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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摄政王载沣最终不敢杀掉袁世凯，而令其开缺回籍养疴。在罢官回籍之初，袁世凯宣告远近，专心养疴，无意复出，经营宅第，闭门课子，倡导公益事业，以文会友，并经营实业。 但是，图谋东山再起，仍是袁世凯内心目标之所在。袁的诗文暴露了他的心迹。袁世凯与外界通过书信多方联络，并有各界人士到洹上拜会他，议论、赞画国家、各省、各地的时政，乃至出谋献策，调停矛盾。袁世凯及袁系大僚还成功的与政敌盛宣怀修复了关系。许多人（包括清朝重臣和立宪派首领）都把清朝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复出的身上，媒体也大造袁世凯复出的舆论。 文中考证，袁世凯为谋东山再起而择居彰德、并在洹上养寿园中私设了电报之说，史料根据不足。 1909年至1911年，袁世凯削职回籍，避居彰德三年。长期以来，由于史料不足，袁世凯彰德养疴这几年的活动，史籍大都语焉不详。近年祖国大陆、香港、台湾先后出版或公布了一批史料，虽然对许多重大问题尚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已可勾勒这三年中袁世凯活动的一个大概。 一、韬光养晦1908年11月中，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摄政王载沣等青年皇族立即谋划借为光绪帝泄愤之名，杀掉权倾朝野的袁世凯。社会上亦迅即风传袁世凯篡立被处死，并引起了外国驻华使节的高度重视[1]。史家更从有清一代的故实论定，即使没有光绪帝与袁世凯之间的过节，载沣也要决意杀袁的[2]。然而，载沣虽有杀袁之心，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却限制了他为所欲为的可能性。诚如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袁世凯到处安插有耳目，消息非常灵通，只要得知清朝权贵要杀他，就会很快躲入大使馆。当时保袁的不止张之洞一人，还有庆亲王奕劻等。他们保袁世凯不止保袁个人，而是为了大局稳定”[3]。 史实的确如此。从以奕劻为代表的王公贵族，到以张之洞、世续等为代表的满汉枢机大臣，都不支持载沣的行动，而积极保全袁世凯。当时，清政府的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除袁世凯外，有奕劻等七人。袁的亲信何（兰芬）说：张之洞、鹿传霖“百方调解”[4]。张之洞方面的说法是：奕劻、张之洞力保，张之洞反复沥陈，“为朝局计”“务宜镇静宽大”[5]。世续与奕劻一党，亦为保袁“力争”，并在开缺上谕发出前后，极力为之回护。内阁首揆孙家鼐，从丁未政潮时起，就一直明白反对倒袁[6]。那桐、荣庆二位满蒙大学士，都是袁的结盟兄弟，荣庆入枢廷，得力于袁，与袁为“契好”，那桐与袁为“通家至好”。从他们在袁开缺后致函温情慰勉，那桐特意令其弟那晋亲赴袁宅送行，以及袁复函极表感戴的情形来看[7]，都表明了那、荣不站在载沣一边。此外，朝野党袁势力、北洋新军，乃至外国使馆，都是袁世凯的奥援，甚至有“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8]之说。 庸懦的载沣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既失去了当年清朝皇帝擅自屠戮枢臣的环境与条件，又缺乏他的先世们在继立伊始的那种排除异己的杀伐决断与胆识，于是不得不接受张之洞等的妥协主张，勒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 1909年1月6日，已在光绪三十四年腊尽岁末之际，袁世凯凄然离京南下，寄寓河南省汲县事先购置的一处宅第。袁的离京，十分低调，只有少数亲厚至交严修、杨度等到火车站送行。当朝政要张之洞等，不便张扬，或是悄然亲到袁府慰问送别[9]，或是像那桐那样遣弟弟那晋前往送行。与在京处境相反，袁世凯甫抵卫辉，即有北洋旧部署直隶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由大名专程过境前来慰问并安顿一切[10]。豫北卫辉士绅也给袁以热情的欢迎和很高的礼遇。在袁南下之时，即有在京的袁氏亲厚王祖同致函汲县绅士王锡彤等，“责以维护之意”，“其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一切斟酌杜绝”。宣统元年正月初四日，王锡彤即偕豫北名学者汲县绅士李时灿前往袁宅以拜年的名义，“致地主之敬”，并申“平日崇敬”之意[11]。袁世凯也就在当地绅士的拥护下，开始了他的“闭门思过”韬光养晦生涯。 首先，袁世凯明白的宣告远近，一心养疴，无意复出。《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保存有袁世凯信函748通，收信的人包括从奕劻等以下的当朝权贵，到各地督、抚大员、州县官员、北洋陆军袍泽、师友、亲戚等各方人士，其中以称养疴为辞的信函占625通。排在《书信稿》之首的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复山东巡抚袁树勋的信可谓代表：“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比来寄居卫辉，调治宿恙。春光渐盛，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以终馀年，皆出天家所赐也”[12]。而且在致满族权贵的信中，还往往把病情说得更重一些[13]。对于那些复出的慰勉和劝说，袁均明确表示婉拒：“自顾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若犹是委蛇伴食其间，不但为受业所深耻，亦师座所不取也”[14]。同时，多次反复声言：“杜门养疴，不干外事”，“向不与官场通信”，“鲜与当事通函”，“凡宦途中人，无函来者，概不径致一字”，同某些官员（如直督陈夔龙）虽有诗文唱和，但亦“向不通函言事”[15]。并借此婉拒为人说项、请托。对于各方的银钱馈赠，无论多寡，则一概拒收，声明：“归田以来，虽蒙至戚挚友屡有赠遗，虽锱铢之微，均皆璧还，未曾收受”。并因此说：“迨归田后，契好恐兄俸馀无几，偶有馈赠，均皆璧返，丝毫未曾收受”。“清夜自思，差无愧怍”。例如姜桂题的万两赠银，程允和三千两赠银，胡建枢的两千两赠银，以及许多人数量不等的赠银，即使贺寿、丧兄、嫁女、娶媳一切庆吊活动的银钱馈赠，也一概退还[16]。 其次，经营寄寓宅第。袁对汲县事先买就的宅第，甚不满意，以为“居近市廛，颇嫌嚣杂”，“庐舍窄少，人烟稠杂，不宜养疴”，“卫寓庐舍狭隘，水土又劣，加之天气亢燥，家人多有病者”。适有儿女亲家何炳莹在彰德以宅第一区相赠，于是，决定营造房舍，举家迁居彰德。同时也在辉县经营别墅，作为消夏之地。先在辉县城内靠近百泉之地建造了别墅，又在“辉县六十里之薄壁镇左近，以一千二百金买山一区，周围约二十余里”，即拟种树、造屋，“明年夏间即往彼中消夏，将与山农木客为伍”[17]。后因彰德新居甚为满意，就未再着意经营辉县的别墅。 彰德新居即后来的洹上村。袁世凯以慈禧太后赐给他的“养寿”二字命名，称为“养寿园”。园中以“养寿堂”、“谦益堂”为正堂和主要建筑，二堂均以慈禧太后赐书命名。并亲自为“谦益堂”跋以题记曰：“光绪辛丑季冬，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勖臣至矣。园居成，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循自省云”[18]。其闭门思过，借慈禧以自保的用意也是十分明白的。 第三，闭门课子。袁世凯在寓居之地设立了家塾，除长子袁克定 “仍留京供职，其余诸儿均携之来卫，以便督令读书”。诸女儿也同时延师教读 [19]。袁世凯还手定了《家训》十一条。其第一条为：“求学贵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当引为深戒”，又被单独书赐子侄，以为座右铭[20]。 第四，倡导社会公益事业，以文会友。从1909年起，袁世凯便联合曾长期寓居卫辉的徐世昌，倡议重修辉县百泉名胜，并领衔募捐筹集资金，得到张镇芳、端方、蔡绍基等以及北洋袍泽、河南绅民的热情捐助，共募得捐银一万五千余两。对亭台宇榭祠庙等胜迹，进行了修葺增饰，同时修治了巡山跸道，疏浚了泉流。百泉名胜，焕然一新 [21]。 1911年6月，致函直隶布政使凌福彭、提学使傅增湘、提法使张镇芳，恳请他们为其在1902年倡立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筹集经费，以维持该学校继续存在。最后，以凌福彭允诺“于藩库每年支给八百金”，获得解决[22]。这是袁在彰德养疴期间，为数不多的致函当道“干涉外事”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