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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矛盾的翻译到矛盾的立场:女权主义术语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流转(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陈 雁 参加讨论

    

Feminism(E);Feminisme(F);Feminismus(G)(社)音译弗弥捏士姆。要求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与男子享受同等机会;即要使妇女从男子的压迫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一种自由主义。(22)这一释义与《英华大辞典》相比已经大有进步,能看出编者对西方女权运动的基本理念有所了解,但此时此地英文的“feminism”并未与中文的“女权主义”相对应,而是音译为“弗弥捏士姆”,这一音译与“女子主义”、“妇女主义”等多种译称混见于当时的报刊。(23)用音译词来表达西方思想理念的方法早在明末就已出现,傅兰雅在1885年就将“economy”译为“伊哥挪谜”。(24)但是中文与西方语言的差异,使得大量的音译词始终无法顺利被国人接受,“弗弥捏士姆”亦是如此。
    与20年代不同,这一时期先锋的妇女杂志的编者们对于“女权主义”的理解已经相当到位,比如女子书店出版的《女子月刊》的一篇“编者按”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编者们的女权主义立场:
    这《女子月刊》并不是创办人私有的“同人杂志”,乃是读者大家公有的杂志。我们没有主义,若有则除非是女权主义(Feminism)。(25)到1937年,在张鹏云主编的《最近汉英大辞典》中,“feminism”被明确无误地译为“女权主义”。(26)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不仅收有“feminism”,还收录了“feminist”,前词译为“女流之特性,男女平权论,男女平权主义,女权主义”;后词译为“男女平权论者,男女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27)当时,与“女权主义”同时流行的,还有以往研究罕见提及的“女性中心说”一词,其在多本辞典中都与“女权主义”同时被收录。“女性中心说”,也是译自美国的女权理论,高希圣曾撰有长文介绍瓦特(Ward)的“女性中心说”,细述了“人类中女性的优胜”、“从女性分离出来的男性”等点,都是属于非常“女权主义”的观点。下表所列四本辞典,无论对“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中心说”的解释都能看到进步论(progressive)的明显烙印,因此白露将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妇女运动归为“全球进步论女权主义”的组成部分。“进步论女权主义”主张:只要能给予女性选择配偶的自由,让她们在生育的过程中找到最适合她们的另一半,就将加速人类社会彻底变革的进程。(28)这一女权主张与近代中国男性精英将“国家积弱”归咎于中国女性愚弱、不生利,提倡“欲救国,先保种”的进步论观点是相当契合的。
    (四)女权主义:全球化与进步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妇女杂志》曾经发表过不少译作,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或与女权主义相关的理论,其中包括玛格丽特·山格(Margaret Sanger)、海芙洛克·艾丽斯(Havelock Ellis)、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爱伦·凯(Ellen Key)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不少同时代在西方流行的著作、观点被译介成中文出版,中国也成了女权主义理论国际化进程的一环。正如巴黎的时装、好莱坞的大片能在当时的时尚之都上海几乎同步流行一样;女权主义作为流行的理论,被进步论、妇女问题的大讨论、对男女不平等社会现实的批判所裹挟,迅速地在中国的进步男女中流行。因此,白露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被译介、被引入、流行并理论化,并非独特现象,而是女权主义世界化的一环,在日本、挪威、丹麦、印度、新西兰、美国、法国和英国都是如此。“虽然,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在欧洲人的眼里无疑是模糊的,但他们都参与了进步论女权主义这一国际化的进程。”(29)
    而江勇振教授对1915-1925年间《妇女杂志》的研究在肯定白露“全球进步论女权主义”观点的同时,更进一步指明,女权主义话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很多男性精英主张废缠足、兴女学,要求培养“国民之母”、“女国民”;但是受现代科学、优生学等影响,强调男女平等的诉求,则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另一条重要取径--女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0)对于男性和女性在中国近代女权运动中的侧重点不同这一点,田汉在1921年时就已经指出过,“妇人运动几乎可以分出男子的和女子的二种:男子的妇人运动便是‘妇人尊重’问题;女子的‘妇人运动’便是‘妇人自觉’问题。”(31)
    而近代以来中国妇女对于女权理论的翻译、推介亦是流派纷呈。与沈雁冰、沈泽民兄弟等男性译者、作者取径不同,以胡彬夏为代表的《妇女杂志》的女编者、女撰稿人,多提倡女性的科学发展。而同样在上海,像沈兹九、罗琼这样的左翼人士,不仅推崇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更是早就着力译介、出版苏联的妇女问题论著,从而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提出批判”。1937年出版的柯仑泰的《新妇女论》,在译者沈兹九的眼里已经超越倍倍尔,“看到新妇女们勇敢地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成功的史迹”。(32)
    据金观涛、刘青峰牵头建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统计,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译介入汉语,均与梁启超有着密切关系,时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几年。梁启超1899年在《自由书》中提到“帝国主义”;1901年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到“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1903年在译作《佳人奇遇》中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时称是“后世共产主义的权舆”。(33)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有不少关于妇女问题的文字发表,从《诫缠足会叙》到《论女学》、《禁早婚》等达十余篇,在近代中国“女权”概念的流转、“妇女”成为“问题”的过程中,梁任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梁启超这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女权主义全球化进程一环的中国,女权理论与思潮的译介、流转不仅是多源头、多线索、多场景的,而且与近代以来其他的全球思潮与进程--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交织在一起,互为作用。
    二、修正的翻译: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一)标签化的女权主义:资产阶级的、西方的
    从上节的分析不难看出,在1949年以前,“女权”、“女权主义(feminism)”和“女权主义者(feminist)”等词汇已悄然进入中文主流,取径多源,褒贬不一。但是,中国的女权主义作为世界女权主义一环的进程,随着革命的胜利,尤其是冷战的爆发而被打断,却是学界的共识。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权主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贬义词。在共产党的文献中,‘女权主义’一词总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语,并且经常与‘西方的’这个限定词一起出现。将女权主义从官方话语中驱逐出去不仅从公众头脑中抹去了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并且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妇女解放者的论调。”(34)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并非从最初就排斥、贬低女权主义,像沈泽民这样的中国早期女权主义理论重要的译者,同时也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鄂豫皖边区的创立者;而向警予、邓颖超等中共历史上最杰出的妇女革命家,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从这点来看,似乎可以印证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在她书中所指出的:在上世纪20年代--中共创立早期,女权主义的理论在党内并非受到排斥,而是被成功地纳入了中国革命的体制内。(35)这一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继承是通过将“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话语推到讨论的中心位置,逐渐巧妙地以党的话语替代“女权”主张。但是“女权”和“女权主义”(或者“妇女主义”)被贴上“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标签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创,而是深受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的影响。(36)以蔡特金、倍倍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女性领导者们将她们的解放议程定义为“社会主义”,而轻蔑地斥其他妇女团体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抨击“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总是忘记,在资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阶级对立。妇女不是要为扩大所谓的女权,而是为限制剥削的自由而斗争。”(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妇女运动家们、妇女工作者们无法公开宣传、推行女权主义的理念,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女权事业仍以妇联为大本营,通过与政府各级组织、各种部门的博弈,践行着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的道路。(38)但这种女权主义,不仅与1949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女权主义实践基本断裂,也与当时女权主义国际化进程脱节,跟当代中国女权主义话语与学术的联系也并不紧密--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话语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
    借助《人民日报》电子数据库,我们可以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话语在中国主流媒体的复萌作一简单梳理。1985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旅美女作家於梨华的《美国来的信》,这是该报第一次将女权主义与“斗争性强”、“雄赳赳气昂昂”这样的褒义词联系在一起,(39)但是,被革命打断的“女权主义”历史并没有在80年代中期马上得到接续。王任重在1990年纪念三八妇女节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仍然称“中国妇女是把争取自身解放同参与社会变革紧紧结合在一起,在投身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去实现自己的解放,这是一条同西方女权主义者不同的道路,是被实践证明完全成功的道路。”(40)在这之后五年,仍有学者公开宣称“受到国外女权主义的影响”新一代中国女性充满了问题,“又想做女人又不屑于做女人,不愿意生孩子,甚至不愿意结婚,而宁愿选择同居。她们对女性的话题最敏感,但不少人的自我人格很矛盾”。(41)
    

如果说1979年版的《辞海》连“女青年会”、“女仙外史”这样“女”字头的词条都有收录,却没有“女权主义”的踪影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1986年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42)也不见“女权主义”的条目,就将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女权主义学术在西方学界的极大繁荣与在中国学界的蓬勃兴起的视若无睹表露无遗。所幸1998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出现了“女权运动”的词条,其对应的英文也明确无误地标为“feminist movement”。(4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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