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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主义的出现与来自台湾地区的影响 当下中国，“feminism”一词被译成“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同时并行，以至于圈外人往往误读“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主义”。就连1995年出版的《中国妇女大百科全书》也匪夷所思地将“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分成两个词条，“女权主义”被释为“男女平权主义”，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为基础，要求结束妇女从属地位，主张男女两性平等，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主要理论基础。而女性主义则是“西方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流行的妇女运动理论和基本妇女观”。（44）百科全书在词条选定、释义上出现的偏差，恰能反映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学术思潮涌入中国，百花齐放的局面之下掩藏不住的囫囵吞枣与歪曲误读。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feminism”被译成“女性主义”，或说“女性主义”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使用迟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率先使用“女性主义”一词的著作当属1987年出版的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一书，（45）研究性论文中出现“女性主义”一词可追溯至1978年。（46）1986年《一股极为盛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文被认为是国内首次介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论文，拓展了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47）1988年9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等机构发起主办了女权主义文学及电影研讨会，就女权主义批评对象的再界定、文学与电影中女权主义研究的比较、女权主义批评在中国等问题展开讨论。（48）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谢玉娥主编的《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该书以资料集的形式集中收录了一批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的论文。（49）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正是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争先恐后涌入中国的年代，1949年以后中国在全球女权主义传播链中被切断的联系，也在这个时段得以重新衔续。2003年，杜芳琴在总结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时，也将兴起的时间上溯自1987年（50）--这一年，大致可以被看做国门再次打开之后，女权主义思潮和妇女研究在中国重新萌芽的标志性年份。 “女性主义”一词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使用尚处于西方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介绍阶段；（51）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文学评论领域涌现了大量研究、介绍“女性主义”理论的论文与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研究深受中国台湾学术的影响--恰逢海峡两岸在冰封三十多年之后恢复民间交流。1986年，吕秀莲在台湾出版了《新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在进入台湾学术话语主流之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52）《台湾研究集刊》等研究台湾问题的期刊几乎同时大力介绍台湾在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学批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女性主义”思潮在大陆的发展起到了颇为重要的推动作用。（53）无独有偶，《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女性主义”一词也与台湾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更可验证台湾学界对于大陆“女性主义”思潮的出现、“女性主义”一词的翻译、使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54）由于台湾学界将“feminism”译作“女性主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一词在大陆的逐渐流行受到了海峡对岸翻译习惯的影响。 （三）“女性”翻译的由来：女性特质/男性特质 1999年，张首映在修订、重版《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一书时，加入了“女性主义”一章，认为女权主义一词来自日文，西方人称女性主义（不知有何依据）。日文翻译成女权主义后，不仅忽略了占主要部分的女性主义批评，而且成了那些有性别歧视的人的笑柄或谈资。（55）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文学界绝非一家之言，陈惇等在《比较文学》一书中也给予充分认同，并进而论证“feminism”以前是被译成“女权主义”的，但“当代西方妇女运动已经超越了争取男女平权的阶段，转向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换句话说，在整个审视批评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色彩得到强化，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这样的角度看，用‘女性主义’来取代以前‘女权主义’的译法是合乎时宜的”。（56） 从上述两书的逻辑来看，“女性主义”这个词语似乎是对“女权主义”偏颇定义的修正，鲍晓兰也曾认为“女权主义反映不出feminism一词的丰富内涵。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绝非是一场简单的女性向男性争取权利的斗争”。（57）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与“妇女”一词不同，（58）“女性”一词在近代以前的汉语中并不使用。作为舶来品，它是伴随着大量西方性学著作被译介入中国，尤由新文化运动时期作家写作而推广、普及。分别于1908年和1916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和《官话》（59）两部英汉字典中，现在广为使用、被认为比“妇女”一词更科学的“女性”一词均未出现。“男性”、“女性”用语开始在中文发端可以追溯自1930年出版的《英汉模范字典》（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上世纪30年代以后“男性的”和“女性的”这样的词语才逐渐成为英汉字典释义的基本词汇。（60） “女性”这一词汇进入汉语之初被国人当做进步的西方人文主义概念而被接受，它强调应将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但同时也被当做进步思想接受的还有“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男人和女人彼此本质上不同，但却是相互平等的观点。从此以后，“女性”一词背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中文语境中再未被置疑过，“女性”作为男性的“天然”对立物被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接受，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科学和人文的意义上均是正确的。（61）这一点在“女性”、“男性”这类由西方近代性别话语移植入中国文化的概念，变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当下，在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议将“三八妇女节”更名为“三八女人（性）节”时（62），在“女性主义”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修正时，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只有更加历史地、更加全球化地看待这些女权主义术语的产生与制造的过程--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话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权力运作的场所。 三、结语：矛盾的立场有学者认为，近30年来，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对女权主义标签的回应常常处于矛盾的立场（ambivalence）。（63）“目前在中国，在一些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小圈子之外，女权主义是个颇有嘲弄意味的字眼。而另一个翻译，‘女性主义’（女性的，或者是女性化的特色）则看上去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但是“女性”这个字眼，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说别有意味，“因为它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推崇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所以，这样的翻译实际上是强化了社会性别的区分。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说，这样的立场不是女权主义的，但对中国的很多自我认同为‘女性主义者’的学者来说，这个翻译是‘软化了的女权主义’，所以更容易被接受”。（64）更有学者危言耸听：“种种罪名之下，已鲜有女性学者、女作家或女性问题关怀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确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65）姑且不论这种论断是否以偏概全，但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能够解释“gender”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中文语境后，被极快、极广地吸收和使用的原因--上至全国妇联，下到穷乡僻壤。 本文对“feminism”一词由妇女主义、弗弥捏士姆、女权主义，再到女性主义的翻译过程的追根究底，实际只为寻找在这百余年的话语流转过程中，“女权主义”的概念是如何借由翻译进入中文，如何合法化，如何被边缘化，到当代又如何遭“修正”的历史。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所使用的“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概念在本文中同样合用，“女权”进而“女权主义”的话语在近代中国由“矛盾的翻译”到“矛盾的立场”的流变过程，“既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统不证自明的逻辑”。以“女性”和“女性主义”为例，现代汉语中很多已被视为不言而喻的概念，实际上都是在19世纪以后，在汉语、现代日语以及欧洲语言的相互影响下--当然这种相互影响的力度可能是因不同的向度、不同的时间，再建构起来的。（66）对这一建构过程展开历史的分析，希望对当下的中国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摆脱“矛盾的立场”能够有所助益。 关注话语研究的后结构主义学者不断提醒我们，语言绝不是人们想用时就可以拿起，不用时就可以弃置一旁的工具。我们不仅支配语言，语言也在支配我们。但是话语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如何厘清“话语”和“说话者”之间的互动，尤其像“妇女”这样的群体，往往是历史文本中“不说话的”或者“少说话的”、“说了也不被听到”的群体。本文的研究在“翻译”与“立场”的对话中，其实是不对等的，“翻译”主要是男性精英的话语，而“立场”则是女性学者们的尴尬--这不对等的对话，也显现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实践，至少阶段性存在过的男性指导、女性实践的格局。 近年来“概念史”或“观念史”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方兴未艾，但是“性别”向度在其中的显现却非常有限，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67）和须藤瑞代的《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是并不多见的尝试，更多的则是像金观涛、刘青峰对现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的“观念史研究”那样，洋洋七十万字中对“妇女”或者“性别”这样的概念、范畴不置一喙。因此，要对近代以来中国与“女权主义”相关的，进而与“妇女问题”相关的话语都作更加具体、微观、深入的历史分析，对推进中国妇女史研究会有重要意义。这同时也需要更多学者更大的关注，它既要求个体的研究者在中学与西学功底上的进一步积累，对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思想流动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与把握，也亟须中国史学界在相应的研究中能产生群体性的呼应与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