕容部之内，称“素和氏系与契丹邻近之鲜卑部落，当然不会成为西域商胡，如果是西域商胡亦不会本姓素和氏”[9]。王仲荦先生也曾直接称和士开为“鲜卑人”[10]。
    所有这些纷歧理解，都源于《北史》卷九二和《北齐书》卷五○《恩倖·和士开传》“其先西域商胡”一语。《北齐书》此卷序赞俱备，钱大昕认为“系百药元本”[11]。唐长孺先生所主持的中华标点本《北齐书》卷五○“校勘记”，则“疑此卷仍出自《高氏小史》之类史抄。……并非直录《北齐书》原文”[12]，当近实。《北齐书》此卷原文是否有“其先西域商胡”语，已不可考。要之，前所依据和绍隆墓志，考定和士开家族世系，自和跋以下至和士开，世代明晰，既非西域商胡，亦不曾“徙居西域”。可见，《北史》此语，并非实录。
    和士开为魏初拓跋集团中的素和部落后裔，素和部落属于东胡而非西胡，具见前考。素和部落的这一支，由于加入到拓跋鲜卑之中而进入中原，与仍居东北的素和部落有较大差别。和氏以代人南迁，著籍河南洛阳，迁都邺城以后，又改籍清都临漳。这是和氏本为代人的证据。可是，《北史》为什么会有“其先西域商胡”一语呢？很有可能，把和士开算作“西域商胡”的后裔，与北齐后期朝野人士对他的厌恶有关。由于和士开文化面貌很接近西域胡，胡化倾向明显，所以当时人说他是商胡后裔，既有可能出于误会，也有可能是故意贬斥。亦可见当时论人，文化面貌重于血缘世系，“进于夷狄则夷狄之”。
    二、元华墓志与江左文献的北传
    元华是和绍隆之妻，元华墓志与其夫和绍隆墓志同于1975年9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张家村，志石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墓志的出土情况、墓志拓片图版及录文，同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县文管会《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收有图版和录文[13]。元华墓志中两用江左文献近典，值得重视。兹节引其文于下：
    夫人讳华，河南洛阳人也。七世祖魏昭成皇帝；……夫人承风帝绪，挺质卿门，虽国曰虞宾，而家犹宋子。学求为戒，善且弗为，及百两有行，一礼无阙。故以樊英答拜，冀缺如宾，梦兆熊罴，庭罗芝玉。训逾捕豕，教比埋羊，邑里仰其英声，姬姜重其盛烈。
    其中“国曰虞宾”、“庭罗芝玉”两句，分别取自江左文献，说明北朝后期南朝北传的文献中，不仅汉魏旧籍深受朝野重视，晋宋新著亦为北朝文士所熟知。
    “国曰虞宾”一典，极有可能出自范晔《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赞语，原文作：“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虞宾，指尧子丹朱，陶渊明《命子诗》所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垂光”[14]。魏晋南朝的文献中，每以“虞宾”指禅位之君及其后裔，范晔的赞语最为北朝熟知。《魏书》卷一二《孝静帝本纪》，孝静帝被高洋逼迫禅位，“乃下御座，步就东廓，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元华墓志以“虽国曰虞宾，而家犹宋子”，来描述元魏被高齐取代以后的元姓皇族，一定是受到了孝静帝逊位时口咏范晔赞语的影响。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在北朝受欢迎的程度。
    “庭罗芝玉”，典出东晋谢安与谢玄的对话。《世说新语》言语篇[15]：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这一条又见《艺文类聚》卷八一“兰”字条引《语林》，文字小异[16]。《世说新语》刘义庆原文及刘孝标注，有多条涉及裴启《语林》中载谢安事。《世说新语》谢玄答谢安语此条，本从《语林》中来[17]。
    据说，汉武帝时堆砌众宝以饰神堂，号为“玉树”[18]。东晋时出现以玉树比喻不凡之人。《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庾亮出葬时，何充叹曰：“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前引谢玄答谢安语，以芝兰玉树为喻，遂成名对。《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僧辩欲遣弟世珍纳款于贞阳侯萧渊明，萧渊明答书，有“复以庭中玉树，掌内明珠，无累胸怀，志在匡救”云云。以“庭中玉树”指王僧辩之弟，这个用法显然是从谢玄语中化来。
    元华墓志以“庭罗芝玉”喻元华教养儿女，这个用法，更是直接来自谢玄之语，就是从《语林》或《世说新语》而来。
    南北朝分裂时期，江左文化最高，传统典籍既富，当代著作亦多，为西北、东北及北方各政权所艳羡。《北史》卷九三《沮渠蒙逊传》，蒙逊“又称藩于宋，并求书，宋文帝并给之。蒙逊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与之”。沮渠北凉所求于刘宋的，就包括了当代著作《搜神记》。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国和青藏高原上的河南国（吐谷浑），都曾经求书于南朝[19]。北魏求书于南朝的愿望更是无比强烈。《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后魏始都燕代，南掠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祕府之中，稍以充实。”孝文帝向萧齐求书之事，又见《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北魏《李璧墓志》也提及孝文帝“规借完典，而齐主混迷”，王融启“宜借副书”云云[20]。
    虽然江左政权可能订立过国家藏书不得外借的制度[21]，但是经各种途径北流的图书数量一定极大，北方朝野对江左文化状况，不仅关心，而且也相当了解。周一良先生指出魏收《魏书》袭用南朝史书，以证“北方亦流传南朝史籍”，举例甚多，此不赘[22]。元华墓志熟练使用江左近典，实是一个例证。
    北魏后期至北齐、北周之末，南朝文献流行于北方，并且成为北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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