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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谓袁世凯“不学有术”，袁本人亦自认是办事的，不是做学问的。但避居彰德之后，却热衷附庸风雅，既应人之请，为他们的诗文集作序、题词，为时人编辑的《四朝史诗》提供诗作并资助其刊刻[23]，又借养寿园落成之际，广集友朋，与人吟诗唱和。有些诗还远寄给在天津的张镇芳、凌福朋、陈夔龙等人索和。仅袁克文编为《圭塘唱和诗》和袁克定保存的手稿《洹村逸兴》[24]者，就有18题22首之多，表现出一副“优游林下”的姿态。 第五，经营实业。袁世凯在开缺回籍之后，除了按当时传统，把他本人在直督任内所兴办的实业，如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视为禁脔，仍由亲信干员周学熙、孙多森等继续主持经营，他人不得插手外，还迅即以在籍绅士的名分，挟其在居官时期的权势与影响，倡导经营实业。袁在直督任内，实业的兴办均由周学熙一手掌管。其时，周已官至臬司，且届丁忧期满起复，自不便继续为袁经营此事。经王祖同推荐，1909年夏，袁请王锡彤出任实业经营的主持人。袁谓王祖同曰：“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并“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之重”。对王锡彤说：“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王锡彤以对袁素所“倾佩”，欣然应招[25]。 在袁世凯避居彰德期间，兴办、投资了若干实业。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兴办之议，始于1908年。时袁世凯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问计于袁，如何防备京城火灾。袁以建自来水对。于是责成袁主办此事。袁又命周学熙主持其事，后由王锡彤等接手经营。成立自来水公司，官督商办，议定集商股300万银元，“三年内由国家保息八厘”，“每年筹拨官款15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300万股额全数收足”。官股则“一文不名”。预计工期三年，实则不足二年即行竣工。除建水厂、水塔等设施外，京城内外敷设大小水管“共长370余里，各街市售水龙头共420余号”。据称施工坚固，“历三十余年而基构未改，轮奂如新”。为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前北京自来水设施的基础[26]。 1911年6月，袁世凯立意积极筹办罗山银洞冲银矿，嘱周学熙与王锡彤商拟办法。并请周学熙专程来彰德“商酌立案章程，呈部文稿”。袁本人还对章程及文稿“细意熨贴，字斟句酌”，最后定稿，命王锡彤以候选郎中领衔呈递农工商部。王锡彤还专程赴省城开封，约集一批著名绅士，议办罗山银矿事，又专访河南劝业道道员商谈。结果甚获成功，“官绅均赞成助力”，并在“矿务研究会开会议办法”。7月底，勘矿师回京，报告“罗山银洞冲银砂化验在百分之一”[27]。此事没有下文，大概是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止。 1910年，袁世凯与严修有筹办豆腐公司之议，由严修草拟章程。11月21日，袁函复严谓：“豆腐公司一节，鄙意集款于华，经业于西，运料自中，制造于外，恐难见利”[28]。此后，两人来往的信函，未见再议此事，或因为意见不同而中止。 袁世凯也在彰德投资实业。当地原有官绅马吉森等兴办的豫新纱厂，因办理失当“歇业”。“宣统元年，袁绍明（即袁乃宽）收买旧股，集新资，再行开工，尚称发达”。[29] 袁世凯避居彰德不足三年，除京师自来水公司外，所经营或投资的实业，成效均不甚大，有的更处在呈报与计议的草创阶段。但足可反映他兴办与投资实业的积极态度。 二、伺机再起韬晦是回乡初期一种以守为攻的消极自保策略。而力谋东山再起，则是凶险过后袁世凯内心中真正目标所在。 袁世凯罢官回籍之初，在回复各方人士慰勉信函中，就明白地流露出忿忿不平之气，告知他们，“只以事变纷乘”，清政府才借口足疾加剧“放归养疴”的，慨叹自己“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30]，埋怨清廷苛待功臣，刻薄寡恩。 1910年春夏，袁世凯更借助邀集各方人士到养寿园游园聚会，吟诗唱和，尽情地抒发胸中的积忿和对时局的感触。袁和王廉的游园诗说：“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表达了一片龙入浅水，虎落平阳的心境。以《病足》为题的两首诗，则直斥了庸夫误国。诗曰：“采药入名山，愧予非健步。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行人跛而登，曾惹齐宫笑。扶病乐观鱼，渔翁莫相诮。”袁世凯以《登楼》为题的诗说：“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明白地表示，他身在窝居，志在高山。袁的表弟张镇芳寄诗来慰问，袁的和诗是：“人生难得到仙洲，咫尺桃园任我求。白首论交思鲍叔，赤松未遇愧留侯。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不”。坦率地表示了对时局的隐忧和强烈地复出欲望。 袁克定为这些唱和诗写有一篇跋语说：“先公家居养疴，莳花种竹，吟咏其间，如谢太傅临安山中有伯夷不远之慨。诗中‘连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之句，已成诗谶”。“先公仕清在宰辅，但知翼戴二圣，震摄八方，遑有东山寄兴之暇。洹上杂咏，可作中华民国虞歌观，亦可做中华民国纬文观”[31]。知父莫若子，这是袁克定所理解的乃父心声。袁世凯自己也曾坦承，其诗文多有“伤时”之处。[32] 诗言志，袁世凯的诗和文章，是在宣告世人：他袁某健壮如昨，雄心不老，芟夷扰攘，收拾局势，舍我其谁。 为着实现复出这个总目标，袁世凯充分利用并发挥了他在朝野、文武心目中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多方呼应，倾注世事。在大量的信函往还之同时，还有各方许多人士亲来洹上（起初是卫辉住所）会晤袁世凯。据《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提及者（加上其他资料来源提供的几位人士）的不完全统计，前来晤袁的人至少在60位以上。其中有，部院大臣唐绍仪、端方、严修等及其以下的京官，有封疆大吏如袁树勋、周馥、何彦等以及各级地方官员，有王士珍、倪嗣冲、言敦源、段芝贵等及其以下的一大批北洋旧部，有社会政要、闻人如张謇、李时灿等，也有日、法等外国人士。民国《安阳县志》说，“谑者谓，袁之隐居，实盛于苏秦之盟诸侯”[33]。 通过信函往还以及踵门来访者的晤谈，袁世凯同盛宣怀、端方，同直督陈夔龙、鲁抚袁树勋（后粤督）、孙宝琦、豫抚宝、江督张人骏、皖抚朱家宝、赣抚冯汝癸、浙抚增韫、吉抚陈昭常、新疆巡抚何彦等，同立宪派首领张謇，还有许多藩、臬司，提法、提学使，司、道、州、县官员们议论国家、各省、各地的时政，多所赞画，乃至出谋献策（如对增韫），调停矛盾（如对陈启泰与蔡乃煌）。袁复蔡乃煌函谓：“忱伯帅与执事素称相得，此次因厘款事，小有意见，自是误入他人离间之言，断非本意，仍宜和衷共济，勿存芥蒂，庶于大局有裨[34]”。袁世凯对到访的张謇极表赞同他治淮主张，一席夜谈，令张氏对袁世凯消除恶感，从内心佩服[35]。袁世凯赞同并积极支持盛宣怀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以及端方出任督办川汉铁路。在端方受命之初，袁就为之出谋划策：“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似先驻汉阳，分投委员查勘，步步为营”[36]。倘若端方能够善体这个忠告，也或许不至落到后来暴尸川东的惨剧。 在武人方面，袁同长江及江北以至东北的新军统领张绍曾等各提镇多有信函往还。至于直隶的提镇以及北洋旧部的书信往还，来彰拜侯，更是频繁如同家人。袁世凯对他们的关注亦如家长之对子侄。对他们的升迁去就，慰勉有加，对他们之间的矛盾，都晓以同袍大义，悉心排解。例如王士珍与雷震春不睦，袁复雷震春函谓：“所示江北截旷一节，执事与聘卿，交谊本非恒泛，此届斟酌办理，具徵笃念同袍，情极周挚，自可和平了结，曷胜钦服”[37]。吴凤岭与陈光远有过节，袁复陈光远函曰：“执事与秀山，知交有年，仍望和衷共济，庶以补救时艰[38]。 袁世凯同时极其敏锐地注视着全国时局的变化。袁世凯函复致仕的袁树勋，表达对时局的深切隐忧。他说：“方今时事扰攘，人言咙杂，直无从说起。仔肩暂卸，藉以养神，未始非幸事。惟环顾当途，人才日形消乏，不能不切隐忧耳”[39]。1910年天津学潮，请愿召开国会，袁世凯复函直隶当局，极力表示赞成扑灭措施[40]。1911年革命党人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袁即表示赞赏当局镇压得力，他说：“幸赖诸君先事戒备，免致燎原。大局攸关，良非浅鲜”[41]。随后，川路风潮兴起，袁世凯如坐针毡。接着，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授袁鄂督，前往剿平。就在袁世凯父子同僚们仍在商议是否应该出山举棋未定之际，袁世凯便复函田文烈、张勋说：“川事未靖，鄂变方兴，怅望西南，杞忧奚急”，“川鄂变故迭生，杞忧何急”[42]，坦露了他对时局的高度关心。 在联络当道的同时，袁世凯还着意于修复了同政敌盛宣怀的关系。盛袁曾是一对政治密友，结为盟兄弟 [43]。袁世凯督直以后，攘夺了盛宣怀所控制的铁路、电报、招商诸多特权，亲厚有年的结盟兄弟于此而反目成仇，势如水火。待宣统之世，载沣柄政，载泽用事，盛宣怀则以同载泽的亲密关系而获得了信用。袁世凯主动与盛宣怀修好，既可避免盛氏势力障碍袁的复出，又可借助载泽的好感而化解皇室对他的某些疑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