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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雁，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当下，女权主义（或称女性主义，英文对应词均为feminism）和社会性别（或称性别、性/别，英文对应词均为gender）理论日益卷入中国学术话语，学者们日渐运用自如，却少有人检视这些概念、名词是何时、如何被译介入中文的，在百余年的话语流转进程中是否经历过变迁，这些变迁背后隐藏着什么？①更少有人将女权主义和其他的全球性的思想与变革的进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交织在一起，将其视作“一个全球历程”，一个“充满了跨地域和地域中观念的流转以及实践的变迁”历程。②今天，当我们展开针对中国女权主义本身发展历史的研究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全球性话语流转的背景--这种流转并不是单向从西向东的，往往是多向交叉的；更没有看到它在中国或被接受、或受排斥、抑或被中国化的历史。 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唯成果很少，已有的定论也多需推敲，这些“定论”包括：中文的“女权”和“女权主义”均译自日文；③1949年以前“feminism”被译为女权主义，其含义是正面的、积极的。在1949年以后，“女权主义”被妖魔化等等。④本文希望通过对近代以来多本字典、辞典，《妇女杂志》、《人民日报》等报纸杂志，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译作、论著的梳理，对女权主义术语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流转展开更具体的检视，进而探索围绕这些术语变化的社会变迁的痕迹。 一、矛盾的翻译：妇女主义与女权主义（一）女权：译自何处 “女权”与“女权主义”均系外来概念。一般认为，中文“女权”一词译自日文，是中国人学习日本的产物。日本学者须藤瑞代通过对《清议报》等晚清报纸和7种11个版本的中国辞典的梳理，将“女权”一词的最早出现锁定于《清议报》第38号（1900年3月11日）上登载的《男女交际论》，此文译自福泽谕吉的言论。⑤夏晓虹教授则认为1900年6月《清议报》翻译、刊载的日本人石川半山的《论女权渐盛》一文，是中国出版物中最早提到“女权”的例证。⑥ 须藤将夏晓虹的考证向前推进了三个月，不过她们两位对中文“女权”一词源自日文此点是一致同意的。但是，我们审视同时期译自英文的文章，也不难发现“女权”的踪迹。比如，在1899年，林乐知已在《万国公报》上多次讲到“男女平权”。⑦而国人自撰文章中，在1901年也已出现“女权”一词。⑧在译著中，被称为在“中国近代翻译、出版之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⑨的马君武，就在《斯宾塞女权篇》中使用了“女权”一词，不过该词译自英文“The Rights of Women”，与“feminism”无关。⑩笔者认为，须藤和夏晓虹的追溯只能说明，“女”和“权”两字在中文公开出版物的首次连用，与当时报纸对日本思潮的介绍有关；但并不能由此断言，中文的“女权”概念单纯源自日文。（11） 从林乐知的《万国公报》，从马君武的翻译，再从《清议报》和《京话报》讲“女权”，我们可以看到，“女权”概念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源头是多源而非单一的，与其简单地为“女权”概念定论究竟是“西来”还是“东进”，倒不如将其视作一个东西交叉传播，翻译与再翻译的进程。《京话报》里《泰西妇女近世史》一文就称倭女写“保女权书”，而这本书在1802年的时候就被一位叫罗苏的法国人读到，这篇文章勾勒了一个19世纪早期女权思想从东向西流动的场景。（12）所以，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倒是，像“女权”这样的概念，在这一时段进入国人的视野，是国人与外人（东洋人与西洋人）共同参与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结果。（13） （二）茅盾：矛盾的翻译 无论是须藤还是夏晓虹，在对“女权”概念进入中文的进程展开研究时，实际上都只是停留在追溯“女权”这一单词确切出现和使用的时间上，但实际上“女权”这个词在近代中国被不断言说，其含义却可能因言说者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既然含义不同、立场各异的女性解放诉求可能被归于同一个“女权”词语之下，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可能也存在不同的词汇代表着相同或相近的女性解放的意义。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考证“女权”词汇确切出现的时间节点，实际上是将近代中国女权概念的研究范围简单窄化。所以本文选择“女权主义术语”而非简单“女权”一词为研究对象，期望对女权概念在中国的翻译与流转过程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 首先是“女权主义”一词。相比“女权”，“女权主义”被译介入中国要迟得多。在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中虽收有“feminism”条目，但释义是“The quality of female sex，女流之性质”，跟“女权主义”风马牛不相及。（14） “feminism”一词是19世纪80年代首先在法国发明的，将法语中表示女人的词“femme”和“ism”连接在一起。近代以来，“feminism”多指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概括社会性别平等理论和男女平权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得以流行”的理论。（15）《英华大辞典》的主编颜惠庆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受美式教育，1895-1900年间在美留学，是在弗吉尼亚大学获文学士的第一位中国人。由他主编的辞典对于“feminism”一词的认识，多少能够反映出在20世纪初，受西方--尤其美国--影响最甚的中国留学生们对于女权主义是隔膜的，应该说，这一时期“feminism”也并未在美国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知识界对于“女权主义”理论的大力译介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对“女权理论”或“对妇女（妇人）问题”的讨论，是《新青年》、《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妇女杂志》和《新妇女》等新潮杂志的重要议题。鲍晓兰从《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出发，得出“在我国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虽然已有人意识到西方妇女运动中的不同流派，撰文探讨各种译法，但是仍有不少人将其译为‘女权主义’介绍于大众”的结论。（16）实际上，《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一书并没有关于“feminism”一词具体译法的探讨，其中所收沈雁冰（茅盾）的文章将“feminism”译为女子主义，“suffrage”译为女权主义，并特别指出他们“不是同一个东西，他们俩的主张很是相反。……女权主义者目的在改革法律，女子主义者目的便要改革陋俗”。指称女权主义是中产阶级的，女子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两者完全不相容。并声讨“可怜现在国内某某两种专以妇女题名的杂志”对于此两者的区分、对立却是一派糊涂。（17） 沈雁冰和他的胞弟沈泽民都是上世纪20年代《妇女杂志》的主要撰稿人，熟稔西方女权理论。他以“雁冰”、“珮韦”和“四珍”等颇为女性化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女权理论的译作，在他的笔下关注到的西方女权运动不仅有美国的，还有欧洲的，有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这样的民权、女权斗士，也有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她的女儿们投身的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18）不过在当时，沈氏兄弟并没有把“feminism”译成“女权主义”，而是译成“女子主义”和“妇女主义”，称女子主义是“那个应用到妇女一方面的民主主义的自由底进程”。（19）而“第一个清楚的妇女主义（Feminism）底（的）音调却在巴朗荷尔白克（Baron Holbach）一千七百七十三年所著的社会制度（Systeme Social）一书发出。”（20） 1920年春，沈雁冰和沈泽民联袂翻译了美国女权主义者海尔夫人（Beatrice Forbes-Robertson Hale）的What Women Want一书的第一部分，译文在《妇女杂志》上连续两期刊载，题名为《女子的觉悟》。在前后连载的两期译文中，他们将feminism分别译成了“女子主义”和“妇女主义”，这种前后矛盾的译法似乎透露出：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于“feminism”的翻译和认识远未统一，即便在研究、翻译西方学术的新知识分子中“feminism”的概念也是动荡、变化的，有些理解与转译甚至是对原文的误读。 （三）女权主义：进入主流话语 “女子主义”或者“女权主义”这样的话语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屡见于各类先锋杂志，以致有人惊叹已经到了一个“女权高涨的时代”，“提高女权的呼声可谓充塞了宇宙”。（21）但“女权主义”一词却迟迟未能进入中文的主流话语体系。迟至1932年，当年出版的《辞源》仍未收录“女权主义”（或女子主义）。次年，由光明书局出版、李鼎声主编的《现代语辞典》才明确收录了“feminism”这一条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