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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对日单独媾和的阴谋》，首先严厉批驳了美国政府在致苏联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关于对日和约的荒唐原则，并指出：“我们坚持主张签订全面的对日和约，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所规定的‘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的阴谋。我们完全拥护苏联给美国政府的备忘录所坚持的原则立场……没有中苏两国参加的和约就是完全非法的和约！”[9]社论披露了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协商的过程，并强调了中苏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一致立场。 12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要点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第二，中国政府力求在短期内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获得民主与和平。第三，对日和约的主要基础应是《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性文件。第四，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归属，关于萨哈林岛南部与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第五，外国占领军应从日本撤退，不得重新武装日本等等。[4]（pp.58～61）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阐述有关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从内容上看，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一贯立场和原则，而且也反映了与苏联政府一致的立场。 12月28日，美国对苏联11月20日的备忘录作了答复，全面否定了苏联提出的要求。[7]（pp.64～66）苏联同样把这份答复转给了中国政府。[10]由于此时朝鲜战场的局势尚不明朗，寄希望于用战场上的胜利来迫使美国屈服的苏联并没有马上发表意见。1951年初，朝鲜战局的形势出现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据了优势，美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3月30日，美国将制定的对日和约草案交给了苏联政府。之后，苏联政府立即着手研究对策，在拟定了对美国备忘录的答复后，向中国方面作了通报并征求意见。5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中国方面转交了斯大林致毛泽东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密电。电文概述了苏联对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答复的内容，阐明了苏联对对日媾和问题的基本立场。其主要内容有：准备对日和约草案，不应由美国政府单独进行，而应由中、苏、美、英等国共同进行准备，并吸收所有对日参战国一起参与；对日和约应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雅尔塔协定》的基础上制定，并以日本应当成为和平民主的独立国家，限制日本武装力量使之不得超过自卫的要求，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对日本和平经济事业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等作为指导原则。毛泽东在当天深夜12时致斯大林的复电中表示：“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对美国政府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11] 5月7日，苏联向美国转交了反映中苏两国共同观点和立场的《苏联政府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4]（p.229）5月19日，美国在答复苏联的备忘录中否定了苏联的意见和要求。在收到这份备忘录后，苏联再次同中国交换了意见。5月22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罗申转交了一份照会，重申了1950年12月中国政府声明所阐述的立场，认为“苏联政府的意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意见完全符和”。照会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政府关于在1951年6月或7月召开美、中、英、苏四国外长会议，着手筹备对日和约并应顾及所有曾以武力参加对日作战的各国代表参与制定对日和约的筹备工作的建议。[4]（pp.62～68）5月24日，苏联全文发表了这份意见书。[12]6月10日，苏联政府再次向美国发出照会，照会指出，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打算缔约后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这将会破坏远东的和平事业。照会重申：苏联政府完全确认它在5月7日的提出的建议，必须于1951年7月或8月召开曾以军队参加对日作战的一切国家的代表的和会。[4]（pp.235～245） 虽然苏联的照会措辞强硬，但美国对于单独媾和早就主意已定。7月6日，美国国务院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新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与3月30日的对日和约草案相比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既没有规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没有规定让台湾当局签订和约；关于领土问题，只是说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和要求，只字未提把这些领土交给苏联。总体来说，这份条约草案严重损害了苏联和中国的利益。还未等苏联做出反应，7月20日，美英大使又向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其中还包括一封邀请苏联政府出席1951年9月4日召开的旧金山和会的邀请信。照会要求苏联政府提出意见，但同时通知说，不管这些意见如何，最终文本将于8月13日公布。美国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逼迫苏联同意对日和约草案并参加和会。如果苏联拒绝参会，恰好符合美国实施单独对日媾和的企图。这种情况无疑使苏联左右为难，经反复讨论和权衡，8月1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专门决议，决定参加旧金山和会，同时批评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别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参加会议，争取通过这些修改意见，否则将拒绝签署条约。[13]8月12日，苏联向中国通报了这一立场。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对日和约草案是完全破坏国际协定，损害对日盟国利益，敌视中苏两国，威胁亚洲人民，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并不利于日本人民的”。因此，“这个和约草案是中国人民及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14]周恩来的声明不仅在国际社会上对美国进行了谴责，同时也表明中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对苏联在旧金山和会上与美国的斗争进行了强有力的声援。 1951年9月4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开幕。按照事先的指示，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在会上要求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并对美英草案进行修正。[4]（pp.247～266）但是，美国代表艾奇逊以不符合会议议程为由，阻止了对苏联提议的讨论。9月8日，当48个国家在对日和约上签字时，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宣布拒签。对于这一结果，中国政府是有所预料和准备的。9月18日，周恩来再次声明：“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约”，并重申：“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4]（pp.87～89） 主张全面对日媾和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不承认中国政府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代表权，致使中国无法参加远东委员会的工作和有关媾和的外交谈判，所以，在媾和问题上基本上是由苏联直接与美国交涉。在中苏同盟的大背景下，苏联一直与美国进行正面斗争，最大可能地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和苏联保持着紧密联系与合作，从而有力地配合了苏联与美国的较量，同时也保证了中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一贯政策和立场。 三、中苏发表《关于对日关系的联合宣言》，力图恢复苏日、中日关系《旧金山对日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签订以后，使原本就已紧张的中日关系趋于恶化。在美国一手策划和施压下，1952年4月28日，日本吉田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日台和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吉田政府的仇华行径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5月5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绝对不能承认所谓的对日和约，坚决反对日本吉田政府同台湾国民党缔结所谓的和平条约。”[15]（p.237）《日台条约》的签订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实际上关闭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此后，中国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同样，由于苏联拒绝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上签字，苏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未结束。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支持日本人民的民主斗争、建立和平的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成为中苏两国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虽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但由于没有加入联合国，在国际社会缺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地位。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希望提高其国际地位。1952年6月，日本政府首次向联合国递交了申请书，9月，在安理会讨论时，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苏联使用否决权使日本的愿望落空。之后，联合国又接连两次审议日本加入联合国问题，均被苏联否决。这样，调整日苏关系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朝鲜停战以后，日本经济转向萧条，日本各界、各阶层强烈反对吉田政府的对美政策，要求开展日苏、日中贸易以克服经济上的困境。1954年以后，日本国内广大民众要求恢复日苏、日中贸易、实现日苏、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愈来愈高。日本各行各业的一些团体公开发表声明，表达同苏联和中国复交的愿望。吉田执政后期，就连日本政界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对其过分亲美的外交政策也表示不满，并在财界的支持下掀起反吉田、建立保守新党的运动。1954年底，吉田茂宣布辞职，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就任新一届内阁首相。 鸠山上任以后开始着手调整日本对外关系，主张恢复日苏、日中邦交。在竞选中，他就曾表示，应该采取步骤结束同中苏两国的战争状态，作为恢复关系的第一步。[15]在12月10日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鸠山又明确指出：“与苏联、中共也可以进行贸易”，“我认为自由主义国家把苏联、中共当做敌人，不进行交往的贸易，倒会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互相间和睦相处、努力维持和平、大力开展贸易为好”。[16]11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发表声明，表示日本愿意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恢复同苏联和中国的正常关系，并指出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日本愿意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