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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系列现象看，袁世凯及袁系大僚谋求与盛宣怀的和解，是以支持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的形式，从1910年中开始的。是年5月，袁党巨头徐世昌主动请辞邮传部尚书[44]，而后，袁党的另一巨头，新任命的署理邮传部尚书唐绍仪以各种理由拖延请辞，拒不赴任 [45]，以便“盛侍郎可以有邮部尚书之望”[46]。使本来对未获邮传部尚书颇感失望的盛宣怀[47]如愿以偿。目前并没有材料证明这一系列活动是他们事先策划的，但也许能说明问题的是，唐绍仪在是年10月赴京路上曾到洹上会晤袁世凯[48]。唐的去就以及对盛的态度，应是袁唐二人晤谈的内容，当是无庸置疑的。而且，无论如何，此举有助于缓解盛袁之间的隔膜，也是无庸置疑的。 1911年6月，盛袁的共同密友端方出任督办川汉。端方在赴任前，致函袁世凯问计[49]，这也给袁盛修好提供了契机。6月22日（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复函端方，通过端方，主动向盛宣怀伸出了和解之手。信中说： 兄曾有四愿：一、收管海关，总税司改用华员。一、收管邮政，不可附在税政。一、收管干路，以便国防交通。一、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此四事经营数稔，迄无一成。而杏老任事数月，已举其三，才略高下，判然可见。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早共谋之，成此大举，悔不可追。复承此老坚守初衷，殷勤期望，尤令人惭服无地。但兄衰病日增，……不足再言功业。惟有将杏老三大举笔之于书，藏诸名山，以志景佩而示后人。惟望当道诸公，才略魄力多得如此老者，东、北两大，何足畏哉[50]。 端方果然不负袁世凯之希望，南下赴任路过彰德时，就带来了6月29日盛宣怀致袁函。盛在寒喧之后，称赞了袁的十年政绩，并预祝他东山再起： 回念庚子以后，公扬历十年，禁烟、废八股、兴学、练兵，大端悉举，方之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歧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 [51]。 断绝来往多年的盟兄弟，释去前嫌，恢复了交往。袁世凯达到他原来的初衷，在朝野吁请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声浪中，盛宣怀本人并代载泽拟稿，上书请求起用袁世凯，就是明证。 遭遣避居中的袁世凯的人望与日俱增。宣统一朝三年，国是日非，一派亡国景象，关心清朝命运的人们，都把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复出的身上。仅对《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所提及者的不完全统计，吁请袁复出者，就有近40人次。其实真正数目远不止此。《未刊书信稿》就不包括盛宣怀、端方、张謇等人，以及袁世凯周围的幕僚和友朋的要求。此外，完全可以想见，那些踵门访袁的人们，绝大多数应以劝袁出山为话题。 清政府中汉臣领袖，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在去世前，首倡重新起用袁世凯之议。据《张文襄公全集》的主编说：“宣统年，监国（载沣）将以洵贝勒筹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谘。公诤曰：‘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洵、涛年幼无识，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听。公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曰：‘无关汝事’。公因此感致疾，遂以不起”[52]。 宣统三年四、五月间，立宪派的首领、全国最有影响、最具号召力的官绅张謇、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亦向清政府表达了希望重新起用袁世凯的要求。张謇说，宣统三年四月，“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至沪，合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函监国切箴之，更引咸同间故事，当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赵庆宽为醇邸旧人，适自沪回京，嘱其痛切密陈，勿以国为孤注”。 碍于时忌，二张不便指名道姓。二张之所谓“知兵者”、“有学问阅历者”，不必明言，应专指袁世凯，至少袁世凯也应列名前茅。这是时人“人人意中所有，人人言中所无”的共识。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首先想到的是起用袁世凯，足可佐证。也可从一个月后，张謇北上赴京，特地在彰德下火车，与袁世凯晤谈，长夜挑灯促膝“论时”[53]， 并说“慰亭毕竟不错”[54]得到证明。 新闻媒体、社会舆论，更是大量报道乃至制造了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的消息。《未刊书信稿》中也反映了宣统元年七、八月，二年六、七月有两次“报纸喧传”袁氏出山的热潮[55]。据对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的统计，自袁世凯开缺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期间，关于袁世凯各种活动的报道消息有106条，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条。保荐、敦劝袁出山者有载涛、载洵、奕劻、鹿传霖、那桐、陆润庠、徐世昌、端方、赵尔巽、锡良、李经羲、邹嘉来、梁敦彦、“某枢臣”、“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等。为袁设计的任职，内有资政院协理或院长、内阁协理、弼德院顾问大臣、外务部尚书、军事顾问；外有直督、川督、东三省总督、查勘滇缅边界事务，等等。 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然不免有道听途说、扑风捉影之处，但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当大都有某种根据，而非空穴来风。新闻媒体的消息反映了一个趋向：袁世凯出山的呼声愈来愈高，复出的官职也越来越高，对袁世凯的倚重也越来越迫切。最初，还是各方亲袁枢臣为袁缓颊，请清政府给袁一个效忠清廷的机会，而到宣统三年夏天，已逐渐发展到改变为“劝驾”、“劝令出山”、“亲赴卫辉极力劝驾”，即乞求袁世凯重出，以挽救不可收拾的时局。消息报道说：载沣曾恳请隆裕太后准予起用袁世凯[56]。当外务部尚书邹嘉来在晋见载沣时请起用袁，载沣明白表示：袁世凯“本监国已拟起用”，“将来另有位置”[57]。总之，到辛亥革命前夕，从朝野到皇室，从亲信到政敌，都在营造着一个袁世凯复出的氛围。 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人士的出山呼声，袁世凯也同亲厚议论局势，瞻念前途。例如1910年9月初收到杨度来信后当即复函谓：“昨奉手翰，备荷注存，并代商鄙人出处，语重心长，可谓实获我心”[58]。但他始终以矜持的拒绝来掩盖其急迫的复出心绪。袁的实际言行表明，他仍旧坚持了以不变应万变，欲擒故纵，等待最佳出山时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三、两件考证关于袁世凯彰德养疴，人们经常道及两件事情。其一是论者们大都认为，袁择居彰德，这是他为预谋东山再起的精心谋划与安排。征诸史实，这种说法实乃缺乏根据的臆断。 项城袁氏，是袁甲三四兄弟的母亲率领的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到袁世凯这一代，作为家族维系纽带的老太太去世后，各门自立，但宗法秩序依旧。袁世凯是庶出，而又出嗣于叔父袁保庆。待其嗣父死于任上，袁世凯奉嗣母回里，即未返项城，寓居陈州府城淮阳。此后，自袁世凯从军、使韩至开缺，二、三十年间，他这一门，即完全离开项城了。1902年，已经贵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奉恩赏正一品封典的生母回项城安葬，却遭到了以其二哥袁世敦（嫡传长门）为代表的宗族势力的挫辱，以至袁发誓再也不回项城。所以，袁在书信中一再表示“项城原籍，屋宇无多，不足栖止”，并非饰词。卫辉宅第，即是在此次开缺之前就已预为买下，准备致仕以后的居处[59]。项城袁氏凡有实任官职者，如袁的二哥袁世敦、三哥袁世廉亦分别寓居济南、开封，而不回原籍。豫北卫辉、彰德有铁路南北通达，水路有卫河、彰河上通天津之便，以及较好的人文景观，的确适于居住，袁世凯选定这里做寄寓之地，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袁世凯最后择居彰德，则确有何炳莹以宅第一所相赠的偶然性，而且，在袁决定移居彰德的同时，亦还在着力经营辉县的消夏别墅。这一切均说明，袁择居豫北，同预谋复出并无必然联系。 其二是，袁世凯为谋东山再起，在洹上村架设了电台，以广肆联络。此说来源于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一篇回忆录，而得到了论者认同。袁静雪说：袁世凯在洹上村养寿园家中“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从而能够更迅速地和各方面加强联系”。“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60]。 但是，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所撰写的回忆录与袁静雪的回忆大有不同。袁克文所撰写的《辛丙秘苑》详细记述1912年北京兵变时，他在洹上同在京的袁世凯密电往还的情形。在袁克文的记述中，彰德和洹上这两个地名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袁氏父子往还的电报都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收发的，洹上村只有“司电报者”，即管理电报文件的人员，而没有提及当时通行的直接操作电台的“电报生”、“学生”的名目。期间，曾发生有电报泄密事件，“盖为电局所泄露”[61]。如果洹上村袁世凯的家中有专用电台，则不会发生由电局发电报，以致泄密的严重事件。 袁克文、袁静雪兄妹的记述显然是不同的。袁静雪的回忆录发表于1981年，是半个多世纪后述说她12岁之时的少年记忆。袁克文在袁世凯罢官之前已官居法部员外郎，袁世凯遭遣回籍，他亦“弃官从归”，帮助料理洹上家务。待辛亥袁世凯再起，南下督师，又命他留“守洹上”，主持家政，直到1912年留居洹上的袁氏家属举家迁居天津为止[62]。其时袁克文二十一、二岁，他的《辛丙秘苑》是袁世凯死后“数载”的记述他亲自主理事务之所历经。尽管有人认为《辛丙秘苑》是有意为袁世凯溢美、开脱，但这种细事是没有必要作假的。按常理来说，袁克文的记述较袁静雪的回忆，应该更接近事实。 其次，现今所能见到的关于袁世凯辛亥出山及其前的史料，也不支持袁静雪之说。袁世凯辛亥出山前，所寄出的最紧要文字都是信函，而未见用电报者。例如前文提到的端方到洹上来见袁世凯，袁世凯两日“遣人往车站候驾未遇”[63],最后还是向端方发信函联络。又如袁世凯在决定应诏出山之后，致各方布置军务的信函等等。而他所收发的公私电报，则又全是通过电报局收发的[64]。 此外，须进一步说明者，当时电台的设立是有制度规定的，1903年，清政府明令，电政“改归官办”，无论有线无线，电报均“设官专办。所有各路商电、各省官电均由电政大臣统理”，官员私人府宅是不允许设电台的[65]。遭遣回籍的袁世凯，避祸犹恐不及，无必要做出这种不智之举。而且，即使袁世凯私设一个电报房，也只能打电报给官办电报局，再转给收电人，其直接打给私人的机会几乎是没有的，除非对方也私设一个电台。其实，派人骑马到彰德电报局收发密码电报，或通过火车用信使送信，便捷妥当，袁世凯没有必要设这个授人以口实又不实用的电台。总之，在奉诏出山离开彰德之前，袁世凯有可能在洹上设立过“随军电报”，但在此之前私设电报房的说法，尚须事实证明。 没有私设电台，并不等于袁世凯消极的闭目塞听，相反，袁世凯极其机敏地注视着朝政和时局变化。他的未刊信稿表明，除各方人士提供的信息外，在京供职的袁克定坐镇的锡拉胡同宅第即是他的驻京办事处，京汉铁路火车是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且由北洋旧部随时维持和保证通讯的安全。1911年夏，即有袁克文的信使在顺德（今邢台）火车站被窃，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立疾火速巡缉追回之事[66]。 其时，袁世凯的另一位亲信梁士诒任铁路局长，更为之专备火车以供缓急之用。据说，梁曾对杨土琦说：“项城斥还，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虽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驺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67]？ [1] 参见吴相湘著：《近代史料论丛》（第二集），页283、248分别引述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和英国档案，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0年。 [2] 刘体智：《异辞录》，卷1，页41，中华书局1988年版。 [3] 萧致治记录整理稿：《石泉先生谈张之洞与袁世凯》（2001年1月17日）。石泉先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张之洞的女儿是他的祖母。石泉先生所述系早年亲闻于导师与祖母者。萧致治先生专诚代为访问石泉先生，并整理访问记录，谨此致谢。 [4]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38～39。 [5]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10，页228，商务印书馆民国卅六年再版；又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页137，中华书局1960年版；又萧致治记录整理稿：《石泉先生谈张之洞与袁世凯》。 [6] 刘体智：《异辞录》，卷4，页219、203。 [7] 袁世凯：《致那桐函》、《致荣庆函》、《复那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25～427、441～442、71～73，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 [8]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38～39。 [9] 张一 ：《心太平室集》，卷8，页40，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 [10] 袁世凯：《复言敦源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115。 [11]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38、41页。 [12] 袁世凯：《复袁树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3～4。 [13] 参见袁世凯：《致奕函》、《致载振函》、《致那桐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21、423、129。 [14] 袁世凯：《复张星炳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359～361。袁类似的复信甚多，可以此信为代表。 [15] 参见袁世凯：《复任昆源函》、《复苏斯敬函》、《复陈毓崧函》、《复颜世清函》、《复周天霖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31，（上）页171～172、313，（下）页1465、1535～1536。 [16] 参见袁世凯：《复李兆珍函》、《复雷震春函》、《姜桂题函》、《复程允和函》、《复胡建枢函》、《复周宝琛函》、《复洪恩广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539，（中）页890，（上）页463～464、365～366，（下）页1529，（中）页855。 [17] 袁世凯：《复何昭然函》、《复定成函》、《复严修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8、30、139～141。 [18] 袁克文：《洹上私乘·养寿园志》。 [19] 袁世凯：《复刘燕翼函》、《复吴品珩函》、《复杨春灏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18、42～43，（中）页797～798， [20] 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袁世凯手书《袁氏家塾训言》，又袁世凯侄孙灿若提供家藏袁世凯手书《训家塾诸生》照片。 [21] 袁世凯：《重修百泉祠庙碑记》；谢宣：《募修辉县百泉祠庙记》。碑在河南省辉县百泉。 [22] 袁世凯：《致凌福彭、傅增湘、张镇芳函》、《复凌福彭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89～1390、1455～1456。 [23] 参见袁世凯：《复王廉函》，《复黄景函》、《复孙雄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53、1429、（中）页665～666。 [24] 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附圭塘倡和诗》；程靖宇：《袁世凯及其洹村逸兴》附影印手稿，《大成》杂志（香港）第26期，页20～22。 [25]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45～46。 [26] 参见：《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二年、民国元年条，载周小娟编：《周学熙传记汇编》，页30～35，甘肃文化出版社（兰州）1997年版；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二章四节，及附录周学熙：《呈农工商部筹拟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文》，页31～34；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45～46、48～49、54～55。 [27]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79～80。 [28] 袁世凯：《复严修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949。 [29] 方策等修，裴希度等纂：《民国续安阳县志》卷7，《实业志·工业》。 [30] 参见袁世凯《复邹道沂函》、《复陈昭常函》、《复宝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33～34、61、83等。 [31] 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附圭塘倡和诗》；程靖宇：《袁世凯及其洹村逸兴》附影印手稿，《大成》杂志（香港）第26期，页20～22。袁克定在此处将“远天风雨三春老”误为“连天风雨三春老”。 [32] 袁世凯：《复孙雄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666。 [33] 方策等修，裴希度等纂：《民国续安阳县志》，卷16《人物志·袁世凯传》。 [34] 袁世凯：《复蔡乃煌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118。 [35]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四月条；又参见祁龙威：《张謇辛亥日记（节录）笺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36] 袁世凯：《致端方函》，宣统三年五月初十日，四川省资中县文管所藏。 [37] 袁世凯：《复雷震春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889～890。 [38] 袁世凯：《复陈光远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467。 [39] 袁世凯：《复袁树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992。 [40] 袁世凯：《复凌福彭函》、《复傅增湘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1011，（下）页142。 [41] 袁世凯：《复李清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59。 [42] 袁世凯：《复田文烈函》、《复张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539、1549。 [43] 参见袁世凯：《致盛宣怀函》二通，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4158～4160。 [44] 《要闻·徐协揆亦怀退志》，《大公报》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第4版。 [45] 《要闻·盛侍郎之好消息》，《大公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五日第4版。 [46] 《要闻·唐尚书续假之原因》，《大公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第4版。 [47] 参见《要闻·电调盛侍郎来京之原因》，《大公报》宣统二年七月初六日第4版；《要闻·盛侍郎拟藉端乞退》，《大公报》宣统二年七月廿三日第4版。 [48] 参见袁世凯：《覆唐绍怡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875。 [49] 参见《端方致载泽、盛宣怀电》、《端方致盛宣怀电》，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页158、148。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0]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页4261～4264。 [51]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页4268～4269。 [52]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诗集目录》，页19；卷227《诗集四》，页35。 [53]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四月条；又参见祁龙威：《张謇辛亥日记（节录）笺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54] 刘厚生编著：《张謇传记》页180，上海书店1985年版。 [55] 参见袁世凯《复朱家宝函》、《复张星炳函》、《复张士钰函》、《复商作霖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218、360，（中）页673、685。 [56] 参见《要闻·袁项城起用之阻力》，《大公报》（天津）宣统三年五月廿二日第4版；《要闻·内阁接到袁项城覆电》，《大公报》宣统三年五月廿六日第4版。 [57] 《要闻·邹尚书奏保袁项城》，《大公报》宣统三年二月廿七日第4版。 [58] 袁世凯：《复杨度函》，《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667～669。 [59] 袁世凯：《复吴品珩函》、《复何昭然函》、《复伍廷芳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2、48、64。 [60]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页136、137。 [61] 袁克文：《辛丙秘苑》，《近代史资料》总81期，页149～151。 [62] 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卷5，《自述》。 [63]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页4261～4264。 [64] 参见《张人骏致宝送袁世凯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页38；《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页61～62。 [65] 袁世凯：《开用电政大臣关防折》、《奏报接办电政大概情形折》、《防禁私设无线电报请饬外务部立案折》，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页715、793，（下）页1168，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 袁世凯书赠言敦源墨迹及言敦源题跋识，载王成圣：《北洋首要零简》附影印原件，《中外杂志》（台北），1977年3月号。 [67] 刘体智：《异辞录》，卷4，页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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